艾卫卫朝鲜王朝中后期官私史学日益发达，朝鲜社会涌现出许多本土自撰的中国通史著述，包括独立 的中国通史著述和一部分中韩历史合编书 。这些著述有较为明确的教育功能，以儿童训蒙、科举用书类普 及性读物居多 。其编纂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纲目体、人物传记，以及中国历史年表、图表等；在史料上主要 取资于历代正史和东传朝鲜的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特别是后者成为朝鲜中国通史著述的重要史料来源；在著史理念上强调《春秋》华夷观和褒贬精神 。这些著述在朝鲜社会的利用和传播，促进了时人对中国历史 文化的了解，推动了官方性理学正统观与道德观向社会各阶层的渗透 。进入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韩 国本土民族意识的强化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这类著述被其本国史所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

　　众多周知，朝鲜半岛古代史学深受中国史学之影响，而事实上，中国不仅是学习的对象，也成为书写的对象 。特别在朝鲜王朝时期，伴随史学事业的日渐成熟与多样化，朝鲜社会在编纂本国史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中国史相关撰述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时代的史家除了在断代史方面特重宋、明两朝外，他们同样十分热衷于中国通史类著述的编撰，留下了大量相关作品 。通史作为完整叙述和梳理一国历史的书籍，某种程度上更能影响人们对一国的印象、认知乃至评判 。 由此，生活在朝鲜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和书写中国通史，就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遗憾的是，管见所及，目前学术界似尚无针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者 。故笔者不揣谫陋，拟就此展开讨论，弥补这一缺环。

　　通过检阅原始文献和相关书目等资料，笔者共查到 41种朝鲜本土中国通史撰述 。以下将围绕这些书籍，分别就其形成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自汉唐时期以来，古代东亚世界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系 。在此影响 下，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极为向慕中华文化，他们从中国输入了大量儒家经史典籍 。特别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存在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 。为更好地习得中国文化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朝鲜半岛历代政权和文人学者均十分热衷于中国历史的学习。

　　首先，朝鲜王朝建立后，标榜崇儒重道，尊性理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上以“小中华”自居， 统治者和士大夫往往以对儒学特别是经史之学的掌握为修身之本和必备素质，甚至将之视为毕生的精神追求 。朝鲜中期著名文人李植( 1584— 1647 )曾勉励其子孙辈云：“必也诵中国书，行中国行，志中国志，乃称中国之服 。儿辈尚勉之哉。”认为只有阅读中国书籍、记录中国之事，行为合乎中国礼仪规范，才称得上线世纪时，北学派先驱洪大容( 1731— 1783 )在燕行时曾对严诚等清朝士人说：“东俗崇信儒学，著述多门，但士子没齿从事，惟矻矻于中华文献，而东史典故，多阙不讲。”这些言论生动体现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对朝鲜人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 ，朝鲜朝野希冀通过阅读中国历史获取治国经邦之鉴戒 。早在高丽忠烈王十三年 ( 1287 )，高丽文人李承休( 1224— 1300 )即曾作《帝王韵纪》进呈忠烈王以供观览 。该书凡上下两卷，以七言诗的形式记载了中韩两国简史 。上卷叙述中国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金朝的历史，并在卷末附“正统相传颂”，概括历代正统传授 。其言：“自古帝王相承授受兴亡之事，经世君子所不可不明也 。然古今典籍浩汗无涯，而前后相纷如也 。苟能撮要以诗之，不亦便于览乎？ ……其善可为法，恶可为诫者，辄随其事而春秋焉。”从这段话中可看出，该书的撰述宗旨乃在于使君主以历代史事为鉴戒，巩固王朝统治 。进入朝鲜时代后，统治阶层同样非常注重对中国历史的教育与学习。 世宗在位期间( 1418— 1450 )曾令郑麟趾等编纂《治平要览》一书，“国家兴衰与君臣之邪正、政教臧 否及风俗之污隆，下而匹夫之微，外而四夷之远，若关彝伦，则虽小而悉记；有补治体者,必录而不遗” 。此书凡一百五十卷，卷帙浩繁，规模宏大，是世宗朝官修的重要史书之一 。到 18世纪时，正祖国王( 1776— 1800年在位)厉行文治，雅好经史，他尚在春邸时即组织臣下草纂《历代纪年》一书： “昔温国司马公有《举要》之历，朱夫子序之详矣 。古人于前史，拳拳乎治乱得失之源 。而博以约 之，约以博之 。其书满家，传之四海，诚以监戒之有资也 。予既讲《纲目》于书筵，自盘古至皇朝，编其享国、建元、谱系、陵墓之详，而名曰《历代纪年》。”希望更好地学习掌握中国历史知识，以便将中国历代治乱兴亡作为他治国为政之龟鉴。

　　此外，在朝鲜王朝立国初期，世宗朝大臣梁诚之( 1415— 1482 )就建议将对中国历史的考察纳 入科举考试课目中，“终场历代、时务迭出为题,如今年试历代, 明年试时务, 以此定制, 以新科举之 法”，其后，文科考试中的终场对策亦对考生的中国历史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要求 。崇尚儒学的 文化氛围与现实的应试需求，引发了朝鲜士人和民间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关注，社会上逐渐兴起学习中国历史的风潮。

　　在上述因素的刺激下，朝鲜社会产生了对中国史籍的广泛需求，朝鲜王朝从中国输入大量相关史书 。高丽末期，《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书已陆续传入朝鲜半岛 。然而这些书大多卷帙浩繁，并不适合初学者使用 。因此，宋元时期即有各种《通鉴》节略本和简编本通史史略类书籍问世，前者如江贽《少微通鉴节要》、陈 桱 《通鉴续编》等，后者如曾先之《十八史略》《十七史蒙求》等， 随之流布东国，成为朝鲜人的日常用书 。在积极引入中国史书的同时，朝鲜王朝也编撰了不少本土中国历史撰述 。其原因在于，第一，为适应朝鲜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的需求，朝鲜官私史家需要编 撰多种不同类型、更具针对性的中国通史，如为国王经筵、世子书筵新编的教材更侧重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科举参考书往往杂糅各类知识于一炉；第二，也有朝鲜人对一些中国编纂的通史著述之史观不甚满意，于是重编书籍，并在书中渗透其性理学道德理念 。另外，由于朝鲜时代书籍流通不 及明清王朝发达，书籍特别是东传朝鲜的中国书籍多集中于官方和上层士大夫之手，而在书籍市场书价又较昂，普通人获取书籍十分不易，为便于教授生徒，地方书院、私塾等教育机构往往以上 述较难获得的史籍为基础，自行编撰一些简易教材，拓宽读书人特别是初学获取知识的渠道。

　　于是，朝鲜时代的官私诸家仿照中国史学的撰写方式、框架结构等，在上述中国史书的基础 上，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造与再编辑，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普及性质的中国通史著述 。它们构成朝鲜官方、上层士大夫以及朝鲜民间士人学习中国历史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其不同于中国史书的一些特征，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朝鲜时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目前，通过查阅《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朝鮮學人의 中國史編纂書目과 中国 史關係論述目錄》、朴仁镐《韩国史学史》等各类原始文献和二手资料，笔者共搜集到 41种朝鲜本土中国通史撰述，限于篇幅，兹列表举其要者(见表 1)。 在 41种著述中，明确可考的成书于 17世纪之前的仅有世宗朝尹淮、权踶《历代世年歌》、郑麟趾《治平要览》两种官修书及徐居正《历代年表》、金正国《历代承统图》、朴世茂《童蒙先习》、柳希春《历代要录》4种私家史著，凡 6种，占总数的 14.6%，剩下 30余种皆出现于朝鲜王朝后期、壬辰倭乱之后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朝鲜前期的许多文献资料屡经兵燹毁于战火，未能流传下来，另一方面也与朝鲜时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相吻合，即与朝鲜前期史书主要为官撰不同，朝鲜中后期特别是英正时期( 1724— 1799 )以后，私家史学日益走向活跃，涌现出大量私撰史书，其中包括不少中国通史著述在内，从上文所述看，有 12种，约占全体 29%的比例 。而 伴随同时期民间商业出版的发展壮大，一些书籍在市场上相当畅销，甚至多次重印。

　　朝鲜王朝的中国通史著述，就内容结构大体可分为中韩历史合编著述和独立的中国通史著述 两类 。前面提到，高丽末李承休在《帝王韵纪》中将中韩历史合为一编，这一做法为朝鲜时代史家所效仿，因而朝鲜社会诞生了许多中韩历史合编书，如徐居正《历代年表》、朴世茂《童蒙先习》、李 万运编纂及李德懋校订《纪年儿览》《古史八考》、权榘《历代沿革图》、朴《历代帝王传世之图》、崔 世鹤《历年通考》等 14种，约占 34%。

　　表注：除表中所列 11种外，还有尹淮( 1380— 1436 )、权踶(蹈)( 1387— 1445 )奉王命编中韩历史合编《历代世年歌》，柳希春 ( 1513— 1577 )私修中韩历史合编《历代要录》2卷，郑克后( 1577— 1658 )私修中韩历史合编《帝王历年通考》，崔尚谦私修中韩历史 合编《历代图》，权克中( 1585— 1659 )私修中国史《历代史要》51卷，朴( 1621— 1668 )私修中韩历史合编《历代帝王传世之图》，李 沃( 1641— 1698 )私修中国史《历代修省便览》2卷，李时善( 1625— 1715 )私修中国史《历代史选》35卷，作者未详中国史《历代总目》 1卷，金震声撰中国史《古今历代撮要》21卷，洪夏濬撰《历年通考》，洪万宗( 1643— 1725 )私修中国史《增补历代总目》1卷，林象鼎 撰中国史《林氏历代史统》75卷，洪凤汉( 1713— 1778 )撰中国史《正史汇鉴》8卷，洪启禧撰( 1703— 1771 )中国史《经世指掌》2卷，徐 命膺( 1716— 1787 )撰中国史《皇极一元图》2卷，李万运( 1723— 1797 )、李德懋( 1741— 1793 )撰中韩历史合编《纪年儿览》2卷，白凤 来( 1717— 1799 )撰中国史《历代通运》8卷，佚名撰中韩历史合编《历代总要》5卷，李圭景( 1788— 1856 )撰中韩历史合编《统运纪 年》，沈大允( 1806— 1872 )撰中国史《全史》58册，作者未详中韩历史合编《通鉴增删》15卷，李昰应( 1820— 1898 )撰中国史《纲目集 要》7 卷，金龙赫( 1824— 1889 )撰中国史《帝王承统图》，金锡祐( 1825— 1899 )撰中国史《芊园家塾续通鉴》23 卷，郑胤永( 1833— 1898 )撰中韩历史合编《华东年表》8卷，崔世鹤( 1822— 1899 )《历年通考》1册，朴周大( 1836— 1912 )撰中国史《历代史要》75卷，作者未详中韩历史合编《古史八考》10卷，作者未详中国史《纲鉴大成》36卷。

　　在朝鲜时代公私教育普遍以中国史而非本国史为主的背景下，有朝鲜士人注意到过度关心中国学问的弊病 。学者柳致皜( 1800— 1862 )“常语子弟曰，东俗教小儿，先授中国史，及长，转读经 传百家，至我东事，反不如万里之外、千载之上” 。明确指出朝鲜人自启蒙教育开始，学习重点即在中国历史、经传诸书，对本国史反倒茫然无知 。为改变此种情况，他们主张适当加强关于本国史的教育，于是在中国史之后加入本国历史的中韩历史合编书在朝鲜中后期陆续出现。

　　大体而言，这些史书或年表在结构上一般仍以中国为主，朝鲜为辅，在叙述顺序上先中国后朝鲜 。如《童蒙先习》由朝鲜中前期著名学者朴世茂( 1487— 1564 )所撰，该书主要用于初学课蒙，是 朝鲜各地私塾、书院等机构教育生徒的教材 。书中记载中韩历史的“历代要义”凡 116行，其中“中 国历史”71行，“朝鲜历史”45行 。这类合编史书的中国史部分往往罗列中国历朝帝王世系、国都等基本信息，或在图表中辅以简要说明，内容整体相对单薄。

　　第二类即独立的中国通史著述，包括正祖命撰《历代纪年》、池光翰《池氏鸿史》、金震声《古今 历代撮要》、康胄信《历代会灵》、权以生《史要聚选》、沈大允《全史》等 20余种 。这些史书专以中国 历史为记述对象，试图通过系统、全面整理中国历史脉络，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和阅读的便利。 它们时代跨度大，从宣祖朝( 1567— 1607 )柳希春的《历代要录》到朝鲜末期朴周大的《历代史要》， 洋洋 20余种，考虑到还有一些未被记载或业已失传，数量可能不止于此 。从作者身份看，涵盖了从 帝王(正祖)、两班贵族(徐居正、柳希春、洪凤汉等)到地方儒生(权以生、金锡祐等)，以及李圭景之 类开始对性理学进行反思、主张社会变革的实学家等多种人群，由此，这些书籍所承载的中国历史 知识得以在中央官府、地方书院、乡校、私塾间生根发芽，实现了面向不同人群的知识传播。

　　朝鲜本土的中国通史著述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有编年体、传记、史抄、史论、史考、歌谣、图表 等多种形式 。如池光翰“起于盘古，终于皇明，编《帝王统纪》八卷、《姓氏韵汇》二十六卷，合为一 书，名曰《池氏鸿史》”，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了上古至明代之中国历史；尹淮等注补之《历代世年歌》 则在《十八史略》“历代世年歌”基础上增补张九韶《元史节要》“元史世系歌”而成，以歌谣形式简要勾勒了中国历代帝王谱系，“篇帙虽简，开辟以来，运祚长短、国势离合本末，大略一览了然”。

　　大体上看，这些著述以包括年表、图表、纲目体在内的编年体著述数量最多，凡 28种，占总数的 68.3%，显示出朝鲜中后期史学撰述中编年体的盛行之风 。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宋元以来纪年之学的兴盛及性理学在朝鲜王朝的正统地位密切相关 。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宋时有朱绘《历代帝王年运诠要》、晁公迈《历代纪年》、诸葛深《绍运图》等纪年类书籍流传于世，且《绍运图》“其书颇行 于世俗”。有宋一朝年代学兴盛，纪年类通史著作日繁，这一潮流在元明时期延续下来。《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等明代书目中均载录了大量此类书籍 。伴随这些典籍东传朝鲜，加之性理学在朝鲜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编年、纲目类著作受到朝鲜人的高度推崇，也成为当时史学作品效仿的对象 。朝鲜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 )，徐居正编成《历代年 表》五卷，据徐氏自述： “居正尝读史，病其简帙浩穰，难于涉猎，乃用六十甲子，逐年纪事……”明确其书乃以“六十甲子，逐年纪事”。 英祖时期，为世孙书筵、经筵讲读而陆续编摩的《历代纪年》、 徐命膺《皇极一元图》、洪启禧《经世指掌》等同属此类。

　　也有一些朝鲜士人开始以图、表形式整理历史，乃至直接挪用《少微通鉴节要》(明司礼监正德 九年刻本)中的“历代帝王传授总图”之类名目 。如朴《历代帝王传世之图》：“总括历代帝王传世 次第，作为一图，始自唐尧，讫于皇明，附以吾东上下数千载间国祚修短之期，治乱兴亡之迹。”其后，权榘亦“作《历代沿革图》，中国自伏羲始而迄于清，东国自檀君始而至于当今，又以北胡附之。 类其年代，别其分合，仍寓统属与夺之例，井井有绪，简而又详” 。据记载，还有士人将中国历史沿 革做成图屏、障子置于居室中，使“屏障而备书契，图画而具简编”，以收时常观摩、辅助记忆之效。

　　在这些中国通史著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撰写的普及性史抄类读物 。这类书籍往往从 各种史书中分门别类摘抄相关资料，属各种知识的汇总和杂糅，有学者认为其在体裁上更像类书 。康胄信《历代会灵》八卷、权以生《史要聚选》九卷即其典型 。康书又名《五侯鲭》，凡 8卷，记录盘古至南明永历年间之中国历史，分帝王、后妃、妖姬、妓妾、相国、将帅、直臣、节义、圣贤、异端、文 章、隐逸、休退、僭伪、篡逆、列国、奸凶、嬖幸、阉宦、贤宦等人物类别共计 29门 。而权书又以《历代 会灵》之“分类第次”为蓝本，分三十类目，记述相关史实 。该书在性质上属于民间商业性出版物坊刻本，正祖二十三年( 1799 )在全罗道泰仁县首次刊板，后又历经多次重刊，传播范围广泛 。

　　就这些中国通史著述的史料来源来看，其取材不拘一格，以编年体之类的普及性史书居多。 毋庸置疑，这些著述在内容上多乏善可陈，主要靠抄撮拼凑以往文献敷衍成篇，既非自出机杼，又未细致考证，也就无多少原创性可言 。通过考察其所列参考书目、序跋中言及或正文征引的资料， 可发现其取材范围以中国史书为主，这或许是出于中国文献的权威性，如李象秀《南明史正纲》序云：“是书之作，悉据中州士大夫遗文古事，东人之片言不与，然后为天下之信史。”当然，也有一些 书籍参考了部分朝鲜书籍，如权以生《史要聚选》“盖取诸二书矣……分类第次则一遵《会灵》，嘉言异迹则多采《详录》而备载”，其中《历代会灵》和《诸史详录》均系朝鲜史书 。又如《池氏鸿史》列 “抄入群书”凡 61种，朝鲜文献仅金堉《类苑丛宝》一种。

　　在参考引用的中国史书中，首先有《史记》《汉书》等传统正史。《池氏鸿史》“抄入群书”列有《史 记》《汉书》《晋书》等正史，沈大允所编《全史》乃节录中国历代正史而成，其各卷文题径名为“后汉书选”“三国志选”等 。其次，由于朝鲜的中国通史著述以编年体、史抄类居多，直接利用元明以来 的编年体、史略类著述进行改编就更为快捷便利 。特别是元明以来以《十八史略》等为代表的普及 性史书，虽被四库馆臣批评“简略殊甚”，却成为外国人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来源，不仅西 方传教士如此，朝鲜人亦大量参考此类作品完成本土的中国通史著述 。 《纲鉴会要》尹舜举序云： “《纲目》之修也，门人竞记其目，亦有割裂不精之叹 。 间有江氏之编，意在于节要，而其于统纪之法阙如也 。 又有曾氏之记，但务省文，语不可了，其于事实，亦蔑蔑焉……今揭朱子之纲，而疏江氏之 目 。 目有沾滞处，则夷考全史而繡纶之 。 裒益称平，以成完史，庶几合诸编而会其要矣。 ”知该书乃据《资治通鉴纲目》《少微通鉴节要》《十八史略》诸书改编而来 。 再如李昰应《纲目集要》是其摘录、续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成： “披读之余，辄有疏录，按代而为，次遵其例也 。 随事而举略，欲 其约也 。 又益之以《续编》，凡为七编。 ”故而这类普及性、简明类史书成为朝鲜中国通史著述的另 一文献来源和内容素材 。 此外，宋徵殷( 1652— 1720 )所辑《历代史论》系摘录前代儒者史论而成， 其搜罗范围广泛，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苏轼、苏辙、刘安世、范祖禹、胡安 国、胡寅、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金履祥、真德秀、胡一桂、吴澄、许衡、薛瑄等 42人。

　　此外，一些中国通史著述还广泛涉猎子、集，表现出重视稗官笔记的特色 。池光翰编纂《池氏鸿史》时秉承“第经史子集杂家稗乘俱搜，并集语或诡幻，姑存之以俟大眼目隐括焉”的取材标准， 尽力全面搜罗资料，未因杂家稗乘荒诞不经而弃置不用 。赵文命( 1680— 1732 )为权克中《历代史要》所作序云：“至于一代街谈巷评，词翰家歌吟笑骂之语，无不载录 。而虽羽释神鬼恍惚之说，亦 不以不经而不书之 。此实朱子笔法中带得稗官规模者也 。……而若夫风谣之采，怪诞之志，则要 欲使见之者有所感兴而劝惩焉。”街谈巷评、羽释神鬼这类文字往往为正统史家所不屑，这里主张它们同样可发挥正史官书的讽喻劝诫作用，由此，该书作者保持了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将稗官野 史一同收录进来。

　　但重视稗官笔记的取材原则，导致朝鲜本土的一些中国通史著述内容庞杂，大量“神鬼恍惚之 说”的渗入使其带上浓重猎奇色彩，以至超出史书限度 。在元明普及性通史著作中，曾先之《十八史略》占据重要地位，其书取材于“十八朝”正史，并非出自所谓“说部”。但像《池氏鸿史》征引了不 少《山海经》《穆天子传》《续齐谐记》等杂史小说之内容，与正规严肃的史著相差甚远 。此处以商纣王、妲己的叙述为例进行对比。《十八史略》依据《史记》仅记载了二人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之事，但 《历代会灵》《史要聚选》则干脆将妲己名为“狐精”，这显然吸收了隋唐以来乃至宋元时期《武王伐 纣平话》《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关于妲己的传说与形象塑造 。事实上，在此文学传统影响下，唐人李瀚所撰儿童启蒙书《蒙求》注已指出“妲己为狐精” 。于是，同样被视作“红颜祸水”的褒姒，在 《历代会灵》《史要聚选》中也沦为“龙漦精”，蒙上浓厚的神异色彩 。总之，与中国元明普及性通史 著作相比，朝鲜的此类书籍在内容取材上更为宽泛随意，部分内容缺乏作为史著的严谨性。

　　上述四十余种朝鲜史书尽管用途不一，但贯穿在书中的历史认识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 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发凡起例进行撰写，注重史论与阐发义理，强调华夷之辨和尊周思明理念 。在东亚世界，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有着十分强劲的影响力，即便进入 19世纪以后，在西方近代史学东渐之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诸多史书的撰写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仍 是儒学叙事下的产物，而几乎未有改易 。事实上，朝鲜时代的中国通史编纂亦有类似情形。

　　这一特征在朝鲜史书中的体现首先在于史书凡例 。如权榘在《历代沿革图》中别出心裁，将性理学世界观下的华夷观念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出来，“以黄、青、黑三道，区别华夷”，用黄色标注中国 自皇帝以下历汉、唐、宋、明等正统政权，青色标注朝鲜半岛历代政权，而黑色则用来标注獯鬻、猃 狁至于辽、元等夷狄政权，并认为“黄、黑道交会之际，诚志士扼腕处也”，显示出其对以夷乱华的强烈不满 。正祖命纂《历代纪年》亦严格遵守性理学正统观、道德观，在史书笔法上强调“汉唐宋明 之并称皇帝者，所以尊正统也；吴魏辽金之降附一字者，所以斥伪号也；后妃之并录者，所以谨闺范 也；僭窃之必书者，所以严笔法也”。《历代总要》在梳理魏蜀吴三国统系时，依据《通鉴纲目》以蜀 汉为正统，魏、吴附之，表明其论历史正统一以朱子学为指归 。而成书于 1890年的《芊园家塾续通 鉴》同样谨遵朱熹正统史观来编纂《续通鉴》，强调“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 而植纲常，亦庶几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圣经”。

　　同时，明清鼎革之后，朝鲜王朝将清朝视为夷狄，而自诩为明朝的继承者，形成强烈的“小中华”意识和尊周思明观念 。这一认识同样渗透在朝鲜的中国通史著述中 。重要表现之一是朝鲜人对明亡时间的判定，《历代总目》、林象鼎《林氏历代史统》、金震声《古今历代撮要》、正祖《历代纪 年》、康胄信《历代会灵》、权以生《史要聚选》、金锡祐《芊园家塾续通鉴》均以南明永历十六年为明亡时间，其背后无不蕴含着否认清初正统地位的意味 。且《史要聚选》卷二“永历帝”之后还载有朝鲜肃宗大王追感“皇明御制”的诗歌：“忍看秽德临中土，欲挽银河洗旧都”，表现出强烈的华夷之辨和崇明贬清思想 。朝鲜王朝大量制造、反复生产的明史、中国通史类书籍，借助士林掌控的书院、乡校、私塾等机构扩散到了朝鲜全境，将尊周思明的观念传播到社会深层 。一方面使朝鲜人长期怀念明朝，难以改变对清朝的偏见 。另一方面，借助这些史书，朝鲜官方、士大夫强调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和君臣大义，表明朝鲜屈从清朝乃是迫不得已，明朝才是其文化和政治上之“上国”，从而为朝鲜统治阶层提供了统治合法性 。 同时，这些史书宣扬的“大义名分”“尊周思明”，促进了儒家伦常特别是“尊君”、节义观念的向下渗透，成为官方和士大夫进行道德教化、振风矫俗的重要工具。

　　此外，这些朝鲜中国通史著述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纪年起始时间同样值得关注 。经考察发现， 相关史书对中国上古史起始时间的认定，或三皇五帝，或盘古、唐尧，而这样的认识往往出自所依托之中国经史书籍，似未体现出史家鲜明的个人思考 。如尹淮《历代世年歌》系在曾先之《十八史 略》基础上进行增补，故其一准《十八史略》首书太古天皇氏而无有更动，《古史八考》引元人胡一桂 评论“夫子于《书》首唐虞，于《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尝道，阙之可也”，从而“今依《易大传》始自 伏羲叙列”。当然也有个别例外，系依据特别的标准来确定纪年的上限 。如徐居正在《历代年表》 序中曾阐述其以帝喾起元之因：“曰：纪事昉于《书》，书始唐尧，而今始帝喾，何耶？ 曰：年表以六甲 为主，帝喾四十一载，适上元甲子 。 甲子者，六甲之首也。”故其乃是为配合邵雍《皇极经世》等六 十甲子循环理论的甲子纪年而设定以帝喾纪年起始 。不过，我们在这些书针对中国上古史开始时间的论述中，并未发现将中韩历史纪年起始时间相联系乃至进行比较的情况 。例如，朴《历代帝王传世之图》凡例云：“一、书契以前不可考，而伏羲、神农、黄帝仅见于《易大传》而已，《外纪》所载， 世代年纪有不足征，故断自尧元年甲辰以下书之 。一、朝鲜檀君以唐尧二十五年戊辰立国，箕子以周武王元年己卯受封，传世各千有余年，而世代年纪今无可考 。辰弁马三韩亦无名号事迹，故自汉宣帝五凤元年甲子新罗始祖赫居世元年始书之。”这里将中韩历史分别断自唐尧、朴赫居世，显然系就史实是否可靠而选取的纪年方式，并没有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或本土意识来确定中韩历史纪年起始时间的迹象。

　　让我们回到文章起首的问题，就内容、载体而言，朝鲜王朝的中国通史著述，无论编年、纲目 类，还是传记、图表类，大多是抄撮节略前代史书而成的初级历史读物，甚至简略到以屏风、障子等 形式呈现出来；就其历史观念看，大多数著作仍一准程朱理学之华夷观，高举尊明大旗，严格在此范畴内记述、解读中国史，即便像李圭景等个别实学家的作品，亦未体现出将中国相对化而不再视 为中心的实学认识 。上述结论似乎与朝鲜半岛历来熟稔中华文化、对中国的理解必然深刻的通常印象不相符合 。但事实上，生活在朝鲜时代的人们更重视的乃是观念上的、作为文化象征的中华， 其对实体中国具体史实的了解则远远不足 。就连以尊周思明著称的朝鲜英祖都公然声称“明史， 予未熟矣”，乃至将南明弘光皇帝在位时间弄错：“弘光能保九年,可谓奇矣。”因此，对当时的朝鲜人来讲，了解实体中国必须从朝代世系等基础知识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 。而这些本土人士编纂的中国通史著述，便成为朝鲜人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 。它们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历史知识在朝鲜社会的传播面，同时也强化了书中所蕴含的性理学观念向社会各阶层的下沉与渗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提及的各种中国通史著述中，有约 1/3属于中韩历史合编类 。这类书大部分是朝鲜士大夫所编，如前所述，他们之所以将韩国历史附于中国历史之后，多是为了改变 国人对本国历史茫然无知的局面，这自是出于对本国史的重视，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民族自主 意识 。 但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是在将儒家世界观作为普遍标准的前提下，在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 朝贡体系基础上，为提高本国史的地位而做出的努力，与近代韩国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尽力将中国史剥离而强调自身独立自主的历史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 。 前述权榘《历代沿革图》以三色区分中 国、夷狄、朝鲜半岛政权，即是其以儒家观念认识世界、将三者置于不同等级的明证 。 而且，如前所 述，在确定中韩两国历史纪年之始时，这些中国通史著述中也未体现出明显的本土意识。

　　但到近代甲午中日战争后，中韩两国宗藩关系宣告解体，特别是进入 20世纪后，伴随韩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运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强调民族独立自主成为当时有识之士谋求摆脱危机的 重要手段与共识，传统的程朱理学华夷观则迅速被淡化，这一思潮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即是中国史或中韩历史合编著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再被重视，代之以韩国史为题材的各类著述大量涌现， 并成为当时历史书籍的主流，如郑乔《大东历史》、玄采《东国史略》、金泽荣《历史辑略》、安钟和《初 等本国历史》、申采浩《朝鲜上古史》等在 20世纪初陆续问世 。不仅如此，朝鲜王朝末期以前的中韩历史合编书对于韩国史起始时间的认定十分多元，如郑麟趾《治平要览》始自箕子，徐居正《历代年 表》、朴世茂《童蒙先习》始自檀君，朴繘《历代帝王传世之图》始自新罗始祖朴赫居世等多种不同的划定，而到 1895 年至 1905 年间，几乎所有刊行的韩国史中均已将檀君置于韩国史之初始 。到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大韩帝国，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在文教层面强化日鲜一体论，进一步切断韩国与中国的历史关联 。 由此，在这些剧烈的转变中，中国史著述或教科书在近代韩国逐渐销声匿 迹，其中无疑也折射出近代韩国对中国认识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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