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音无h莫言曾经说过，历史就是一个谜。人们要在解读历史的时候破解谜题，但是他只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并没有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来看待历史。或许，历史更像是权贵们的圆桌会议。

　　历史就是权贵们在深宅大院里举行的圆桌会议，只有通过重重门槛，挤到桌子边，才有讨论历史的资格。如果挤不进去，就自己写历史，弄成民间野史，民间文学史，空投到历史圆桌上。在圆桌会议旁讨论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权贵们，他们才具备修订历史的话语权。离开了权贵们的身份，只是探讨会议的形式和内容似乎不得要领。

　　在古代，经济方面占有优势并不一定会获得政治的庇护，只有在政治上获得了地位，人们才会获得经济方面的实惠。简单地说就是有钱了不一定会有权，但有权了就一定会有钱。毕竟，古代官僚系统漏洞多多，监督检查机制也不是很健全，甚至很多时代根本就没有监督检查机制，就更别提什么惩治贪腐官员了。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官僚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也是人们认为的成功的参照物。如此一来，社会精英们都要去做官，而不是去经商谋求个人发展。而经商基本上成了名声上不道德的代名词，毕竟在人们的观念里有着“无商不奸”的观念，而商人确实要说谎话，不然就卖不出好价钱，而且还会折了本钱。还不如做官来得顺利，只要进入官僚系统，就会一辈子衣食无忧，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财致富。而书写历史的恰恰是这帮充分享受制度福利的发财致富的官员们。

　　为了标榜自己的身份，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就要改写历史，用了曲笔，用了委婉的叙述方式，甚至故意删削一些不利于本阶级统治的事实和言论，只是进行片面叙事，还要改写很多叙述方式，很多语言的运用颇费思量，那么，这样的历史就只能是权贵们自己讨论的历史了，而不是和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只是权贵们的历史，毕竟权贵们只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数人都不是权贵，都是没占有什么财富的普通人。历史是以他们为主的运动过程，而权贵们只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究竟这种领导作用有多大，又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就不是当权者一面之词所能说清楚的了。需要全体人民说好，才是真正的好，或者说需要绝大多数的人说好才是真正的好。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丧失了主动权，就连基本的话语权都被剥夺了，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任人摆弄，却没有什么意见和行动。于是，历史就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权贵们喜欢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和其他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权贵们所谓的历史就那么光鲜吗？当然不是，他们自身的来源就很可怀疑。以民主国家自居的美利坚的首批白种公民多是海盗和流放者，华盛顿、杰弗逊等大名鼎鼎的英雄加绅士之先祖恐怕就是杀人越货的刑事罪犯。中国的秦始皇和刘邦都是野种，就连被誉为农神的后稷以及商朝和周朝的始祖也是野种，很多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手刃无数反对者的刽子手。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从边缘到中心，从观众到演员，从强盗到绅士的进程。哪怕是一个像刘邦一样的无赖，也保持着为了个人私欲而向历史挑战的权利。人们都可以挑战权威，挑战历史，只是要有那个实力，还要等到那个合适的机会。要是贸然行事，就会被权贵们联合绞杀，得不偿失，还身败名裂。

　　当代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迷信历史，以历史人物自居，觉得历史绕不开他，非得用相当的篇幅写他不可，殊不知历史就像流水一般，哪怕你变成巨石，横档在中央，它照样绕开你朝前流淌；另一类知识分子就是不信历史，甚至认为没有历史也一样活得好好的。不迷信历史当然是好的，辩证地看待历史也是有必要的，看到历史中的“名利”二字比什么都重要，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看到了历史的“吃人”二字。如此的深刻，比起胡适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莫言的“历史就是一个谜”要好得多，也更真实。

　　虽然历史的运动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作为少数人的权贵们却可以轻易改写历史，误导大众，当然也为他们的子子孙孙提出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模板。可悲之处恰恰在于如此的范本与模仿，不管你选择何种姿态面世，都逃不出对历史人物的仿效，除非什么也不干，那也会被怀疑是对以“隐”博取名声的隐士的效仿。以至于，很多人用历史演义中的人物和局来对照当下，居然能够一 一对应！

　　历史被改写之后，也就剩下“名利”二字，不过隐藏得比较深，不被一般人发现而已。而那些权贵们仍然在深宅大院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历史的修订和进程，这种讨论和一般人无关，甚至和历史本身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