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纯子著名史学家李剑农(1880~1963年)曾任武汉大学史学系主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做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被美国汉学泰斗费正清誉为“对中国近代史的最清晰、唯一全面的评述”。该书1956年由外公邓嗣禹、及他的学生Ingalls首次编辑、翻译成英文版后，在美国、印度多次再版。1991年，他与陈寅恪、陈垣等14人被收录于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中，成为国际范围的史学大师。

　　今年是李剑农逝世五十周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主持的“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首次在国内将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再版。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经常参阅和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该书在李剑农1930年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基础上，因大学教学需要，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段历史补写了三章，更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刷出版。此书一出，市场上很快售空，而“各处尚有来函索者”，1943年又交由蓝田书报合作社印刷发行，1946年由蓝田启明书局改印成线年由商务印书馆制成平装本，分上下两册出版，1948年再版。近年，国内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和出版机构又多次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曾于1963年刊行该书，后又于1992年再版。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书报合作社版在紧接李剑农所写“卷头语”后，曾有一小段“再版补充语”：

　　去岁由史地学会印行之本，字迹既甚模糊，讹误之字又多，谬蒙读者垂爱，甚感惭愧。兹以各处尚有来函索者，而史地学会已无存书，蓝田书报合作社愿意再承印，遂复付梓。讹误之字虽勉为校正，但恐尚不能免，乞读者垂谅。

　　而此后发行的各种版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均没有这段“附识”，看来都不是以蓝田书报合作社版本为原本的，而是以同样创立于当地的蓝田启明书局1946年发行的版本为基础。而启明书店似乎直接以地学会版为原本，都跳过了书报合作社版。

　　该书英文版由留美学者邓嗣禹潜心数年，精心译介。中国另一部文学名著《颜氏家训》也是经他之手在燕京大学时着手翻译，并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邓嗣禹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燕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印地安那大学任教。1950年，邓嗣禹在印地安那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部分内容译成英文，用作研究生参考教材。他于1950年5月在美国《远东季刊》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的观点中肯客观，不偏不倚，是一本理想教材”。之后几年中，他以1948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为基础，对于全书进行翻译，并增补了若干内容，后经他在芝加哥任教时期的硕士生，时任Rockford学院讲师的英格尔斯（Ingalls）参与润色，1956年首先在美国D.Van.Nostrand出版社出版，书名为《ThePoliticalHistoryofChina，1840-1928》（《中国政治史，1840-1928》）。该出版社先后于1962年、1963年、1964年、1968年再版该书；斯坦佛大学出版社（Stanford.Univ.Press）在1956年6月、1967年、1969年三次出版该书；1963年，美国东西出版社（East-WestPress）也曾出版过此书；1964年印度版本又在新德里出版。

　　该书在美国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是对研究生教学中非常流行的参考书。这部著作不仅取材精准、叙事准确，对历史事件注意追根求源，并联系当时社会形势全面分析，还历史的原貌，评论时局无所忌讳，秉公伸张正义。2006年，著名学者萧致治在武汉大学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再版前言中介绍：“该书英文版前后共计发行了5200册，其数量之多，在美国同类著作中实属少见。”2011年，美国LiteraryLicensing，LLC出版社在两个月（9-10月）期间又曾两次再版(书面注明李剑农、邓嗣禹著)。2013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英文精装版。

　　邓嗣禹在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给费正清审阅，并在此书第一页显著位置注明“献给费正清”（T0JohnKingFairbank）。费正清回信认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实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价值”。

　　这本书被译成英文出版后，曾受到国际史学界广泛赞誉。耶鲁大学的汉学家沃尔克（RichardL.Walker）看到英译本，于1957年4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书评指出“李剑农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生的基本参考书目，而且也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学术评价的观点，引入到西方。邓嗣禹和英格尔斯在编辑与翻译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将原始的中国资料转变成易懂的英文。通过删掉重复的内容和增加系统的注释、索引和文献目录，将李著的价值进一步强调出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伟伯（C.MartinWilbur）对此也强调指出“翻译者通过删除书中许多累赘的内容，缩短了书籍的篇幅，对原书内容重新进行了文献编辑，对许来路不明的词句增加了引文，同时还增加了效果良好的书目提要和地图，这些工作对于西方各层面的学生而言，他们都将是受益者”（PacificAffairs，1957年6月，第2期）。华盛顿大学的斯坦利（SpectorStanley）也在迟后的1958年，发表书评指出“对于一本学院层面的教科书而言，译者不仅提供了鲜活的评述内容，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广泛了解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标准。这本书将对于一直困扰美国教师与学生而言，将提供最大的实用价值”（TheJournalofAsianStudies，第4期，1958年4月）。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内容，体现原著学术价值，译者在准确理解和精心翻译的同时，在征得剑农先生同意之后，对原著进行了调整和增删。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个辅助部分：译者前言、参考书目、阅读背景与注释、人名与地名索引、每章均插入1~2张中国分区地图。在正文中主要增加的是背景知识，有些是直接加在书中，有些则是以尾注的方式，放在了书后增加的Notes部分之中。据笔者统计，英译本各章节中，仅增加的注释数目就有196条之多，涉及历史人物、革命事件、社会运动、官职名称、民族习俗等内容皆在其中。这就意味着，译者不仅需要调动多方位、多学科、多视角的知识储备，还要倾注大量心血与研究心得，同时还要有宏观考量与微观分析、取舍的多重能力。

　　其一，历史人物注。此类注解主要涉及中国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政治人物，通过注解内容的叙述，能够拓展读者的历史知识背景，营造著作中的历史语境。在这部著作中，几乎涉及到民国各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除了一少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之外，对于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在阅读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章或学术著作时，最大障碍就是难以把人名弄清楚，他们怎么能把众多的中国历史人物的名字记住呢？这主要是靠译者注释中的内容产生各种联想。如果读者在注释中得知某人是中国的大政治家或哲学家，就会对他肃然起敬；若再读过他的诗文，更会感到像遇到老朋友一样，数页之后再见到这个名字，必定知道是同一人。如在第十二章：护法运动中北洋军阀的分裂与军阀的离合，注释中简明介绍了主要人物的演变过程，可让读者在阅读本章节时有一个大概了解：“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任期五年的法定总统。在袁死后，黎元洪接替他出任大总统。在黎辞职之后，副总统冯之继接替他，直到1918年10月。当五年期结束时，徐树铮在1918年9月被选举为总统”。

　　其二，官职名称注。太平天国时期的许多官职名称，对于今天中国的许多读者而言都是生僻的，更不用说西方读者了。书中如“两司马”的注释简洁明了，寥寥数语：“两司马是古代军队中，最下层基本的官职，管理财政、教育、司法等一切政务，由25名士兵组成”。再如“四大将领”的注解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现代人们常说清朝时期湘军的‘四大将领’指的是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和胡林翼，他们在太平天国时期都有卓越功绩的将领”。

　　总体来说，近二百条的注释内容大多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式，通过尾注内容阐明音译，扩展意译，整体格式简明扼要，分析明快，客观自然，符合史实。从读者阅读接受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种注释是必要而且成功的。从李著英译本1956年在美国出版以来，许多读者发表的书评文章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李著英译本的另一特色，是在书中每一章节几乎都增加了中国分区地图，既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这对于不熟悉中国地理知识的读者来说，从地图中的描述城市位置、行进方向等内容，就可很快地理解书中叙述的内容。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译者在翻译作品时的难度。

　　与增添的内容相比，删节的较少，主要是李剑农加在目录前的卷头语没有翻译，导论部分中“百年前的世界趋势”等一节也没有翻译。这些内容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常识的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再翻译了。再有就是如许多书评作者指出的，删掉了一些书中前后重复的内容。

　　从译本最后的参考文献中能够了解到，邓嗣禹在翻译时曾参考过多种英文文献。例如，就阅读背景而言，他曾参考过的书籍就有：顾立雅（H.G.Creel）的《从孔子到的中国思想》，1953年版；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48年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本，1953年；李约瑟（Joseph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版等书。

　　正是由于李著英译本具备了上述优点，使其书出版之后在国外学术界大获好评，近年来也再版不断。长期以来，“忠实”原文被视为翻译实践的天条、翻译理论的当然假设。而“忠实”的文本大多未能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众多的翻译文本，真正“走出去”的却屈指可数，大多数则淹没于漫漫历史长河中（吕世生：“18世纪以来“走出去”的中国翻译改写模式”，《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正如美国汉学家在书评中指出的，李著英译本“提供了一种广泛了解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标准”，“将李著的价值进一步强调出来”，可为读者“提供最大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