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宝堂官网他们，有的是比普通人接触更多第一手资料的老战士后代，有的是从书本里、影视里了解战争的80后、90后。

　　他们，有的是因为对自己亲人的寻找，却挖掘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有的是因为与自身的业务范围有所“接壤”，“一不小心走进抗战史研究”，从此把还原历史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年历时数月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报道中，记者结识了省内外多位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他们在不同的年代，由于不同的机缘，投身这个研究领域，很多人为此倾注了十几年、几十年心血。

　　“我们可能是有条件直面那段历史的最后一代人，调查历史真相是我必须尽的责任”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疼痛的家族记忆，当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的陈俊英“一不小心走进抗战史研究”后，便无法自拔。如今，曾任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的陈俊英不仅掌握了大量日文原版资料，而且“三光作战调查会”等很多日本进步人士来河北的活动也是通过她来联系。多年来，他们一道走访了省内大量日军“三光政策”的幸存者，取得了很多珍贵的口述资料。

　　“去过日本才发现，我们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和很多日本人是两套思路、两种视野。”1991年，当时供职于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的陈俊英赴日留学，随着与当地学生交流的增多，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冲突，“往往聊着聊着自然就起来了”。

　　“再哭，再哭日本鬼子来了！”说起小时候姥姥的“恐吓”，陈俊英表情猛地变得紧张，她压低声音、侧着脸，像姥姥说起“日本鬼子”时一样严肃。日军侵华暴行的恐怖，就这样随着代际传递，天然地烙刻在陈俊英的成长记忆中，“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记忆”。而很多日本同学却感到困惑：“我身边的日本人全都又和气又善良，怎么会是你说的那样呢？”

　　屡次与当地学生发生意见分歧后，陈俊英发现很多日本人并不了解自己国家当年的侵略历史。

　　原来由于日本教科书和日本大多数媒体对侵华历史刻意回避，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尤其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并不清楚日本曾侵略中国的历史。

　　陈俊英经常参加中日之间的活动，每次听到翻译将“侵华战争”简单按照文字翻译成“日中战争”时，一向温柔的她便免不了发火。“这种翻译非常暧昧，根本分不清侵略和反侵略。”

　　旅日期间，陈俊英曾在日本地方媒体信浓每日新闻社做过记者。这家新闻社所在的长野县与河北省是友好县省，当时的总编和编辑们对历史有很深的认识和反省。期间，陈俊英被委派与一个日本记者一道回国采访了很长时间，对日本侵华涉及的重大惨案、受害劳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稿子整版整版地刊登，足足连载了14期”。

　　“中日之间的历史搞不清楚，很多矛盾就不会消失。如今我已过花甲之年，我们可能是有条件直面那段历史的最后一代人，不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调查历史真相是我必须尽的责任。”陈俊英现在是岭南师范学院的日语系主任，学校也一直在表达继续返聘的诚意，但陈俊英决定明年第一期返聘结束后便要正式退休，而她也已经计划好退休后的生活——就是和中日朋友一道，尽快把多年来积累的珍贵资料梳理出来。

　　1938年7月，王辅睿出生未到“百天”，在村里当教书先生的父亲参加冀东大暴动走了。1944年，父亲牺牲，“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家里甚至都不知道他牺牲在哪。”

　　为搞清父亲在抗战中的经历与事迹，从上世纪60年代起，王辅睿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寻访。他与父亲生前的战友通信、四处走访健在的冀东大暴动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多方查找党史军史战史资料……慢慢地，搜集到的各种资料、线索在王辅睿心中铺陈出了一卷生动的冀东大暴动史，而他，也变成了当地有关抗战研究的一个“活联络图”，当记者采写与冀东大暴动相关的稿件时，这位前辈媒体人主动找上门来，提供线索，鼎力相助。

　　伴随着寻找，王辅睿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个部队甚至是整个民族抗日斗争的历史”。

　　“父亲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三地区队的一员。”王辅睿介绍说，该部队1943年由冀东根据地派出，是坚持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根据地的地方主力部队，也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长城以南深远挺进伪满洲国热河省腹地，并在那里长期坚持抗战的唯一一支团建制的中国正规部队。

　　2009年6月，在父亲牺牲65年后，71岁的王辅睿终于爬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七老图山一座海拔1300米的山岗，来到了父亲战斗到生命尽头的地方。

　　“当时三区队坚持战斗的地方是大片无人区，部队吃没得吃，住没得住，条件极其艰苦。战斗最惨烈时，出现过50人集体跳崖的悲壮场景。”王辅睿通过研究得知，这支400多人的部队抗击的是疯狂围剿的4万日伪军。1944年3月29日，担任三区队组织干事兼区队部书记的父亲王汉三，在老戚沟突围战中与三区队队长高桥一同牺牲。如今，王辅睿已将三区队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血路》，目前正由出版社运作出版。

　　与王辅睿一样，烈士后代董连辉也是一位业余致力于冀东抗战研究的媒体人。与王辅睿不同的是，他所追寻的这位先辈至今仍没有取得“革命烈士”名分。

　　董连辉正式寻找李方州这位不曾谋面的“四姥爷”，始于2004年国庆节。当时，他在迁安老家保留的一本破旧的民国小学教材里发现了一张民国二十二年的地契，“一笔小楷真是漂亮”。见字如见人，时任廊坊日报记者的董连辉开始好奇母亲这位“不简单的四叔”——李方州。

　　那个国庆节后，董连辉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往返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迁安县志，1700多位烈士名录资料都翻遍了，没有李方州的名字。回老家一打听，人家说，李方州的事迹还埋没着呢。”

　　从2005年夏天开始，董连辉的业余时间从跑北京变成了跑老家。“一开始就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找岁数大的人打听。每天蹬车200多华里，饭都顾不上吃。”终于，到2012年，城北的一位老人在看到李方州的照片后马上说：“哎呀，这不是当年的三区长石明吗？这个干部冤死了！”原来，老人曾亲眼目睹了当年李方州就义前被游街示众的场景。

　　李方州，化名“石明”，是迁安早期地下党员。同王辅睿的父亲一样，李方州也曾在村里当教员。

　　“他教的都是新式课程。”李方州曾教过的学生回忆说，当时他教的课程除了国文，还包括自然和算术。而在董连辉母亲的记忆里，这位四叔一向温文尔雅，却也有立誓“不把鬼子打跑绝不续娶”的决绝，抗战中自家成了堡垒户，送信、开会，遇到敌人搜查，“他一脚踹开窗户就跑了”。

　　“调查有时候就跟破案一样，太难了。”对于李方州被杀的日子，多数老辈人只记得大概季节，却连是哪一年都记不清。董连辉只能多方查找资料，联系有关民俗，才确定了李方州被杀的日期——1942年的“头伏日”，7月16日。

　　十几年各地走访下来，董连辉先后已经花了近10万元，还自费出版了《长城证明》等有关书籍，对工薪阶层的他而言，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但他始终认为，这件事做得“值”：“先辈的牺牲不应被遗忘，不管有名分没名分，这事迹到了我这一辈不再被埋没下去，这就值！”

　　“越是将历史还原得真实、全面，越容易令当代人产生理解和共鸣，前辈的记忆要从我们手里传下去”

　　9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国际论坛上，马国庆的传记文学《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进行了新书发布。

　　生于1950年10月1日、开始步入老年的马国庆感慨，用退休后5年时光换来这样一本书，“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名抗日老战士的后代和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的职业军人，马国庆有着浓厚的红结。2009年，离开工作岗位后的马国庆应邀加入白求恩精神研究会，5年多时间里，马国庆搜集查阅了白求恩留给后人的30万字第一手文字材料和40多部相关书籍、档案，并到加拿大访问，“对白求恩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白求恩有着丰富的经历、丰富的感情、丰富的性格，和所有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原本都是有血有肉、有各种欲求和缺点的人，是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不朽。白求恩这样的烈士现在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和调侃，这是不能容忍的。越是将历史还原得真实、全面，越容易令当代人产生理解和共鸣，重拾我们的信仰。前辈的记忆要从我们手里传下去。”马国庆由此开始写作，“把自己占有的更多资料尽可能分享给大众，成为我的责任。”

　　“在世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如何为后人留下历史真实的面貌？我原来是搞科研的，很直接地就想到技术手段升级上了。”离开工作岗位后积极从事抗战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国上将吕正操之子吕彤羽，近年来最感自豪的是完成了“冀中50本”和《晋察冀日报》等史料的电子化。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是1982年由我父亲他们老一辈牵头建立的，编写了‘冀中50本’。相对来说，史料性的东西已经很全面、详实了。但是从那之后，已经又过去了30多年，大多数亲历者都已去世，而这些资料就是安静地躺在图书馆、资料馆的柜子里，普通人没有途径查阅，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史料‘失声’，在某种程度导致了近年来民间抗战史研究的一些偏颇。”

　　起初，吕彤羽找到《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之女邓晓岚说明意图，两人一拍即合。但当邓晓岚将“半米多高”的《晋察冀日报》影印本交给他后，真正艰难的工作才刚开始。“都是一本本装订好的报纸，需要单双页扫描，扫完一面，还得把沉甸甸的合订本抱起来翻个身，一切都得靠人力手工完成。”

　　多亏石家庄一位热心的退休干部文晴义务帮助扫描，73岁的吕彤羽才从“每分钟抱起合订本翻个身”的琐碎工作中脱身出来，但是小到购买扫描设备时比较各种型号参数，大到往返京石等地协调各种史料、图片，吕彤羽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忙里偷闲，这位搞了一辈子地空导弹的“技术控”还想了个省事的“小妙招”：“先把单面扫描完再扫双面，然后用软件把页面重新排序。”

　　“现在资料都放在云端，大大方便了史料保存和信息共享。”史料电子化使吕彤羽这个“半路出家”的冀中研究会会长，显示出了比很多专业学者更强大的“资料索引功能”。

　　在采访中，他常会不厌其烦地拿出手机，打开使用了云存储技术的插件，为记者指出史料的出处和存储位置，并爽快地向记者们提供账号和密码。“看，放大一看比纸质版都清楚。”

　　“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后代往往有幸比普通人接触和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但只有让更多对抗战史感兴趣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人更便利地接触、使用这些资料，抗战史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深入和系统。前辈的记忆要从我们手里传下去。”吕彤羽说。

　　“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需要更多人的抢救和挖掘，应该有一支老、中、青结合，以青年为主的队伍”

　　“我生在抗战中，算是抗战亲历者，对抗战史研究的感情很深。”今年，到谢忠厚家里请教抗战史相关内容的记者很多，而且“一坐就是半天”。

　　采访中，这位河北省资深抗战史研究专家的学养令所有记者惊讶：河北抗战中种种重要的史实、人名、地名、时间、关系，脱口而出，如数家珍，谈及一些近年没有涉及的内容，他闪身钻进书房，不大一会儿就能从堆积如山但井井有条的资料、笔记里翻拣出需要的佐证，即使是一些自己日常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也能马上讲出哪个系统、哪些研究者做过专题研究。思维之清晰，完全不像一位77岁的老人。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关注抗战史，很高兴。”他说，这种感觉让自己想起30多年前访问吕正操、彭真等亲历者，当他们看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保持着浓厚兴趣时脸上露出的那种笑容。

　　可是说起这个话题，谢忠厚又不无感慨：“研究冀东无人区的陈平十年前就去世了，南开大学研究抗战经济史的魏宏运先生也已经90多岁高龄了，直接接触过那段历史的老一辈研究者正在凋零……可能再有5年，很多东西我也就讲不出来了。”

　　近一年来，他瞅着自己多年收集的“一米多高、好几橱子”的资料，已经开始褪色，他很担心以后看不清，不能再利用了，便扛着单反相机，让老伴一页一页掀着，给资料拍照，再把照片存入电脑，忙活了好几个月，累得老两口腰酸背疼，却仅仅整理完了十分之一。

　　专业研究抗战史的谢忠厚原本算不得“民间研究者”，但从省社科院退休近20年之后，仍在坚持华北细菌战专题研究的他，如今需要自费购买相关资料，“和民间研究者差不太多”。可老人又放不下这个课题，“现在‘细菌战’没人研究，我再放下，整个华北几乎就没人做了。”目前谢忠厚的《在中国华北的细菌战》一书正在最后的审定阶段，“尽管现在已经挖掘了十多年，但距离鬼子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在今天的民间抗战史研究中，也活跃着一些80后、90后志愿者的身影。

　　今年暑假，20岁的李晓帆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寻访百名抗战老兵活动，该活动组织300名学生奔赴保定市22个县（市、区），对百名抗战老兵进行了寻访。李晓帆的寻访对象，是1942年参军入伍的通讯员姚成印。

　　“岁月总是模糊了许多人的身影，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历史铭记。”寻访姚成印前，李晓帆特意在网上搜索，试图得到一些相关消息，但一无所获。

　　然而历史又如此清晰地印刻在姚成印身上。在战争中，他的右腿被手榴弹炸伤，落下终身残疾。但即便如此，当讲起14岁参军，讲起在战斗中传达命令时，敌人的子弹“突突”从脚下穿过，“姚爷爷的脸上竟是笑的”。

　　如今，姚成印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位于保定淮军公所一处90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条件并不好，但当寻访队员问他“缺什么吗？”老人却说，“我什么都不需要。”

　　李晓帆自认为历史学得不错，平时也会看些抗战纪录片，“但只限于看，不懂”，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李晓帆一直不能理解“那种信仰和那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感觉”。

　　“我们称其为故事，但那都是由无数生命写满的历史。”寻访之前，李晓帆“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这会带给自己什么”，但是，当她踏进姚成印的家门，“内心瞬间便涌起了一种神圣感，觉得我是一名记录者”。

　　听了李晓帆的故事和体会，谢忠厚很欣慰：“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需要更多人的抢救和挖掘，民间志愿者的研究方法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但他们的热情值得肯定。随着时间推移，会更加成熟，他们的研究发现可能会相当多。抗战的历史，应该有人接棒研究下去，应该有一支老、中、青结合，以青年为主的队伍。”（记者 周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