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纺大电视剧《潜伏》有一段余则成与左蓝久别重逢，在咖啡馆接头的剧情。余则成没想到接头人会是他朝思暮想的恋人左蓝，左蓝更是对军统特务男友余则成的出现满腹狐疑。余则成试探着问：“听说您表弟是走私相机的，我能看看货吗？”左蓝顿时惊喜得满脸泪水，她笑答：“您搞错了，我表弟是贩卖茶叶的！”一句接头暗语让左蓝意外获知，余则成已经由军统特务转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一对革命恋人顿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段情节打动了无数观众，一时间使得隐蔽战线秘密联络的暗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猎奇的热门话题。

　　暗语作为秘密联络的常用方式，在中共隐蔽斗争史上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重要关头的重要信息，都是通过暗语及时、准确地上传下达的。回顾中共隐蔽斗争史上那些著名的暗语，其背后无不隐秘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克潮病笃”可谓中共隐蔽斗争史上最广为人知的暗语之一。1931年4月，对中共中央主要机构和核心人员几乎无所不知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彻底破坏的重大危局。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截获破译顾顺章叛变的密电，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嘱咐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舅舅”（指李克农），迅速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报告党中央。

　　听到刘杞夫所说情况，李克农当即意识到顾顺章叛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向沉稳的他瞬时惊呆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思索着如何第一时间报告党中央。当天不是接头日，中央特科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欧阳新不会与他碰头，但只要找到陈赓，就能联系上党中央。心急如焚的李克农四处暗寻，终于在出租汽车总公司找到了陈赓。陈赓料定李克农有急事，立即开出一辆出租车，让李克农坐上车，边行驶边说话。李克农说明情况后，陈赓也急了，很快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指挥了一场大转移，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构当天夜里就搬迁完毕，一大批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得以幸免于难，使党避免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灾难。

　　与此同时，李克农给身处天津、时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党务调查科天津站）的胡底发去了那份著名的暗语电报：“克潮病笃。”“克”指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的意思是事态严重。（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第261页）

　　胡底接到电报后，按照预先约定需要迅速离开天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这时，在胡底手下工作的钱壮飞妻弟张家垅当即变卖了爱人的手镯，为胡底凑齐了前往上海的路费。抵沪后，胡底被闸北区党支部隐蔽到一个白俄家庭居住，称他是作家，需要潜心创作，不愿受外界打扰。钱壮飞从南京脱身来到上海后，陈赓将他安排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家隐蔽起来。随后，遵照党中央决定，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相继离开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

　　关于“龙潭三杰”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段历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般的化险为夷是我们党秘密工作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也有人称之为“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故事”。“克潮病笃”这句简短的暗语，因此成为“龙潭三杰”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最生动的写照。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时，各情报渠道接连获悉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央苏区的企图，党中央开始为战略转移预作准备。蒋介石围攻苏区采取的是“北重南轻”的兵力部署，意在以北部重兵压迫红军向南进入广东，让红军与粤军互拼互耗，蒋介石则可一石两鸟，既消灭红军，又进占广东。老道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察觉到蒋介石这一险恶用心，随即暗中向红军表示，愿通过秘密谈判谋求与红军互谅互让。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这是为红军争取战略转移最佳路线年九十月间委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向他们交待了联络暗语。

　　经过三天三夜密谈，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一是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是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是解除封锁；四是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是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笔记本上，未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周恩来如约发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红军已经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了。

　　陈济棠的代表得知电报内容后，很敏感地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27、328页）

　　长征开始后，陈济棠部基本遵守了秘密协议，中央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置在陈济棠防区的三道封锁线，“不受惊扰”地行进了上千里。

　　此后五十多年时间里，红军当年与陈济棠达成的五项秘密协议一直不为公众所知，直到1987年12月《何长工回忆录》面世，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顺利“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的历史谜团才公诸于众。

　　“你喂的鸽子飞了”，既代表了“远走高飞”，也代表了“和平鸽上天”，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增添了一道神秘而生动的色彩。

　　1935年5月31日，即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经过几天准备，6月7、8日随军到达天全县灵关殿后，陈云只身一人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

　　对于陈云的“神秘消失”，中央从多方面做出了精心安排。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前往上海。中央给陈云拨了三千元大面额国统区货币用以恢复上海党的工作，二百元小面额货币和光洋作为路费。陈云带了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货币藏在热水瓶胆下面。组织上专门委派灵关当地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老师席懋昭一路护送陈云。他们两人出发不久，红军故意让在押的天全县教育局长溜掉。等这位教育局长赶上来时，席懋昭主动与他搭讪，说他和陈云两人是为了躲避红军外逃的。这位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遂结伴同行，不走大路，走小路。遇有检查，席懋昭和教育局长上前答话，陈云怕暴露口音，假装解手混过去。这位教育局长老家在荥经县，是当地的财主，抵达荥经县城后，陈云和席懋昭在教育局长家里住了一夜，随后经雅安到达成都。

　　陈云拿着的亲笔信，找到成都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把随身携带的经费寄给了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随后，陈云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75、176页）

　　陈云以“廖家骏”为化名或许并非偶然。陈云确曾姓过廖。陈云本家姓陈，四岁时父母双亡，他和姐姐跟着外祖母到舅父廖文光家一起生活。外祖母临终前叮嘱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廖文光遵嘱将陈云收为养子，改名廖陈云。参加革命后，廖陈云改回原名陈云。

　　离开成都后，陈云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对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撰写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以及、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情况。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首次出版，一时间风行各国。西方评论家称，该书对中国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动世界的成就。

　　这次历史性的采访，形式上是新闻宣传工作，实则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而“在北平的M.S认识否？”则是护送斯诺秘密安全地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接头暗语。

　　斯诺想来边区采访的要求及其本人情况，是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的。他认为，斯诺虽不是，却是一位尊重事实的记者，如他能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客观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将有利于粉碎对中共的歪曲宣传和造谣诬蔑。、周恩来对斯诺的要求甚为重视，认为可借此打破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们同意李克农的建议，批准邀请斯诺来根据地采访。

　　斯诺采访根据地一事得到了宋庆龄的鼎力相助。经宋庆龄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研究，出身牧师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被选派护送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董健吾此前曾作为国共两党密使有过西北之行，且已结识了张学良，更兼熟谙英语。

　　因董健吾与斯诺素不相识，宋庆龄专门与董健吾商量了到西安后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语。宋庆龄还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裁成两半，一半交给董健吾，另一半寄给了斯诺。

　　据2020年7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董健吾》记述，抵达西安后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入住西京招待所，很快在旅客登记薄上查到斯诺下榻的房间。他用暗语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用预定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双方随即各自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6—董健吾》，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887页）

　　然而，对于这个接头过程，斯诺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却采用了模糊的表述。出于对宋庆龄和董健吾二人的保护，斯诺在《汉代青铜》一章中讲述与董健吾接头过程时，并没有提到那位关键而神秘的“M.S”，只简略地说：“他提到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14页）

　　斯诺用“在北平的那个朋友”将“M.S”的英文缩写都略去了，以此保护北平的中间联系人。同时，他用一句“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这种模糊表述，回避了宋庆龄的名片。斯诺出众的隐蔽斗争意识、经验和能力，不得不令人钦佩。

　　斯诺采访期间，其进出边区的路线、采访行程及安全保护，都是李克农一手安排的。几个月时间里，斯诺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回到北平后，他先是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报道，后将这些稿子汇编成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为便于在统治区发表，该书另译名《西行漫记》。2020年4月，《红星照耀中国》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1949年1月31日，中共开创了以打逼谈、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使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新生。“北平方式”成功的背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先敌一步、多敌一手、高敌一筹的卓越情报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人数，已由抗战时期的200人发展到3376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北京历史》，第534页）学校、工厂、铁路、市政、新闻、出版、服务行业、医院、电讯部门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也发展到5000多人，遍布全市各行各业。而统领这支地下大军的，是一位代号“老头”的幕后总指挥，直至北平解放，许多地下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只闻“老头”其名，不识“老头”其人。

　　平津战役期间，在“老头”统筹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及时精准获取到傅作义部的大量战略情报，印证了傅作义在战与和、守与走之间的摇摆不定，为中共中央下决心运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提供了及时精准的情报依据。元帅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他判断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遂以个人名义单独向发去电报，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看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说：“我们随即根据党中央指示，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向傅作义将军提出双方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元帅回忆录》，第559页）

　　在“老头”亲自策划下，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党员傅冬菊被安排回到傅作义身边，她每天都向地下学委领导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和心态，包括傅作义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等细枝末节的情绪变化。“有时他头天晚上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他上午的事，下午地下党就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北京历史第一卷》，第510页）这些情况第一时间通过电台报送华北局城工部、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有力配合了军政两条线的斗争。元帅评价说：“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老头”领导下，北平密切跟踪获取战场情报，做到了敌未动我先知。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突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门（石家庄）。然而，偷袭部队还没有行动，偷袭计划就已经被北平地下党通过多个渠道获取，并第一时间报告了中共中央。1948年12月间，北平地下党获取了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等地城防工事及天坛机场、环城马路有关敌情，为我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军事依据。

　　在“老头”具体指挥下，北平地下党对围城部队的战术情报需求做到了“有问必答”。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一度考虑率主力经天津、塘沽从海上撤往青岛，北平地下党侦获此情，解放军遂切断了平津铁路公路。傅作义一招不成又出一招，下令在东单至南跑马场一带修建机场，企图将主力空运至青岛，地下党又派人实地勘察，用脚步丈量出弹坑至崇文门的距离，使前线指挥部掌握了东单机场的准确弹着点，解放军围城部队炮兵迅速封控了东单机场。

　　为配合部队攻城准备，地下党派人对北平各个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暗查，用数砖块的办法，先量出每块砖的长度、宽度，再一块一块累计，计算出城墙的精确高度和宽度。

　　“老头”深谋远虑，确保了平津战役期间情报传递畅通无阻。早在抗战后期，他就开始为深入平津设立秘密电台筹集物资配件、选拔培训报务员、译电员，陆续派入平津潜伏下来以待时机。至平津战役发起，已建立健全了秘密电台三套人马，即三部电台、三个报务员、三个秘密工作点，各自为战，互不交叉。这种配置既不怕某个电台发生故障，又能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在驻扎着二十多万部队、特务警察宪兵遍布全城的北平，秘台三套人马始终未被敌人发现，一直战斗到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北平地下党与华北局、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之间情报通联的畅通无阻。

　　1949年1月29日晚，刚刚开机工作的秘台报务员艾山突然开心地笑出声来。原来，她收到了来自解放区的一份英文简字暗语：“老头明天到你家去。”在场同志顿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北平解放了！北平解放了！”（《缅怀刘仁同志》，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14、115页）

　　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今新华社社址）召开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市委书记彭真特意把主席台后排就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请起来，郑重对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的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全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老头”！他就是“老头”！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老头并不老啊！时年40岁的刘仁，满含热泪起身，鞠躬致意。“地下党员们这才见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谋面的这位领导人。一些人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只见他中等个头，敦实身材。他那坚毅敦厚的面容、炯炯有神的目光、朴实无华的形象，虽然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然而却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第202、203页）

　　“老头明天到你家去”，一句暗语，预告刘仁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步入北平城，宣告了中国在北平由隐蔽向公开的历史性转变。

　　这句话并不是暗语，而是熊向晖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其背后隐匿的，是熊向晖在危机关头不用暗语，毅然用明语向党中央传递情报的故事。

　　实际斗争中，情报人员并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从容不迫地使用暗语，把需要传递的情报完整准确地传递出去的。有些突发的重大关头是不可预见的，因而不可能有事先约定的暗语，熊向晖就遇到了这样十万火急的情况。

　　熊向晖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投放”在高级将领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担任胡宗南的机要副官。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重点进攻延安，熊向晖这颗“闲棋冷子”开始挺兵跃马，发热发光。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苦于找不到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行踪，特请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携带美国最新无线电侦测设备侦测中共首脑所在位置。熊向晖急于将这一事关中央安危的情报上报组织，却不能离开前线前往西安，这种突发的紧急情况不可能有预先约定的暗语，而熊向晖手头又无技术条件用密写、密码、缩影等方法把情报传递出去。情急之下，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用明语将情报内容书写成信，一式两封，一封交其联络上线王石坚，另一封交旧友、“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嘱其勿拆，速转王石坚或陈忠经（后三杰之一）。两封信一并装入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交由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达上述人员手里，后经中共西安情报系统第一时间报告了上级。（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第59、60页）

　　熊向晖冒死送出的这份情报，使、周恩来得以率领党中央、安全、从容地与敌周旋于沟壑山峁之间，即便敌在山上、我在山下，相距咫尺，也能成功躲过敌无线电搜索，为最终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坦言：“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行走于刀锋之上，没有安然无恙的潜伏，没有轻而易举的。使用暗语需要智慧，弃用暗语需要勇气，两者同样值得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