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日撸mm“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小城镇有很多，诸如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等，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台儿庄，中国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镇。”

　　这是1938年4月,美国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在《生活》周刊对运河古城的这场战役给予的评价，台儿庄大捷被写入世界战争史。

　　1938年3月23日到4月7日，中国将士与日军展开了长达半个月的激战，毙伤日军上万人，取得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捷，史称“台儿庄大捷”。

　　双方反复争夺城池，死伤枕藉。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回忆起战争的惨烈程度，还忍不住战栗。“你害怕的事情肯定记得清楚。”

　　今年84岁的李敬善老人，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之一。战争过去79年，那时刚刚记事的孩童，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不过，每每回忆这场战争，李敬善依然觉得“身上的汗毛会竖起来”。

　　记忆里，李敬善总忘却不了一个场景：战争结束以后，台儿庄城内的土是黑色的，就和倒了一盆酱油在地上的颜色一样。“那时候我们年纪小，不知道是血，一下雨，雨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黑褐色，那真是黄土变血泥。”

　　“你想想当时的情况多么惨烈，土壤让血染到了什么程度才能是这样，死十个八个人肯定不能。”李敬善忍不住感慨。“1951年，台儿庄建了一所中学，我们学生就去挖土坑。随便挖两锹，就能看到白骨。”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2008年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增添了不少商业气息，但只要细心观察，战争的记忆远没有消失，古城内受伤士兵的雕像、战场的照片,以及弹痕累累的墙壁仍然诉说着这场战争的惨烈。

　　台儿庄古城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城中尚存53处战争遗迹，是保存二战遗迹最多的城市。

　　古城内袁家后巷李家老宅，是台儿庄古城大战遗址纪念园一处著名景观，灰白色的砖墙上，深浅不一的弹洞清晰可见。“墙上的大坑是手榴弹的弹片崩的，小的可能是步枪机枪打的，因为重修的原因，现在墙上的弹孔少多了。”

　　李敬善正是这座老宅的主人。当年，李家在此开设了“义丰恒”字号杂货铺，以经营糖茶、糕点、丝绸、棉布为主，兼营南北水果、干制海鲜等杂货，算得上是台儿庄规模较大的字号。

　　这里，也是战斗最惨烈的地方之一。敌我双方的巷战就在这里发生，向城南进攻的日本人遭遇国军的机枪阻击，最终被困，没有能够往南再进一步。在这里，守城部队吹响反攻号角。

　　战场上官兵尸体来不及处理，李家老宅的三间屋子被用作临时停尸房。李敬善的父亲是战后第一批返回台儿庄的逃难者，他和村民帮助部队掩埋了这些尸体。李敬善听父亲说，多数都是部队的尸体，统一的灰色军装。

　　“幸好跑了，要不跑肯定都活不成了。”李敬善回忆说，在战争开始之前，老百姓都不相信日本人真的会来，直到部队进城，才意识战争真的来了。

　　在村民“逃反”之前，当时守卫的台儿庄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队已经进驻台儿庄，开始布防。四个城门，只留下南门供老百姓出城逃难。当时部队向老百姓宣传，“战争马上就要来了，这必定是一场恶战，愿意走的，赶快收拾东西逃难去吧。”

　　战争的阴霾在台儿庄上空笼罩，城内贴满了写在红黄绿各色纸上的标语：“誓死不做亡国奴”、“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远处，藤县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在柳树发芽的时节，台儿庄村民不得不走上逃难之路。“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拉货的车上，车子走到柳树底下，我就折柳条吹口哨。”

　　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听说日本人从北边过来，所以往南逃。在祖父的带领下，5岁的李敬善以及全家三十多口人，牵着牛车，带着可以置换口粮的货物，离开了台儿庄。

　　一路上，尘土飞扬，逃难的队伍长达好几百米，一眼望不到头。李敬善的周围，随处是熟识的乡邻。

　　最初，人们抱着侥幸心理，前行的速度很慢，一天不到十里路，而且“一步三回头”。台儿庄枪炮声响起时，他们还没有走远。

　　“因为还是恋家嘛，谁想把家给扔了呢，很多人心里的想法就是，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起来。”李敬善回忆说，听见枪炮声音越来越近，人们才着急逃命。最终，李敬善一家人在“大榆树”落脚，现在的江苏省邳州市。

　　台儿庄战役研究会顾问、83岁的任世淦，在战役爆发时只有2岁，父母抱着他死里逃生。“在藤县保卫战爆发后，父母带着我躲进了后面的大山里。”

　　距离台儿庄约12公里的一个村庄，没有出去躲难的20多口人被日本人杀害，只剩下一对八岁和六岁的兄妹，因躲在高粱秸秆里面才幸免于难。兄妹俩亲眼看到祖父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1938年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目标是台儿庄的北门。

　　中日双方围绕古城北门的清真寺反复争夺。清真寺的望月楼，是当时整个台儿庄的最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拉锯战持续了六天七夜，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营官兵几乎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尸体遍布清真寺内外。

　　位于清线团指挥部，是目前古城遗址中留有弹孔最密集的一处。清真寺院内的一颗柏树也难逃战争的摧残，树干处留下了一个个弹孔。

　　“清真寺周围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全都是烂砖破瓦。”李敬善回忆说，即使没倒的屋子也都不完整，很多地方都是扒开的机枪眼。

　　台儿庄的守城部队是第2集团军的31师，按照战斗部署，坚守三日便可完成任务，但没想到和日军争夺了半个月。

　　今年82岁的屈令婉，是31师参谋主任屈伸的二女儿，她现在还有些懊悔，父亲在世时没有了解更多的战争故事。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台儿庄大战。每次回到父亲曾经战斗的地方，看着破败的街区，子弹穿透的弹孔墙，屈令婉忍不住哽咽流泪。

　　在台儿庄战役中，屈伸带领部队开赴台儿庄布防，在徐州面见李宗仁接受任务并领取作战地图。战斗打响后，指挥所设置在台儿庄一河之隔的铁路桥下，就近指挥台儿庄及附近的战斗。屈伸每日进寨巡逻，随时掌握战斗进展情况。

　　屈令婉回忆说，父亲深知此战非同一般，出发前曾向住在武汉法租界一家医院中的母亲去了一封短信，说道：此次作战不同以往，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如果我不再回来，你就带着儿女回三原老家去吧。

　　战斗后期，师长池峰城因劳累吐血，参谋处长屈伸临危受命，代副师长之职，负责制订司令部计划，主持部队的调遣和指挥作战事宜。

　　日军的炮兵阵地，在台儿庄以北的刘家湖附近，白天是大炮、飞机的轰炸，夜晚放火焚烧。整个台儿庄，无时无刻不在炮火中颤动。在炮火轰击下，台儿庄上空硝烟笼罩，城内屋塌垣断，血肉横飞，官兵相继阵亡。

　　在一次观察指挥炮弹着力点时，一枚炮弹皮落到屈伸脚下。他俯身捡起这块发烫的弹片，上面还有淋漓的鲜血。他递给身边的战士，沉痛地说：“这是敌人的铁，我们战士的血！”

　　3月31日，日军已占领台儿庄五分之四的街区。为了夺回台儿庄的西北角，屈伸征集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加上请愿杀敌的37人，凑成了57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集体立誓，“反正不活着回来，我们的生命换得成功那最好，不成功便自杀以报国家。”

　　57名敢死队员分成6个小组，手持大刀、长枪从日军侧背冲入城西北敌军阵地，与日军开展白刃战，活着回来的只剩下13人，其中1人因为觉得没有完成任务在返回途中自杀了。屈伸不得不派人将幸存的队员监视起来，怕他们自杀。

　　一名日军士兵事后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在台儿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事后回忆，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

　　守城部队死伤无数。31师师长池峰城曾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也电话请示李宗仁，“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为了稳住军心，参谋长屈伸向31师官兵下令 ，如果擅自撤退，一律格杀勿论。“我同师长一道进城共赴国难，决不让官兵牺牲而我们苟活。”

　　在尸体遍布的城池上，有幸存的官兵高声哼唱抗战歌曲：“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亡国的条件不能接受。”

　　退休老教师20年搜罗日军暴行“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回忆起这段历史，台儿庄战役研究会顾问、83岁的任世淦坐在沙发上不禁一声长叹。

　　“我出生在这里，对日本鬼子的印象很深。我嫂子的父亲是被日军杀害的，我老伴的祖母外祖母是被日军杀害的。”全面抗战爆发80年以后，任世淦平静地陈诉着家中的遭遇。

　　1997年，从山东滕州官桥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任世淦开始实地调查日军侵华罪证。他想知道，在鲁南苏北的土地上，日军到底做了哪些抢掠、奸淫、屠杀的恶行。这些事实不是历史课本泛泛而谈的“日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这是一场历史文化苦旅，却一发而不可收。20年时间，任世淦骑着自行车，按照地图，几乎走遍鲁南苏北，行程约6万里，访问了大大小小1600多个村庄，从活在世上的数千位老人那里“抢救”即将消失的战争记忆，形成了百万字的调查资料。在任世淦的家中，珍藏近40本泛黄的笔记本和数千张黑白照片。

　　悲惨、触目惊心……任世淦屡屡提及这些词汇。在调研中，一位幸存者哭诉说，日本兵用一把斧头就砍死他一家14口人。在藤县的白沙河镇，一个清晨，日军就屠杀了83个村民，任世淦先后进村十次，反复核实。

　　岁月逝去，很多人已不愿意将过去的苦难重新拿出来诉说，任世淦只能不断地做思想工作。临沂一个村庄的一位男性告诉他，自己的奶奶就是被日军侮辱后杀害的。

　　任世淦说，在他访问的这些见证者老人中，约99%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唯一庆幸的是，这些老人在若干年前，活着的时候，我到了他们的面前，记下他们想说的话，把他们的这份记忆留了下来。”

　　这两年，年岁渐大，体力不允许任世淦再频繁出去调研，他开始整理资料，百万字的资料分成了逃亡卷、屠杀卷、性暴力卷、烧光卷、掠夺卷、奴役卷、死鬼子卷。

　　工整的繁体楷书，一笔一画将散落的历史记录在册。“我希望借此安慰为我们这个民族牺牲的无数烈士的英灵。”说到这里，任世淦难掩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