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的降临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郑王府旧址,成为全国教育工作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这使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有了极其重要的组织保障。教育部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一个多月后,会议召开。自此至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了9次,在9次大会串联起的70年里,中国教育的重大方针也在变迁,牵动着共和国的脉搏,与共和国同向同行。
新中国成立时,四亿人口中,八成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1.6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社会的。”在的直接关怀下,1949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当时从事宣传工作的张承先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
“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旧社会留下的大批学校是教育事业的主要部分,要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同时有步骤地建设新中国需要的新型学校,比如,工农速成中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业学院等。”中国教育学会顾问谈松华认为。
第一次全教会的召开,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基本方针,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开启了新中国教育的航程。
当时成立的一些机构,成为历史产物。比如,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一时间,神州大地“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到1953年为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首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表明“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于首要地位”,对教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政府对公办学校实行直接指令性计划,保证了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
统计显示,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校229所,在校生44万人,学校数量虽然比1949年的205所增加不多,但在学校规模、层次、布局、专业设置等方面,更加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巨变同样发生在基础教育。就拿一个数据来说,1957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1.7%,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相比,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育的发展对首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从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是共和国教育的初创阶段,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奠基阶段。”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这样评价。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当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社会主义教育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和开始独立探索的阶段。
1958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分两阶段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后来写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宣布:“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应该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于克服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等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次会议及其相关文件,‘左’的路线和思想已有所反映,片面强调体力劳动,停课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谈松华分析道。
而在“文革”期间,197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这一时期的“教育大革命”使得整个教育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历史再次验证一个至简至朴的道理:教育是立国之本,动摇了这个根本,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1977年,复出。8月4日至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上,专家一致要求立即废止“文革”中实行的招生“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
本次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根本没法安排大学课程。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当年冬天,570万名考生走进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为了及时印出考卷,甚至动用了印刷《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恢复高考是对“”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搞乱的路线是非,从正面阐述了教育就是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还反复强调要尊师重教,第一次正面为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教师正了名。
这次会议之后,教育的恢复和整顿出现新局面,“文革”中被取消的教育组织和机构也获得新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时间大幕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这是个神奇的年代,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这是个刷新历史的时代,民心凝聚、上下同欲。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称之为“一大发明”“一大创造”。仅仅时隔一周,中央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起初交上去的汇报提纲没有通过,“没有抓住主要问题”。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决定到一线调查研究:
安徽一些大学书记、校长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学校没有自主权。
在江苏,全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因为体制原因,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
“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起草文件的负责人写道。
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送上去,批示“很赞成”。半年时间,十易其稿。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席闭幕式,发表了《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一周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全党全国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真正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向,成为共和国教育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按照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经济建设是中心,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三者从而形成一个时代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框架,教育体制改革是整体体制改革部署的一部分,主要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包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谈松华认为。
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教育犹如春潮涌动,呈现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基础教育通过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力量举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坚实基础;经过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职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由1976年的7.6%提高到1990年的45.7%;高校结构日趋合理,基本上满足了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而1994年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使教育事业走上了快车道,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绘制了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蓝图。1994年的全教会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教育优先”的战略地位,当时是有现实背景的。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在其访谈录中说道:“1993年我一上任就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许多地方出现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一共欠了14亿多元。我对此感到十分内疚。教师的工资本来就比较低,还发不出,教育还办得下去吗?”教师工资、教师住房、教育投入,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三大问题。
谈松华曾参与起草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他看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1985年的全教会提出了改革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旧体制,但是用什么新体制、新制度代替,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1994年全教会明确了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旧体制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教育新体制”。
比如,管理体制改革。我国高校一度是全部由中央管理,后来是中央省级两级管理。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了高校的法人地位,办学自主权是法律赋予的。
历史行进到1999年前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式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不再受数量的困扰,质量提升的呼声渐高,尤其不容回避的是,教育观念等滞后于时代发展,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对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可低估。
而在一些地方开始了素质教育的探索,湖南汨罗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烟台素质教育的文章频见报端。
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6月中旬,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动员令。
“党的教育方针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为什么又提素质教育呢?”对于这点,在其访谈录里这样写道:“因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的现实问题。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在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取得两大方面的巨大辉煌成就。一是普遍提高了中华民族受教育的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这样评价。
数据也支撑了这一判断。到20世纪末,我国已基本实现了“两基”任务,文盲充斥的现象一去不复返,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就!1999年,全国高校1942所,是1949年的9.5倍,在校生742.3万,是新中国成立时的372倍。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共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6000余万高、中等专业人才,发挥了骨干作用。
2010年7月13至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
会上,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出发,绘制了未来1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国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其中一步,所以当时很多部门都在制定2020或者2025的发展规划。教育在进入新世纪后,也面临着发展任务、改革重点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纲要》是从新世纪的角度来研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的总体性谋划。”谈松华分析认为。
“我认为总体战略部分是整个《纲要》的灵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20个字方针,这是文件的核心内容。同时,提出“两个基本,一个进入”的战略目标,即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并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专家提到,《纲要》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为起点,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这是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文件把人才培养改革放在改革部分的第一条。”谈松华说。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建设教育强国看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培养什么人”,成为教育首要问题。
时光拉近到一年前,2018年9月10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习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入分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回答了关系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强调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对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为“九个坚持”;
习的讲话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吹响了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员令。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国务院印发“职教20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职业教育进入大改革大发展时代;中央连续印发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三个基础教育重要文件;各地都推出自己个性版的教改方案,“落实全教会精神”成为教育事业的最强旋律……
当下教育事业发生的变革,其实是在充满波折的70年里,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来之不易,也将得以丰富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上下同心,勠力同行,未来可期。
“70年里,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文盲充斥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形成初中高系统,高校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体系正在形成,已经向教育强国的目标迈进。可以说,70年教育的改革发展,走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两三百年的历程。”谈松华认为。
而教育也在这一历程中与共和国同向同行。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教育事业发展有效提升了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资源。”统计报告里这样描述。
9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让我们触摸到7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脉搏。1949年、1958年、1971年、1978年、1985年、1994年、1999年、2010年、2018年,沿着每一个年份走来,共和国教育都是波澜壮阔,曾经艰辛,曾经曲折,而今辉煌,而今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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