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lo祖奴2020年3月，随着韩国N号房事件被广泛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案件震惊全世界的同时，也让数码性犯罪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作为N号房事件最初的报道者和报警人，追踪团火花与警察合力进行了调查。《N号房追踪记》是她们对该事件的第一手记录。近日，此书的简体中文版由博集天卷引进出版。

　　《N号房追踪记》作为韩国重大事件的纪实作品，详尽地书写了整个案件发生、发展和被揭露的全过程，以及当事人自我的心路成长，是韩国法律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向全世界展现了，特别是女性群体生存的艰难性。

　　全书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采取了相对严谨的新闻报道形式。两位立志成为记者的女大学生火与丹组成了追踪团火花，在以“非法拍摄”为选题的材料收集过程中，发现了众多以女性、未成年人的非法视频盈利的网络聊天室。怀着一定要将加害者们送上法庭审判席的坚定信念，火和丹咬牙在聊天室内进行了超过一年的潜伏取证。在此期间，她们协助警方调查取证、向媒体举报，并积极帮助受害者，最终让这起震惊全世界的数码性犯罪案得到曝光。

　　同时，本书的第二部分以随笔的形式，讲述了追踪团火花二人火和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性别不平等事件，以及她们由此产生的思考和蜕变，是对女性力量和勇气的最好诠释。

　　韩国共有26万台出租车，这相当于，你在街边碰到出租车的概率，就是你周围出现N号房会员的概率。所有加入N号房的人都很默契：在这里，自己的犯罪证据才是通行证。

　　面对如此惊人的犯罪人数，在火和丹的坚持不懈下，终于让事件得以全方位的曝光。

　　2020年3月，韩国《国民日报》以《N号房追踪记》为题，对N号房事件进行了头版连载报道，引发全民共愤。知名主持人刘在石、“EXO”成员朴灿烈和边伯贤、《请回答1988》主演李惠利等演艺界人士纷纷发声，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

　　随着2021年10月，N号房主犯赵主彬获刑42年有期徒刑的宣判，大众的关注度似乎告一段落，但是N号房所牵扯到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

　　从最初开始调查N号房到现在的两年中，在不公开长相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火与丹一直为根除性犯罪进行着各种努力。

　　她们将核心焦点放在数码性犯罪的解体上。积极协助媒体采访，揭露Telegram内的数码性犯罪事实。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援助，为防止出现二次伤害而努力。她们说，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不断努力，去建设一个没有女性因数码性犯罪而愤怒和不安的国家。

　　“火花”在两年内获得诸多奖项，比如2020年韩国女性家族部长官表彰。同名特稿《N号房追踪记》也荣获第52届韩国记者奖大奖。本书《N号房追踪记》更是被韩国知名书店教保文库评选为“开启2021年之书”。她们在书中提到写下这本书的原因，将罪恶记录下来，以免后人重蹈覆辙。

　　N号房事件不仅推动韩国相关法律的改变，而且令数码性犯罪问题在世界得到关注。《N号房防止法》将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年龄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也加重了对数码性犯罪的量刑。利用性剥削视频胁迫、强迫他人者可分别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尤其是即使本人拍摄自己的身体，如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拍摄的影像进行散布，也将受到处罚。

　　有读者评价他们：“平凡的两人做出了伟大的事业。怀着共同目的努力的人很多，这两个人尤其令人感动的原因是，她们凭借“不多的经验和技术”做出了别人无法下决心去做的艰险的事情。而且，真正艰险的一点是，当时的世界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她们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们明知道这一点，还是下决心去做了。”

　　窥视威胁女性，这些罪恶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数码性犯罪的噩梦中，谁来保护儿童和女性，创造安全的世界？“火花”在《N号房追踪记》中，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给出了答案。

　　我们第一次去的地方是警察厅本厅网络安全局。只有向这里举报，案件才能被分配到各地方警察厅，然后得到相应调查。因为这是网络空间中发生的犯罪，加害者很有可能分散在全国各地。

　　报警前一天的夜里，我们一直潜伏在Telegram的各个聊天室里，重新观察现场的情况。在 N 号房以外的其他聊天室也发生着各种性剥削犯罪，一时间我们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说明，最后我们决定首先对通往各个聊天室的哥谭房的管理者“Watch Man”和N号房事件进行揭发。第二天下午，我们联系了警察厅本厅网络安全局。

　　“有人以数十名儿童、青少年为对象制作性剥削视频。这些视频在Telegram上被广泛传播。”

　　“关于数码性剥削犯罪的报案很多，之前很有可能已经有人报过案了。二位是事件当事人吗？”

　　这位警察似乎并不了解当今的数码性剥削犯罪有多严重。在保密性极强的 Telegram 发生的性剥削犯罪隐蔽性更高。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天的时间在 Telegram N 号房中卧底调查，才了解了里面发生的性剥削犯罪。最终，我们决定去附近的警察局详细说明情况，并立即坐上了出租车。

　　来到警察局，我们告诉服务台自己是来举报数码犯罪的。在“网络调查组”的门牌前，我们深吸了一口气。

　　警察看了我们带来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未发一言，他已经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开始向我们询问“是否与受害者取得联系”“是否掌握了加害者的人数规模”等问题。我们详细说明了过去一段时间内掌握的情况。

　　警察表示“制作并散布未成年人性剥削视频的数码犯罪还是第一次遇到”“案件重大，最好上报至警察厅”。“啊，有希望了……”我们不禁长出一口气。但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又开始担心，如果警察厅不积极进行调查怎么办？当时正是我们对女性安全处于死角地带的现实深感无力的一段时期。2018年，女性们走上街头，谴责偷拍、网盘联盟（webhard cartel）和放任女性厌恶风气的政府，进行谴责“非法拍摄偏袒调查”的示威。这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女性人权示威，它告诉人们，以女性为对象的性剥削犯罪正通过偷拍的方式隐秘进行，事态的严重性不容忽视。结果还不到一年，我们就在网上目睹了这样可怕的事件。“就算我们想阻止这场犯罪，真的阻止得了吗？

　　在等待江原地方警察厅回复的5天的时间里，“Telegram 性剥削犯罪中心部”——哥谭房的成员又增加了100名左右。

　　《国民日报》报道了《N 号房追踪记》后，报社收到了很多希望帮助“追踪团火花”的人发来的邮件。自3月17日“博士”被抓的事情被报道后，《N 号房追踪记》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媒体也开始关注从2019年7月开始卧底采访的两位大学生记者。当时的我们正忙着准备就业，作为最早报道N号房的“追踪团火花”而备受关注，这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当时唯一的感受是，国民已经和我们产生了共鸣，为 N 号房事件感到愤怒，这下终于有望斩断数码性剥削犯罪的根源了，因此非常激动。

　　《N 号房追踪记》被报道后，首次向“追踪团火花”发出采访邀请的媒体是《媒体今日》a。我们以媒体在报道Telegram性剥削事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为中心进行了回答。“在如实公开受害事实、表明犯罪严重性的叙述过程中，必须注意用词，避免报道内容引发读者的猎奇心理。所以，报道该案件的受害事实可能会有一定难度。在 Telegram N 号房相关报道发出后，在不引发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摸索解决方案，同时持续关注后续处罚。”

　　“希望记者朋友们多多报道 N 号房事件。”“但是，假如报道内容过于吸引人眼球，容易引发二次伤害，这一点拜托大家多加注意。”我们向媒体这样呼吁道。但是“博士”被捕后，媒体好像都把注意力放到了加害者身上，似乎都想把他变成恶魔，然后争相报道一段“加害者口供”。对于媒体的这种态度，我们感到非常绝望。受害者的安危完全被抛在了脑后。2020年3月23日，我们决定以“追踪团火花”的名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大家好，我们是“追踪团火花”——由两名大学生组成的Telegram 数码性剥削犯罪追踪团。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持续关注 Telegram 内发生的数码性剥削犯罪。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们在 N 号房、熟人凌辱房、博士房等发生数码性剥削犯罪的 100 多个 Telegram 聊天室内进行了卧底调查，而且现在也在继续调查。在大约 9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关注 Telegram，对聊天室中比较严重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汇总，并向警方和媒体举报。

　　“追踪团火花”是N号房事件的最初报道、举报者，并在2019年9月的新闻通信振兴会的“深层报道”征集活动中获奖。获奖的报道是去年7月到8月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 Telegram的哥谭房及其下设的各个共享非法拍摄的视频的聊天室和N号房内进行卧底调查的报道。2019年9月，新闻通信振兴会的网站登出了我们的报道。调查 Telegram N号房事件期间，我们意识到事态非常严重，因此2019年7月中旬，我们就向地方警察厅报了案。同年11月，我们向《韩民族日报》提供了新闻线月向MBC、《国民日报》、SBS等提供了新闻线月开始，我们将收集到的聊天室链接和其他相关证据陆续提供给了媒体。

　　我们不想固守所谓的“最初报道、举报者”的身份。我们只是为解决问题而做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希望我们今后的活动不会受到“最初”二字的限制。我们的核心焦点放在数码性剥削犯罪文化的解体上。Telegram 中发生的性剥削犯罪只是庞大的数码性剥削犯罪文化的冰山一角。

　　今后，我们还会积极协助媒体采访，揭露 Telegram 内的数码性剥削犯罪事实。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援助，为防止出现二次伤害而努力。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不断努力，去建设一个没有女性因数码性剥削犯罪而愤怒和不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