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p7巴黎郊外的小村庄奥维，因为画家梵高死在这里而闻名，他自杀的那间小客栈的房子至今还保持着原貌。他活了37岁，那间房子是他一生中住过的第38间房子，在他死之后就没人再居住过。墙壁上有“梵高之友”的一个告示，上面说，如果大家捐款给“梵高之友”协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挂上一张梵高的真迹。

　　画家和他的弟弟就葬在村外的公墓里，墓碑之前是一丛绿色的植物。小村子周围有几十个“景点”，都是梵高写生的地方，树立着他的画作，你可以把眼前所见与画家笔下的景色相对照。最著名的一处就是“奥维的教堂”。

　　这幅画的真迹在奥塞博物馆，塞纳河边一座老火车站改建的美术馆，梵高画作的那个展室总显得比别的展室拥挤一些。

　　是的，梵高并不是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写的传记《渴望生活》让我们首先认识了这个画家，也将法国认同于艺术之国。毕加索不是法国人，莫迪里阿尼也不是法国人，但今天只在法国，你才有机会看到新近拍摄的有关莫迪里阿尼的电影。如同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安全、民主与自由负有一种责任相类似，法国认为他们对全世界的文化负有责任。

　　1519年，当达·芬奇老死在今日法国卢瓦河边的安布瓦斯城的时候，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说，达·芬奇死在了他的怀中。而这位国王是一个美术爱好者兼艺术伯乐，文艺复兴的诸多作品都因为这位伯乐，而留在了今日的法国境内。

　　还记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吗？卡西莫多让我们看到了在中世纪之后人性的普遍觉醒是多么的艰难，这恰恰是文艺复兴时代法兰西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当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维永被扔进苏卢瓦地牢五个月后，作为第一个活着出来的人，他用文字记录了一切，这等同于有人从地狱跑了出来，然后写了本地狱游记。文字的力量几乎成为了法国近代影响力的基石，从伏尔泰到巴尔扎克，尽管法语在今日世界只覆盖了北美的安大略省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是法语文字的思想能量，早已经超越了文字的富含。

　　长久以来，法国的大脑也是世界思想界活跃的力量，孟德斯鸠、卢梭、罗兰·巴特、笛卡儿，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路易十五查禁，狄德罗被关了三个月，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思想最终出炉。也许现在追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已显得有些迂腐，我们更喜欢波伏瓦那样的人，她的书《第二性》影响了许许多多男人和女人，但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她的人生故事才懂得她的人生哲学。法国思想家这个词汇，在近50年来可以有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法国文化偶像。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通俗易懂，开篇就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命值得不值得经过，这就是最大的哲学问题。这本小册子是60年代法国学生和80年代中国学生的枕边书。1998年的时候，法国许多杂志都在回顾30前的那场运动，《巴黎竞赛画报》说，那场运动要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新观察家》说，那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

　　思想上的革命总是虚假的，但它确实发生了。1985年萨特去世的时候，存在主义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新一轮启蒙。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在中国的印数比在法国的印数要多，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调侃地说:“这证明中国人比法国人还有文化。”是的，我们是有文化，我们了解法国的历史，法国这个概念，如果上溯到巴黎主教圣丹尼被砍头的261年，那还不如称之为巴黎时代，那时候巴黎就是法国的种子和核心，法兰西民族和法国这个概念至少要1000年以后才会浮出水面。但这并不会消磨今日法国的轮廓，就如同塞纳河上的西岱岛不能淹没一样，巴黎圣母院早在1163年就在这个小岛上抛下了第一块基石。我们也知道法国大革命，在这次革命前的450年，英法战争中被英国掠去的太子查理，直接造成了三级会议，也就是民众参政的机会，这种循序渐进的民主与法制，恰恰是文明现代化的推动器。人民不再需要圣女贞德，也不再需要拿破仑。法兰西人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同仇敌忾，在国家安定祥和时却不安于现状，这种特性被法国知识分子称为“托克维尔规律”，那是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动力。我们知道马赛曲，我们知道1791年的《人权宣言》，我们还知道“拿破仑法典”，我们知道巴黎公社和《国际歌》，我们知道戈达尔，吕克·贝松，知道法国人的度假与罢工，知道路易·威登和夏奈尔5号，LANCEL和娇韵诗……

　　10月10日将要亮相的《法国时尚一百年》展览，被了解中国的法国人和了解法国的中国人视作法国文化年交流的起点。罗兰·巴特在《时装体系》的文章中用符号学解构世界，法国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也直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语言空间。我们将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简单化之后，更容易理解它，“法国是自由和浪漫的”，人民能够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一个国家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创造力不仅体现在科技的进步与艺术的丰富之上，也渗透在生活方式之中。在一瓶香水之中，你能窥见法国的价值。

　　“知识分子”作为符号所指向的，与其说是身份，莫如说是一种精神气质。不管是追溯“知识分子”的概念发生史还是它在20世纪的每一次痛苦交替的精神历程，法国都是不可逾越的背景

　　法语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在口语中被拼成“intello”，历来意含贬义和侮辱。如果没有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件，很可能就不会有上升为精神荣耀和社会良知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

　　1894年，法国陆军部情报处在排犹情绪的驱使下，证据不足仍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和叛国罪将见习参谋、犹太军官德雷福斯逮捕，刑讯威逼他承认向德国出卖了情报，最后通过秘密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并开除军籍。一年半后，曾经参与案件审判的军官皮卡尔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真正的间谍另有其人，于是向军方提出重审案件，但军方和政府都出于维护面子的心理断然拒绝，并刻意掩盖真相，将皮卡尔调职发配。消息传出后，一些有良心的记者、作家觉得无法容忍这种对正义和法律的公开践踏，开始了营救德雷福斯的努力。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主编克雷孟梭将标题改成后来在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三个字“我控诉！”左拉对军方“侵犯人权，亵渎法律”的猛烈抨击，激励无数被蒙蔽的法国人加入到挽救法兰西良心的行列，也使他自己遭到了军方的审判，被迫流亡英国。德雷福斯案件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重申派不屈不挠，经过八年的反复抗争，终于使德雷福斯案件得到重审，最高法院在1906年7月判决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军职。

　　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之前，“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来没有作为特定含义出现过，直到左拉发表《我控诉！》，克雷孟梭才在随后的社论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此来代表正义的阵营。1991年，法国“新哲学”领袖雷威（Bernard-Henri Levy）以著作《自由的冒险历程》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书中他重新阐述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其要素如何一步步显现:第一，左拉那样的行动，就像他在《我控诉！》中所写的，“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去说出追求正义的渴望。雷威将这种行动定义为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唯名论回答。第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不可能被历史记载的无名的普通人。第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从某种意义上，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在80年代戛然而止。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布罗代尔这些大师在这十来年的相继去世，使得他们身后骤现空白。如果要概述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主体精神气质，可以说一半是自由和冒险，一半是思想和“介入”。承继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卢梭式使命，法国知识分子总想为整个人类设计出一种宏伟的理想蓝图，也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崇尚浪漫理想，偏重于激情和愿望，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历次战争和重大政治事件都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西班牙内战，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红色五月……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中用浓墨重彩来记述的作家马尔罗可以充当最完整的样本。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尔罗以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起募捐，用二十几架飞机组成一支“马尔罗国际志愿空军中队”。他晚上在旅馆里和海明威、聂鲁达等人高谈阔论，白天亲自率领队员执行轰炸任务，几个月后飞行队伤亡惨重，他自己也两次负伤。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历了参军——被俘——越狱——消极——抵抗，最后成为游击队里的人物，1944年出任两千多人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指挥官，是法国北部地区解放的功臣。作家加缪同样也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参与《战斗报》的编辑工作，战后却拒绝法国政府颁发的奖章，因为他觉得死去的人和这样的荣誉更为相称。马尔罗的后半生追随戴高乐，在政坛结束了他以知识分子身份所担当的使命，萨特、加缪、阿拉贡则继续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介入”，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向法国转过头来。甘愿为自由而冒险，充当正义和政权的中介，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为自己划定的历史角色，虽然难免一厢情愿，左右摇摆，但毕竟“这就是我的立场”。■

　　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172号的“花神”咖啡馆（Cafe de Flore）和170号的“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是巴黎颇负盛名的两家咖啡馆，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也都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著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光顾而声名鹊起。

　　现在，这两家咖啡馆表面上都是人满为患，但要让某个巴黎知识分子选一个咖啡馆坐下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花神”，仿佛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打破的操守，即使前者满座也不可以“双叟”取而代之，细问之下，却只会引来尴尬，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说起来挺难让人理解的，两家咖啡馆相聚不过十几米，中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街巷，里里外外没什么差别太大的地方，可在巴黎的风气中，“花神”是一如既往地时髦，而“双叟”却不怎么入流了，生意虽不错，不过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想当年，“双叟”咖啡馆却也有一段风光的历史。店名源自不知道哪个年代挂在墙上的两个中国清朝官员的木雕，在王尔德光顾之前，它们就在哪儿了。乔伊斯总是和朋友在此畅饮瑞士白葡萄酒，如果碰到海明威就破例陪他喝杯雪莉酒;在三四十年代，加缪、萨特和波伏瓦围坐于此探讨存在主义。就是在“双叟”，萨特注意到那位“哲学主义的侍者”:“他的动作迅速而鲁莽，朝顾客走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微微欠了下腰，眼神已经流露出盼望他们赶紧点完的急躁来”。

　　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时。巴黎感动过世界各地的文学青年，除了巴黎人自己，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安之若素，并不会为了怀旧而偏爱哪家咖啡馆。历史已经像灰尘一样，从咖啡桌上抹去，关键是要坐在“正确”的地方，尽管不耐烦的侍者并不是“双叟”的特产。总得有什么原因，让某些重要人物只选择在“花神”落座，并让更多的人为了显得像一个地道的巴黎人而追随。在探究之前，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法国人的思维习惯。

　　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法国人那里，你能得到三个顺序有秩的解释:人为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又或者——没什么可解释的。你买的电视机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你得到的第一个回答一定是修理工不知道哪儿去了（某个人的原因）;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处理完，店里有规定（意识形态）;很正常啊，没听说过哪台电视不会坏的（还用解释么）。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法国大革命:都是伏尔泰闹的（这个不负责任的修理工）;马克思说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店里的规定）;福柯:没什么好说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都是恐怖统治的结果（是电视机都会坏的）。

　　说到两个咖啡馆的兴衰，两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花神”的老板布巴尔，另一个却不是“双叟”的老板，而是对街里普小酒馆的老板卡兹。“里普”也是圣日尔曼大街上一个很有人气的去处，它供应的阿尔萨斯风味饮食在法国的政客和时尚人物之间颇为流行。布巴尔和卡兹从同一个省来到巴黎，算是老乡，虽然心下都有点瞧不上对方的事业，倒也和和气气，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指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彼此依赖、猜疑、厌恶。在50年代，他们的关系很紧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联盟。而“双叟”老板性格相对孤僻，游离于这个联盟之外，渐渐就和他的咖啡馆一起被孤立了。

　　另一种比较意识形态的说法，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神”那时候是右翼分子莫拉斯的地盘，因为他的频繁光顾，“花神”被戴上了右翼咖啡馆的帽子，“双叟”于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成了左翼的阵营。莫拉斯对法国文学流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帝制复辟的倡导者和激烈的反犹分子，为了避开他，萨特和波伏瓦经常在“双叟”聚会，却逐渐引来很多游客只为看他们而占满了咖啡馆里的座位，此时“花神”二楼隐蔽的空间显得格外吸引人，眼不见谁为净呢？老迈的莫拉斯来“花神”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左翼知识分子们权衡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去了“花神”，这才有了后来“花神”是存在主义者据点的说法。

　　当然也有第三种解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黑色所以为黑，是因为有白色”，那“花神”之所以时髦，是因为“双叟”在那儿。时髦的存在需要不时髦作参照，当下这个时代，“双叟”就成了那个不幸的参照物，其实对“花神”和“双叟”谁土谁时髦的判断难免武断，可在一个时尚之都，武断是它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人总是有选择的欲望。即使面对两个姑娘，一样美丽，一样善良，有人也要分出孰优孰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巴黎，这时候非得有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才是。■

　　没有什么比“左岸”更像一张时髦标签了，各色人等都指着用它来点石成金。标榜高雅的，自以为先锋的，放浪的，孤傲的，念旧的，激进的，无不觉得这个词最能彰显自我。从文学青年到房地产商人，都喜欢借用“左岸”造句:“左岸”饭店，“左岸”画廊，“左岸”音乐，“左岸”工场……连伊夫·圣洛朗这样的大师也把自己的品牌系列取名为“左岸”。T型台上的华服虽然高雅，在气质上总觉得和“左岸”还是相去甚远，或者说，只能代表圣日尔曼大街的左岸，现如今布满了高级时装店和高级餐厅。

　　刚到巴黎时候,在索邦大学念法语，每天都在这块被人们叫做“左岸”的地盘上穿街串巷。记得上课第一天下着小雨，巴黎冬天最常见的那种细雨绵绵，在索邦办完注册，老师吩咐去位于蒙帕纳斯附近的另一个校区参加入学语言测试。正是傍晚时分，从幽静的学院街拐出来，拿着老师画的简易地图，沿圣·米歇尔大街步行向东，一路经过新的旧的大的小的书店、咖啡馆、花店，还有先前只在画册里看过的先贤祠、卢森堡公园。路上年轻学生居多，围巾松松垮垮绕在颈上，三五成群脚步匆忙，衬得整条马路眉目生动。因为不知东南西北，我一直在问路，却没觉得路远，目的地到了，还巴不得循着路边糕点屋漫出的香气继续逛下去。那时候并不知道种种左岸的掌故，事先的膜拜和向往都无从谈起，舒坦自在是发自内心的。后来看了不少关于左岸的华丽文字，回想一下那个傍晚，在我对左岸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倒是无意间领略了左岸最本色的东西。

　　地理上，左岸只是塞纳河边的一个居住区域。巴黎被从东而西的塞纳河水一分为二，站在西岱岛上顺着河水的流向，南为左，北为右，“左岸”和“右岸”的地理概念就这么形成了。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起，政治权力中心慢慢向右岸集中，以卢浮宫、孚日广场和东郊的万森城堡为基点，王公贵族划分了居住和社交的圈地，外围则是大量依附他们生存的商人和平民。巴黎最大的中央菜市场，最早的百货公司，还有供娱乐的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都落脚在右岸。巴尔扎克、小仲马在小说中若是写到巴黎，场景大多也集中在这些热闹地方，像Les Grands Boulevard，“巴黎林荫大道”，也就是共和广场到玛特莱广场之间的几条马路，或者今天的歌剧院和老佛爷商场一带。和右岸的繁华奢糜、市民气息相比，最初的左岸是清冷的纯粹的学院区。从正对卢浮宫的艺术桥南端开始到圣米歇尔大街的卢森堡公园路口，三所大学一字排开:四国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三语大学，后来的法兰西大学;索邦大学，现在也叫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是左岸的心脏，先是神学院，13世纪中期开始确立大学的形态，整个欧洲的大学教育也从这里开始。欧洲很多国家的学者和学生都在这一带聚集，按照学院的规定他们学习拉丁文，用拉丁语写作和交谈，所以这一带也叫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聚集区，也是左岸未被引申和解释之前的原生态。书店、图书馆、出版社、咖啡屋，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剧院，这些都围绕着知识和思想的交换需要慢慢建立起来。形态和趣味上自然和对面右岸的华丽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拉丁区印记:规模不大，空间私密，便于对话和交流。我们今天在圣米歇尔大街两旁看到的，仍然是这种风格的生活。索邦东面一个小巷，里面有一家很小的影院，开一扇窄门，一年到头放映过了季的或者在大影院票房不佳的艺术片供小众欣赏，那里经常有“向某某致敬”的专场，一两个月里循环上映同一个导演的代表作。先贤祠旁边有一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老图书馆，大小和一间大阶梯教室差不多，只不过多了藏书的一层，读者自己可以爬木梯上去查阅。法国大学里每门课时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但间隔拉得很长，晚上也常排课，所以这个图书馆就成了候课的场地。附近中小学的孩子也到这里温课，一张大木桌上便常有奇特的场面出现:一边是奋笔疾书博士论文的大学生，一边是在做语法练习的小学生。听朋友说，萨特在索邦时候，就常和波伏瓦在这个图书馆见面。

　　蒙帕纳斯是左岸另一张放浪形骸才子佳人的脸，也是左岸变成的开端。圣日尔曼-德-普雷斯，左岸的另一个区，则在20世纪中期用萨特和波伏瓦的哲学生涯延续和巩固了左岸。20世纪20年代那群美国文化人在巴黎自我放逐的生活，把左岸的心脏从索邦迁移到了蒙帕纳斯的啤酒馆和咖啡厅。在《巴黎:一席浮动的豪宴》中，作者引用的一段酒保吉米的回忆，应该是最真切的描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蒙帕纳斯这样任性癫狂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沉溺醉乡而自得其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画家、作家、贵族、美国水手、坦然表现同性恋关系的可疑女性……他们全部都汇集于此谈天说地，毫不在意阶级差别而友好相待，都彼此投机互为知音，都如此全身心地热衷于艺术。”那是一串光芒四射的名字。

　　现在的蒙帕纳斯堆满了游人，咖啡馆和啤酒馆还在，热闹还在，但是精气神我觉得已经不在了。如果让我选择对左岸的记忆，我愿意截取圣米歇尔大街的左岸，索邦大学的庭院里石柱上泛出绿苔，鸽子栖息在雨果雕像的肩膀上，在大街上时不时撞上一张明亮的年轻的脸。■

　　公元9世纪时，法国的很多国王都在香槟地区的兰斯(Reims)接受加冕。庆典期间，权贵们喜欢喝当地出产的一种“清明透亮，新鲜淡雅并微微颤动”的葡萄酒。1668年，该地区奥维利修道院的主教的丹·佩里浓试着把各种葡萄酒勾兑，用软木塞密封后放进酒窖。第二年春天，当他把那些酒瓶取出时，发现瓶内酒色清澈，明亮诱人。一摇酒瓶“砰”一声巨响，他吓了一跳，瓶塞不翼而飞，酒喷出瓶口，芳香四溢。这种酒被称作“爆塞酒”，今天香槟的最初由来。

　　香槟是法国的国宝级酒，它的制作工艺无法仿效，且必须来自法国香槟地区。它是利用已有的精良葡萄酒酿造工艺，在此之上将成酒经过二次发酵以产生气泡，因此香槟也被叫做“闪烁的酒”。而酿制所用葡萄仅限三种:夏敦埃(Chardonnay)、比诺罗瓦（Pinot Noir）和比诺蔓尼（Pinot Meunier）。葡萄都用手工采摘，以舍弃腐坏;抵达酒窖后用压榨机温和压榨，为确保品质，每150公斤葡萄最多只能榨取100公斤果汁。然后进行第一次发酵，使果汁变成静态的干性葡萄酒，经过调配获得调配酒。香槟的迥异风格全来自调配方法，有的会加入前几年的干性白酒，有的则只由当年收成的葡萄酿酒调配。若加了红葡萄酒便可获得玫瑰红或粉红的香槟。

　　香槟的第二次发酵是将调配酒加入蔗糖和酵母，装瓶密封藏入酒窖内的石灰土。二次发酵后的酒往往会有酵母残渣，存留瓶内卖相不佳，也让酒色浑浊不清。这个难题在1816年得以解决。当时克力科酒厂(Clicquot)主人的遗孀让雇员造了一座木架，上面凿些孔洞，把酒瓶插进洞中，瓶口朝内。然后每天都缓缓转动酒瓶，让残渣慢慢滑向瓶口。把瓶尾慢慢升高，直到瓶身上下倒置，所有残渣积聚在瓶颈，再以娴熟的快动作打开瓶塞让残渣流出，随即翻转瓶身，重新塞好。这方法沿用至今，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殊职业——摇瓶人。摇瓶人的工作曾被这样描述:“站在木架前，像钢琴家准备弹奏协奏曲般松动肘腕，然后踏步上前，运手如飞地摇动一瓶又一瓶、一行又一行的酒。每个酒瓶摇动三次，瓶身转1/8周……”这看似艺术，却在阴暗酒窖内完成且工程浩大，因此如今很多酒厂都采用机械代替摇瓶人。

　　除渣后的酒加入“调味剂”，便是成品香槟了。依调味剂甜度不同，可分为很干（brut），干(extra dry)，中干(sec)，中甜(demi-sec)和甜(doux)。成品香槟仍需要封藏，没有年份的在装瓶12个月内不得出售，有年份的也要等上三年。有上好的香槟要在窖中存放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香槟的风格与调配过程有关，品质则由酿制葡萄来自的地区决定。出自最好土壤的葡萄被管制机构定为100%，由此酿制的香槟可使用“特级”（Grand Cru）标签。被列为90%～99%的葡萄所酿香槟可使用“一级”（Premier Cru）标签。这些葡萄产区集中在法国香槟地区，数目较少。而玫瑰红的香槟尤其珍贵，只能由产自Les Riccys地区的葡萄酿制。无怪从昔日凡尔赛盛宴到今日举杯庆功，都以开香槟为颂祝习惯，那可是颇费周折的。■

　　“新浪潮”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1958年。当时法国《快报》周刊的专栏作者法朗索瓦兹·吉鲁使用它来谈论当时诸如《漂亮的塞尔其》、《我这个黑人》等一些风格清新的电影。这被认为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诞生。实际上这些被归类为“新浪潮”的电影在诞生前后都与另外三个词密不可分，它们分别是:“优质电影”、《电影手册》和“左岸派”电影

　　50年代中期，法国电影界由一批被叫做“优质电影”的影片所统治。它们热衷改编19世纪的小说，喜爱在老式摄影棚里完成拍摄，并且奉行论资排辈。这些电影情节陈旧，脱离现实，但却技术纯熟，深谙商业操作规则。被誉为法国精神之父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在50年代中期撰文批判这种中规中矩的“优质电影”，一些年轻的新锐电影人被放到对立面，如让-雷诺阿、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洛尔或阿兰·雷乃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轻无资历，倡导导演在电影拍摄中的主导作用，选取题材来自生活，摒弃摄影棚而改到大街小巷拍摄。克罗德·夏布洛尔的《表兄弟》和《漂亮的塞尔其》被认为是新浪潮的最早作品，紧接着有特吕弗的《四百击》，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1960年以后，又出现了让－吕克·戈达尔的《筋疲力竭》，艾里克·罗梅尔的《狮子座》和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这些影片对比于“优质电影”，确实又清新，又新潮。

　　值得注意的是，特吕弗赏识的“新浪潮”电影人，包括他自己，都曾效力于当时在电影小团体内流通的刊物《电影手册》。这本1950年由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创办的杂志是个电影爱好者的交流中心，它鼓励业余影迷参与到电影事业里来。克罗德·夏布洛尔、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艾里克·罗梅尔、雅克·里维特都曾为《电影手册》写作过大量评论文章，后来他们鼓励别人的文章也鼓励了自己，干脆也拍起了电影。“新浪潮”的名称出现后，通过《电影手册》投身于“新浪潮”的还有一长串显赫的名字:让·欧斯塔什、飞利浦·格莱尔、吕克·穆来、安德烈·戴希内……这种杂志与电影间的近亲关系，一直延续几十年不衰。可以说《电影手册》担任了当时法国电影学校的任务，与之平行，在其边缘，与正常的由副导演升任导演或由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成导演的途径不同。看影片，评论，与有成就者长谈，是每一个进入《电影手册》的人要做的工作。它已经成为“新浪潮”电影人培养基地。后来《电影手册》自己都总结说:“新浪潮电影的形成最该归功于我们。”

　　1959年，特吕弗导演的《四百击》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鼓励了“新浪潮”电影人。1958～1962年5年间，200多位新人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新浪潮”真的像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汹涌潮流了。但大家虽有共同的敌人——“优质电影”，却有不同的美学追求。“左岸派”此时分化出来。他们与早期《电影手册》拢聚的“新浪潮”派有诸多区别。他们是聚集在塞纳河左岸“门阶出版社”这一左翼作家团体周围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杜拉、罗伯·格里叶;戏剧家阿兰·雷乃、亨利·高尔比;记者阿尔芒·卡蒂;摄影师阿涅斯·瓦尔达等。而真正搞电影的只有一个——克里斯·马克。由于他们除了是电影爱好者还是文人，所以水平自然要高韬一些。其他区别包括:年龄大阅历广，有些还是“二战”的过来人;着眼全球精雕细琢，有的好几年才能拍完一部电影;喜欢谈论政治，屡次遭禁演。比如:雷乃和马克拍摄的《雕像也会死去》(1952年)就被禁演长达12年;雷乃的《广岛之恋》原定参加戛纳电影节正式比赛，结果中途被撤，只得了一个评论奖。“左岸派”比早期的“新浪潮”更专业、更有激情也更先锋。

　　但“左岸派”不能忘记1958年“新浪潮”这一名称出现后，凡是新锐导演的电影都被叫做“新浪潮”电影的日子，而“新浪潮”倡导的艺术至上、力求创新精神也是“左岸派”得以先锋的根基。说到底，“左岸派”是“新浪潮”中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成熟分支。“新浪潮”被认为结束于1962年，但影响延续至90年代，那时“左岸派”依旧牢牢占据法国电影业的一席之地，直至发展成为抵制好莱坞大片的“左岸运动”。“新浪潮”不仅是法国本土电影的基础，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电影人。我们可以列举出意大利的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巴西的格罗贝·罗沙、日本的大岛渚、捷克斯洛伐克的米罗斯·福尔曼、波兰的杰兹·斯库里莫夫斯基、美国的约翰·卡萨维兹，等等等等。这个电影史上的重要片段可以再引用《电影手册》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新浪潮是口号、意外、流行，还是风险很高的基金会？不，它是一场运动，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一样。”■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没有议会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她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法律般的效果。”同样身为设计师，位居第17的克里斯迪汀·迪奥由此惊叹，“一个女人凭借一件黑色套头毛衫与几串珍珠项链，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时装”。相对于迪奥铺陈的叙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的画家毕加索则言简意赅，“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私生女，在孤儿院长大，25岁之前对巴黎一无所知。凭借美貌与智慧辗转在一个又一个上流社会男人之间，在巴黎逐渐发迹。当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时，却因“二战”爆发以及被控与德国占领军关系密切而悄然出走，在隐居15年后卷土重来，夺回时尚界的主导霸权。每当夏奈尔的名字被提到时，这一连串般的经历就会立刻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夏奈尔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时装帝国，更颠覆性地改变了女性的着装习惯。她大胆地将男性时装元素引入女性世界，赋予女性以男人般的行动自由，把她们从延续几百年的层层遮盖拘束和繁杂累赘的装饰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明快简洁的直线风格。我们的衣柜中可能没有香奈尔品牌的衣服，但绝对不会没有她创造的时装样式——高翻领毛衣，百褶长裙，无袖连衣裙，紧身内衣，法兰绒上衣，喇叭裤与链式手袋;如果抽去这些，现代女性的形象简直会是一片空白。

　　与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一样，香奈尔帝国的开端不过是她借用第一个情人史蒂安·巴尔桑1913年于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杜维尔开了一家小时装店，借助自己在孤儿院练就的缝纫与剪裁本领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虽然这家店铺的月营业额常常不过几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尔已经做好了向陈腐的设计风格挑战的打算。“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晚年的夏奈尔在对曾任巴黎画报记者，《玛丽嘉儿》杂志主编的传记作家马塞尔·黑德里希口授自己的回忆录时说，“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戴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帽，实在是可怜至极。”

　　“工业革命造成的一个伟大影响就是日常消费产品的普及化，并将妇女从家庭推向了社会。”《时尚的面貌》一书的作者珍妮佛·克雷克由此写道，“女性消费能力的上升使得她们的选择与鉴别力明显上升，进而要求在时装设计这一女性表现的终极裁判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1914年，可可来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可可的新奇设计很快站稳了脚跟。由于物资紧缺，以普瓦雷为代表，奢华夸张的传统设计风格难以为继，而夏奈尔的作品既节省了布料又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而另一天，我在观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时感到有些冷，就随手穿了一件宽大男式套衫，并在腰间胡乱匝了一条带子。”于是，在1916年的一期《时尚》杂志独家刊登了这一“妙手偶得之”的设计，并把它命名为“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借助数十万赴欧参战的美国军人，这一革命性设计在“一战”结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此时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开始叼着昂贵的雪茄，对这位娇小妇人提供的样装评头品足，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全球顾客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

　　“一战”后的复苏造就了奢侈商品行业的重新繁荣，香奈尔也不例外。到了30年代初，这家在开业时只拥有两名员工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00名职工，业务遍及世界，年服装销量达28000套的时尚巨擘。与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夏奈尔破天荒地开拓了自己的香水制造业，并使其成为了同品牌服装的完美互补。“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上流贵妇所专有的。”珍妮佛·克雷克写道，“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头毛衫，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成为夏奈尔。”

　　尽管如此，在夏奈尔沉寂了15年，于1954年返回巴黎时，喜新厌旧的欧洲时尚界却认为这位奇才已经是昨日黄花，虽然美国的《生活》杂志花费了6个页码来庆祝这一事件，并声称“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可可也许刚刚回来，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领袖无疑将发起一场革命”。但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嘉儿》杂志已经把她复出后的第一次时装展示形容为“彻底的失败”，被确认为可以夺走她时尚掌舵手地位的设计师到处涌现，包括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伊夫·圣洛朗，以及来自英国索霍区、发明了超短裙的玛丽·夸特。和可可一样，夸特从小对时装着迷，并于1955年在伦敦国王路开设了自己的时装店，目标客户群则锁定在被同行一直忽视的青少年。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她的设计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身着夸特式紧身彩色裤、迷你裙与小号凸条毛衣的青少年可以毫无累赘地在摇滚音乐会上劲歌狂舞。

　　对于这一切，夏奈尔固执地以宽松外套，仿珠宝项链与镶边花呢外套来对抗。有趣的是，这场绝地反击之所以成功，除了来自香水制造部门稳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美国妇女。她们比自己的欧洲姐妹更厌恶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于大城市的公司与郊区的住所之间，夏奈尔的简洁明快立刻打动了醉心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对高成本的小众制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个月内，整个美国时装行业就已经夏奈尔化了，《时尚》杂志评价她的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装”是“时尚界的福特流水线汽车”——它的确像福特汽车一样经久耐用，直到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第凡内的早餐》中仍然选择它来诠释自己的性感。

　　与她敏锐的时尚嗅觉相反，步入晚年的夏奈尔和大多数天才一样变得日益尖刻与闭塞，1957年她退出了法国时装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也很少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她对整个欧洲时装界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70年，为了驳斥“超短裙将永远替代长裙”的断言，她推出一款极其简约风格的黑色长裙并让卡特琳娜·德纳芙作它的模特，在《巴黎竞赛画报》上亮相。这年底，沮丧的法国时装公会公布了统计结果，显示他们由于没有能够预料到夏奈尔新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从而损失了上亿美元。

　　“与她的罗曼史一样，夏奈尔与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装设计业的关系呈现出一道从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礼的明显轨迹。”马塞尔·黑德里希在传记结尾时写道，“当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来回绝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时，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在男性的强势群体中艰难地争取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寓言。”无疑，这种抗争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她的创作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解放运动领导人伊莎贝拉·邓肯所表达的那样，她们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的诉求。“时装演变，但风格延续;风格，就是我。”哲学家夏奈尔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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