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姊妹天气渐冷，又到了一年最佳的温泉季。泡温泉的休闲活动，自中世纪就有，作为医疗用途——“水疗”而存在，是风湿、麻风等疾病的治疗方式，后来为了让这种方式合理化，法国国家医学院特地对受众较多的温泉疗养地的水质进行医学分析，为其医学治疗效果正名，渐渐得到更大程度的推广。之后因为温泉浴疗进行上层阶级社交的范畴，作为一项社交活动而存在。依云等温泉小镇的矿泉水因为具有治病、强身健体之功效而得到认可，以桶装水形式进入凡尔赛宫廷供贵族饮用。最后成为便于携带的瓶装水，被社会推广，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如今依然风靡全球的“养生水”。

　　本文摘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旅游研究专家，原法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史委员会主席马克·布瓦耶代表性巨著《西方旅游史》。

　　本书是一部跨学科视野下的西方旅游文化史。作者介绍了16至21世纪旅游在西方世界如何出现并演变为全球性活动，阐明了乡间度假、登山、滑雪、阳光浴、泡温泉等当下依旧热门的旅游方式如何出现及演变。并首次聚焦游客身份，发现游客在旅游产生、命名、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从社会、经济、文学、文化、心理、养生甚至医学发展等角度，考察了从精英旅游发展成大众旅游的历史。

　　本书不仅是首部西方旅游通史，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史，有助于理解旅游是如何塑造现代生活的。

　　一个令民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十分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到水里去”和“泡澡”——这两类活动诞生的具体年份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早已和古罗马帝国的城市文明融为一体，而古罗马帝国城市文明的发展又使得其矿泉疗养所、温泉浴室和古罗马式的公共浴室成倍增加。自 18 世纪以来建立的几乎所有的温泉疗养所，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名字或遗址中发现古罗马的痕迹。这种年深日久的老资历“让矿泉水充满威望”：人们从何时开始频繁下水早已无法考证，其源头已经消逝在“蒙昧时代”。

　　14世纪意大利波佐利的一个温泉浴场（意大利诗人彼得罗 · 达 · 埃博利的作品法语手抄本中的插画。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r.1313，fol.7）

　　这些温泉如今的盛名首先建立在这种“年深日久”之上，当今学究式的文章声称“在所有的治疗行为中，矿物温泉治疗是最古老且最普遍的”。在地中海沿岸区域和欧洲周边区域的确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别处，温泉治疗没有这么高的普及率。自远古时代以来，这片广阔区域的居民出于个人卫生的考虑，出于对社交的需求（穆斯林的蒸汽浴室便扮演了这种角色），又或者出于娱乐、文化交流的需要（如罗马式温泉），会时不时给自己开一些饮剂或者“泥巴浴”或者“蒸汽浴”之类的方子，来减轻身体的病痛（或者所饲养的动物的伤痛）。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没有医疗方面的介入的：没有医生开的处方，也没有 19 世纪人们所说的那种“水务局”的监督管理。温泉水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化验分析的基础上；泡温泉的人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泡，怎么泡，怎么饮用。

　　医学论说也承认这一观点：说到水疗，造访的频率高才有疗效。而与之相关的科学论证姗姗来迟，很长时间一直都显得很笨拙；在过去，医生们为了指导温泉疗养者和传授浴疗学知识所做的努力往往是白费功夫；医生们纷纷哀叹泡温泉完全是赶时髦，像艾克斯的奥迪奈医生在1840 年所写的那样，泡温泉的人就是去那里“吹牛”的。显而易见！这正是理查德·纳什18 世纪在英国巴斯发明社交性温泉疗养站的起因；而其他的温泉，先是英国的温泉，然后是欧洲大陆的温泉，很快都发生了变革，从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末，它们先后都有了一个新名字：Spa 。这个名称来源于英国人开发的 Spa（斯帕），很快就成了典型的温泉度假村。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豪华温泉浴场密度最高的城市，许多温泉浴场就建在酒店内

　　温泉度假村建立起来之后才获得医学认可，与其说这种医学认可是原因倒不如说它是结果。医生们搜集论文，热衷于强迫人们接受一些跟到处都适用的“浴疗”和“矿泉水”不一样的说法，因为浴疗实际上涉及所有的水，不管是热的还是凉的、纯净的还是富含矿物质的，这些水都有着“能够治病”的美誉。在法国，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兰西国家医学院想使这种大众喜爱的活动合理化。它在整个 19 世纪开展了一项持续性的监管工作：那些造访频率最高的温泉由领薪资的“医疗监管员”负责监管，他们需要提交温泉年度报告并上报观察到的临床病例；但是，这些“医疗监管员”没能获得同行医生和温泉疗养者的认可，后者都要求得到“泡水的自由”。

　　如今，大多数的温泉疗养地都喜欢把“温泉的历史”追溯到很久以前；当地的学者都在竭尽全力做这件事，但他们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那是因为在这些没什么名气的温泉附近，根本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这些温泉总会有缺陷，总有衰落的时候，由于缺乏维护，那些没有获得引流的水源就逐渐干涸或者汇流了；又或者发生了坍塌。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那些缺乏管理的温泉大都难逃厄运。然而仍然有几个幸运儿：亚琛、萨瓦地区艾克斯的温泉。从11、12世纪起，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天主教会非常同情穷苦的人们，想方设法缓解穷人所遭受的苦难，所以，教会给予了穷人自由进入浴场洗浴的权利，同时把那些最穷困的人安置在临时济贫院里。在 19 世纪，法兰西医学科学院和管理温泉的“医疗观察员”居高临下地打着卫生保健学说的幌子，曾经试图给予穷人免费进入温泉洗浴的特权，然而，这有悖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

　　从中世纪到近代，大部分温泉的泉水管理一直非常粗陋：既没有引水措施，也没有受保护的矿泉水饮水处，更没有专门用来洗浴的场地。浴疗都是在简陋的水池里进行，病人都混杂着泡在水里。他们像古时候一样赤身裸体。直到 15 世纪，掌控温泉的罗马天主教会都不建议着装入浴。教会试图阻止男女混浴，将温泉专门留出几天时间给女性，这个方法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另外一些像艾克斯一样热门的温泉镇早就设立了“女性专用浴池”。从 15 世纪起，“温泉世俗化”的趋势逐步显现，医院和修道院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紧随中世纪纯洁的裸浴而来的，是欢乐放纵的“男女混浴”，特别是在德国巴登地区。

　　与此同时，泡温泉是否需要穿衣服遮羞的问题也开始引人关注。这个巧合并非偶然，这种穿衣服泡温泉的做法源于 15 世纪的意大利，且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而逐渐占据了上风。对此，作家蒙田觉得很可惜，他曾在普隆比耶尔莱班写道：“我发现这里有一种奇怪的正儿八经。”此外，他还详述了“那些规定女士着衫、男士着小马裤泡温泉的条款”。从中世纪到古典主义时期，前往温泉的路途充满艰难险阻。除一些都市地区的温泉（譬如亚琛、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以及城市周围的温泉（譬如昂吉安之外，那些隐没在大山或者深藏在山谷中的温泉，都没有道路能够通达。为了抵达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些温泉——无论这些温泉是瑞士的、意大利的还是法国的，以及科西嘉岛（包括奥莱萨）、奥弗涅大区的温泉区，路途都十分艰辛。18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改变：负责的人不再无动于衷，比如，科西嘉地方三级会议和朗格多克大区地方三级会议都想打通温泉水周边的道路。

　　不管是在接待还是住宿方面，为温泉疗养者预备的东西少得可怜，甚至什么都没有。连“高端人士”也不得不忍受着那种和当地人挤在一起的、鱼龙混杂的泡法，跟当地人一样忍受那种不舒服。一些罹患同样病痛的贵族来到暴露在恶劣天气下的温泉，有人记录说他们并没有“受到理所应当的接待”。 18 世纪末期，在当时总督们的报告、《百科全书》、各种小册子中，以及 19 世纪初各省省长们的报告中，都能找到对于温泉疏于管理的抱怨，抱怨连引水都没有或者方法很粗陋。人们随心所欲地汲取温泉，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水源很容易就被污染了；而温泉的主人，无论是谁，对此都毫无作为；人们通常甚至不知道温泉的主人姓甚名谁。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去泡温泉的人都觉得在温泉周边的住宿一点都不舒服一些人露营或者直接在附近的当地人家中借宿。不少农民在 18 世纪摇身一变，成了旅馆老板。

　　如果温泉位于修道院或者城堡附近，就会有明显的优势。为了喝到奥莱萨的泉水，或者让人把泉水送到科尔泰，帕斯卡·帕欧里和当时还是中尉的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皮艾迪考斯的修道院留宿。在18世纪，这些城堡的主人们都不遗余力地宣称他们对于温泉的所有权，然而却不愿花点心思把他们的城堡变得更加舒适。依云温泉旁有布洛奈城堡，艾克斯旁有塞瑟尔城堡，波旁王朝所有的皇亲国戚们显然都拥有更气派的城堡。对温泉感兴趣的都是当地人，有时也有些“大人物”，这些“大人物”往往只是听人说起过温泉。人们毫无节制地喝着这些泉水，因为他们都在期盼着奇迹。“这是万能药”，法布尔在瓦尔斯莱班这样说道。塞维涅夫人在给她女儿的信中也这样写道：

　　我觉得瓦尔的泉水很神，对那些有损健康的病痛也有疗效。如果不是我实地来体验过这个温泉，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莫里哀那些医生题材的喜剧中的场景。

　　到了近代，人们在提到一种水时常常说它“能够创造奇迹”，这样就无须解释它为什么有疗效。而且，又有谁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疗效呢？医生能吗？在温泉疗养地没有医生，也没有温泉水的管理机构。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定规，没有规范，疗程也是变化不定的。面对那些自相矛盾的建议，饮用温泉水的人或者泡温泉的人都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法国拥有的温泉数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有 1500 多个。根据法国药剂历史学家吉塔尔的记录， 19 世纪末期 （1882年有 1102个），20 世纪中期（1948 年有1690个），所记载的温泉数量与第一帝国时期大致相同。的确，在此期间，某地所发现的温泉的数量大量增加。比起 18 世纪末期，单是瓦尔斯莱班这一地区温泉的数量就增加了四倍。理论上讲，近两个世纪以来，法国是世界上拥有温泉最多的国家……不过如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温泉被批准开发。 18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总督们、省长们都在自己所写的报告中特别列举了那些被过度忽视的温泉，并争先恐后地反复陈述“温泉没什么人光顾”“没

　　什么人造访”“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在这些温泉，“只有农民来取水饮用，没有见到有钱阶层的人”。然而，在同一时期的同一类记述中，我们又能够见到对这些“极其灵验”的温泉水的如许赞美：“（ 温泉） 非常干净卫生有奇效”，能够治愈一切病痛。最早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个温泉都注明能治疗 15 到 20 种疾病；每个温泉都说自己是“最好的”，但没有说明为什么；有一些温泉强调自己“温度是最高的”，多菲内地区的拉莫特莱班温泉水温是 60 摄氏度。

　　根据记录，位于所列疾病之首的是风湿病，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到矿物质含量最高的温泉来疗养的人当中，风湿病患者占了一半，接下来依次是麻痹症、关节疾病、消化类疾病、痛风、哮喘病、淋巴结、所谓的抑郁类疾病以及创伤和伤口。最后面的这类疾患在边境省份地区的温泉疗养站更常见。在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汝拉山脉和孚日山脉的温泉疗养站，疗养者人口密度总是格外大。在旧制度时期，甚至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温泉造访者都是军人。军队的营房或军医院距离温泉都不太远，可以安排这些士兵或老兵留宿，这些士兵都是疾病缠身：骨折、外伤、肿痛、关节疾病、痢疾等。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这类性质的温泉，比如比利牛斯山脉的温泉、普罗旺斯和萨瓦省的温泉、从贝阿恩省到汝拉省的萨利和萨兰温泉，再加上巴雷日温泉，阿梅利莱班、迪涅莱班与莫内蒂耶、隆勒索涅、波旁王室的温泉，普隆比耶尔莱班的温泉。这些士兵甚至会带他们的马来泡温泉，当然马是要收费的。

　　这些温泉的疗效可以说是万能的，但除了军人的造访以外，差不多只有当地居民使用这些温泉。18 世纪，在科西嘉岛所发现的二十来个温泉除了科西嘉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即使是岛上的奥莱萨温泉、皮艾迪考尔斯温泉或瓜尼奥温泉，也没有“大陆上的法国佬”来饮用。

　　一些作者早就指出过这种温泉水有特效。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些作者的直觉是正确的，当代温泉矿泉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自 1685 年起，虔敬的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就把布里德莱班温泉推荐给那些“肥胖、湿气重和患有恶疾的人”，他还把昂菲翁温泉推荐给“尿潴留”患者。在法国执政府时期（1799 —1804 年），已经有人在说依泉小镇的温泉对于皮肤病非常有效，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个温泉。这些说法完全依据个人经验，人们尚未将水的成分与其治疗功效联系到一块。唯一的例外是：水的温度。

　　在 18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在拉瓦锡及其研究发现的影响下，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他在 1770 年写了《水的性质》一书。从此以后，人们开始信奉这条原则：不是所有的水都适于饮用，而且，即使是可饮用水，不同饮用水的价值也不相同。这一认定具有革命性。18 世纪末期的有钱人就不愿意再喝蓄水池里的水和城里的井水了，他们不信任送水工。于是，“水的征服”（语出古拜尔同名著作 ）的进程便开始了。我在这里强调一种并行性：人们开始分析矿泉水，与此同时把矿泉水装瓶然后拿去销售。生产能让人充满活力或减轻痛苦的水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兼任双重角色，它们既有把水直接引入室内的大型技术设备，也有按水的疗效建立起来的营销网络，水的疗效被标注在瓶装水的标签上，标签包含以下信息：水质成分分析、水的来源和公众使用后的认可度。

　　做水质成分分析要花很多功夫，在 1880 年做过分析的温泉还不多。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各省省长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这些被细致分析、然后名声大噪并越来越被人喜欢、最后被送到家中以供使用的水，会不会让去温泉疗养地进行疲惫而又昂贵的旅游和驻留变得毫无用处呢？这样的先例也不少了。 1600 年，亨利四世在里昂停留时，就曾去普格莱索温泉疗养。17 世纪末期，凡尔赛宫廷就已经成桶成桶地接收来自瓦尔斯莱班温泉的水了。18世纪时，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大城市，“特权老爷们”已经垄断了瓶装矿泉水的分配与售卖，瓶装水价格被抬得很高：一升瓦尔斯莱班的温泉水售价四里弗，这相当于当时一个短工四天的薪水。王权同时也参与了对矿泉水的掌控。

　　1776 年建立的法兰西王家医学协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包括：鼓励进行水质分析，强制规定售卖的水必须贴标签，监控水的售卖，同时规定在温泉边配备一个“王家医生”。然而，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些措施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的矿泉水市场初步形成了。斯帕小镇的水大获成功，这个名字成为温泉水的标志；塞尔特斯温泉的气泡水成了咖啡专用水。

　　在1789年，已经有多达三十多种矿泉水可供巴黎的有钱人选择了，其中还有五种是外国的。当时的人们设想，也许在未来，只有穷人没有办法弄到水，也无法求医，只能继续去原地泡免费的或者收取少量费用的温泉，并且在那里“做温泉治疗”；法国温泉那些简陋的配套设施只能继续满足那些相信民间医术的信徒的需求。过去的人们去“水里泡一下”的动机太复杂，我们也很难理解这种复杂性，而且它还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运输的瓶装水喝起来和在水源地喝的水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最简单的实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自19世纪初，人们便开始质疑水质分析的意义。夏普塔既是化学家同时也是部长，他声称：“当我们做水质分析时，相当于在解剖一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