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爷爷导航历史思考：日本幕府推动琉球王国进行江户朝贡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琉球王国是地处太平洋西部的岛国，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起便向明朝称臣，加入中国封贡体系，成为中国的藩属。琉球王国作为中国藩属国，奉中国为正朔，直至1879年被日本吞并前仍“自为一国”。

　　在维持与中国朝贡关系的约五百年间，明清两朝并不直接对琉球进行政治统治，而是秉承厚往薄来的理念与琉球交往。琉球王国也借助中国属国的地位，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成为海上贸易的枢纽。

　　琉球王国与日本本来只是普通邻国关系，往来并不密切，且交往主要发生在与琉球较近的位于九州的萨摩藩之间。十六世纪末开始，萨摩藩不满足仅仅从对琉球的贸易中获利，反而对琉球国土产生野心。终于在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在江户幕府的许可下，武力入侵琉球“以劲兵三千入其国，俘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

　　琉球国王尚宁被俘，琉球被迫与萨摩藩签订城下之盟。1609年萨摩藩对琉球的侵攻，是萨摩藩蓄意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日本武力征服琉球的开始。这场战争“改变了以往的日琉关系，使之从对等关系变成了以强凌弱的关系”。

　　琉球王国从中国的朝贡国被迫成为分别向中国和日本朝贡的“两属之国”，此后日本幕府和萨摩藩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琉球进行盘剥和控制，琉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萨摩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附庸。

　　萨琉之役后，萨摩藩通过派遣常驻琉球的“在番奉行”对琉球进行监视和控制。萨摩藩还积极介入对清贸易，派遣“唐物方”常驻琉球专门负责对清贸易，企图从琉球的朝贡贸易中攫取更多利益。

　　另一方面，琉球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继续维持着与中国的册封、朝贡贸易关系。这种“两属”关系得到了幕府和萨摩藩的认可，甚至要求琉球向中国隐藏被日本侵略和控制的痕迹。

　　在这种状态下，琉球在国王嗣立之际，不仅要向中国派遣使节请求册封，还需要向江户派遣“谢恩使”，在幕府将军更替之际也要派遣“庆贺使”赴江户进行庆贺，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江户朝贡。

　　据宫城荣昌的统计，除了1610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将作为俘虏的尚宁王等带至江户、觐见幕府将军，以及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传令琉球派遣庆贺使之外，从1634年至1850年的二百余年，琉球先后以所谓“谢恩使”和“庆贺使”的名义，派遣江户朝贡的使节，前后合计18次。

　　根据《中山世谱》附卷一“尚丰王”的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甲戌，为‘谢礼待敕使者，原出太守公之恩’事，遣尚文公佐敷王子朝益。春到萨州。此时太守公扈从将军，在二条城。即赴京都，见朝将军家康公并中纳言家久公。礼式全竣，其冬回国”。

　　1634年的这次江户朝贡也是宫城荣昌的统计中的第一次江户朝贡。江户朝贡是由萨摩藩主导的，朝贡活动也是跟随萨摩藩主参勤交代一同进行的。而萨摩藩极力促成江户朝贡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萨摩藩是日本西南强藩，在幕藩体制中处于雄藩地位。萨摩藩除了向幕府以及其他诸藩夸耀其征服异国琉球的事实外，也可以通过江户朝贡向幕府表示忠诚，因此极力促成琉球向江户朝贡。宫城荣昌也认为，琉球使节江户朝贡其中含有萨摩岛津氏借以炫耀自身“特殊奉公”的意图。

　　萨摩藩积极推动江户朝贡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户朝贡有利于岛津氏的官位晋升。从1709年萨摩藩主岛津吉贵的官位从“从四位下少将”晋升为“从四位上中将”以后，几乎每个萨摩藩主都会因任内的江户朝贡得到官位晋升，这也使岛津藩主在各领主中保持着较高的官阶。

　　东恩纳宽纯认为，“历代萨摩藩主都希望能晋升到（岛津）家久同样的官位，故而采取了种种苦肉之计，在这其中最巧妙的是岛津吉贵，而岛津齐兴则直接模仿”。1832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兴就因当年的江户朝贡从“从四位上”升位到“正四位下”。

　　可见萨摩强制琉球进行江户朝贡，是为了炫耀其在幕藩体制中的雄藩地位和图谋官位晋升。对于幕府方面来说，江户朝贡可以塑造“异国来朝”的事实，以ᨀ高幕府的威望，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

　　因此幕府和萨摩是以琉球向中国朝贡的模式来要求琉球前往江户朝贡的，幕府要求将琉球使节的负责人称为正使和副使，在进献仪式后举行的奏乐仪式上演奏中国音乐，企图借此显现“异国来朝”的威光。

　　可以说，无论是“支配异国”萨摩藩还是“接受来自异国的使节来朝”的幕府都企图通过江户朝贡ᨀ高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学界关于江户朝贡有诸多称呼，如“上江户”（日语为“江戸上り”），“江户立”，“江户参府”等。

　　“上江户”字面意思是琉球的使者前往江户，宫城荣昌认为从琉球到江户“上江户”具有“从属”的意味：“幕府及萨摩支配异国琉球，幕府及萨摩通过宣扬支配异国琉球的事实，向天下夸示权威”。

　　横山学在《琉球国使节渡来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7）中也使用了“上江户”的说法。而真荣平房昭则主张使用“江户立”来称呼“江户朝贡”，真荣平房昭在《冲绳县的历史》第五章“琉球使节的江户参府”中认为“上江户体现了琉球方面从属性，含有上下关系。

　　而‘江户立’则表达了琉幕间的对等意味，并且琉球方面的《评定所文书》也多使用‘江户立’的说法，也就是说，幕府与琉球之间关于称呼有着‘从属’和‘自立’的微妙的意识差异”。

　　丰见山和行对“江户立”说法表示赞同，认为“上江户”的用语是近代使用的，表示从属于江户幕府。

　　而久贝典子则认为，单纯地讨论称呼问题会偏离研究的正题，因此主张同时混用“上江户”和“江户立”。1710年的史料《琉球人参府记》（作者不明）和1832年的史料《琉球人参府关系诸书付》中也使用了“（江户）参府”的称呼，“参府”根据日本《大辞林》辞典的解释为“江户时代，大名等前往江户参觐”。

　　琉球虽在1609年萨琉之役后，与萨摩签订城下之盟，受到萨摩制约，但仍为独立一国，以大名参府称呼琉球向江户派遣使团的活动，并不确切。

　　在江户朝贡相关史料中，还有名为《琉球人来朝记》（1748年）、《琉球聘使记》（1748年）、《中山聘使录》（1832年）、《保辰琉聘录》（1832年）、《琉球入贡记略》（1832年、1850年）等史料，这些史料中使用了诸如“来朝”、“聘使”、“入贡”的说法。

　　既体现了琉球在1609年之后的“中日两属”地位，又表明了琉球对日本来说仍属异国独立存在。因此本文使用“江户朝贡”一词定义琉球王国在庆贺幕府新将军即位及琉球新国王即位时向江户派遣庆贺使团和谢恩使团的活动。

　　1634年到1850年，琉球共向江户派遣使团18次，其中庆贺使10次，谢恩使11次。1832年尚育即位派遣的谢恩使团是18次朝贡中的第16次。

　　此次江户朝贡有两个任务，一是尚育即位的谢恩，二是尚灏归隐的谢恩。尚灏是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的第十七代国王。据《中山世谱》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三月初八日，因尚灏王染病，世子尚育摄位”。

　　《中山世谱》并未及尚灏所染何病。通行观点是尚灏罹患了精神方面疾病，难以处理国政，故而归隐让世子尚育摄政。而美国学者乔治·科尔则对此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是琉球王府三司官为阻止尚灏的改革而发动政变，将尚灏王囚禁并禁止其参政。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明确的史料支持。

　　在尚灏患病后，琉球王国向萨摩藩请示尚灏王隐退，由世子尚育摄政。《中山世谱》记载：“本年（1827年）为禀报归政事，遣尚氏义村王子朝显。七月初一日到萨州，九月十二日回国”，在得到许可后代替尚灏王行国政。“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尚灏王归政，世子尚育即位。”

　　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传记《齐彬公史》中记载尚灏退位事：文政十一年（1828年）马德懋任法司。是岁，尚灏让位于世子，按萨摩藩记录书载旧例，国王继承必在卒后报之清国，《中山世谱》《球阳》等书中载有让位之事。是岁（1828年）世子尚育立，童名思德金。

　　天保二年（1831年）尚楷任国相，天保三年（1832年）尚育遣丰见城王子尚楷为正使，泽岻亲方为副使赴江户谢袭封之恩。

　　总的来说，按照惯例只有国王卒后，新王才能向中国请封。但是尚灏隐退之事，琉球并未告知中国。此时名义上尚灏仍为琉球国王，但琉球对日本幕府却将尚育称为“王”，将尚灏称为“太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