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林王国导语：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如果说研究历史有任何有价值的教诲，那就是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观察来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通过审慎地、毫无偏见地检验证据，并借证据作出中立的判断来进行理解

　　首先，历史为何重要？因为历史与政治一样，是出自自由社会的自由人士的活动（activity）。正如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不断留心分歧则是知识的代价。不论历史或科学，人皆没有理由期盼获得完美知识。即便如此，人仍然能够而且应该为可能获得的最佳知识不懈努力，期望能够不断改进。在封闭社会中，人心已被无知和偏见蒙蔽，政府决策一味压制疑虑和诘问，自由及历史均与绽放无缘。

　　历史与政治活动一样，不容固定与绝对。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由本人治理，历史由本人创造，绝不容许他人越俎代庖。此处我所说的由本人创造的“历史”又是何意？

　　笔者所说的历史乃是兼具历史（甲）与历史（乙）双重含意的历史。就历史（甲）来说，马克思（K.Marx）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他进一步说明，人虽可以创造历史，但所依循的途径却非出自人心所愿，“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最后以一句警句收尾：“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Marx（1973b），p.146.]现在已经很明显，不论将往何处前行，人都得由当下启程。但在我们要想有所作为，并考虑如何前行乃是最佳之际，必得斟酌心中所认定的形势。这包括对往昔至今的认识。但认识往昔，绝非意味着任由往昔摆布。其实正好相反，就如普拉姆（J.I.Plumb）在《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一书所指出的论断：我们对往昔了解越多，就越能免受它的控制。越是高明的历史学家，马克思所留下的警语就越为失真，“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乃无复“像梦魔一样”压在心头。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质疑甚至拒斥由政府、教会或传统强加我们身上的模式及政策，我们能够为自身创造较佳的历史。反之，我们应当认识到，未来的历史完全操控在我们手上。因此，我们自当齐心协力以赴，认识并分担彼此的责任。

　　今日，历史研究是一项对真相进行严肃的、必要的、值得尊敬的探求。若与物理或生物研究相比，历史在严谨方面毫不逊色，然而其间毕竟有差异。在自然科学中，很大部分须仰仗数学与经验性观察。权衡相互冲突的判断和所谓的直觉猜测（inspired guesses）在其中则仅占一小部分。历史却不然，数学与经验性观察甚少，涉及诠释、影响及意义方面的问题，以及平衡不可计数的可能性，则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允许更多的个人判断，允许分歧。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如果说研究历史有任何有价值的教诲，那就是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观察来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通过审慎地、毫无偏见地检验证据，并借证据作出中立的判断来进行理解。

　　证据向来不完整、不充分，所以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亦不足为怪。历史学家间的分歧，主要并非针对个别证据，而是在于从全部证据导出的结论，如这样的大问题：罗马帝国因何灭亡？1948至1990年间，美、苏谁是潜在的侵略者，只是因为核威胁才隐而不发？既然专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见解，那么毫不奇怪，非历史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更大，特别是涉及宗教、种族和国家等高度情绪性议题的时候。然而，人们普遍对往昔有见解，且此见解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动和日常行为。是故，熟知往昔，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许多政治见解即是历史判断，而不论其如何粗糙，如何知识不足。就某方面说，每个人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此言果然不虚。[See Stanford（1990），pp.146-148，157-171. ]

　　笔者曾说，若能予以恰当认知，历史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在本书中，我希望展示历史何以重要，以及如何才能恰当认知历史即呈现“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