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元的前夫一些西方学者将“帝国”概念用于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将属于西方国家的标签贴在非西方国家身上。“帝国”被普遍化之后，意味着中国等古代东方大国也是有“扩张”行为的“帝国”，“帝国主义”就不只是西方历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中趋于没落的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逐步复兴。他们借鉴后殖民主义、新社会文化史、全球史等理论，重审和书写过去的殖民帝国，由此出现所谓“新帝国史”。然而，一些学者并未将“新帝国史”局限于西方，而是将其扩大到非西方世界，形成解读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帝国”化叙事，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如此。

　　西方学者对“帝国”的界定，强调的是“征服”、“从属”及“殖民”等。英国学者斯蒂芬·豪（Stephen Howe ）在《帝国简介》一书中谈到，“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复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单位，通常通过征服而建立，被划分为统治中心和从属的（有时是遥远的）外围”。这样的定义，显然是以罗马帝国及近代西方殖民帝国为模型引申而来，帝国通过征服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帝国结构，这是一种由征服民族统治被征服民族的不平等政治结构。当西方学者将这一“帝国”概念用于中国时，自然照搬此套话语描述古代中国。

　　美国学者简· 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 库伯（Frederick Cooper ）在《世界帝国史》一书中，将17世纪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歪曲为两个“帝国间争夺地盘的冲突”。他们认为，俄国和清朝在《尼布楚条约》中绘制地图界定势力范围，类似于教皇在葡萄牙、西班牙两大天主教帝国间划分殖民地的分界线。显然，他们将清朝在反对俄国扩张中签署的边界条约，歪曲成西方殖民帝国在美洲扩张中的划界。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Millward ）在《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一书中，从“清朝是一个帝国”这一假想出发，讨论所谓“清帝国主义”。他声称，从我所关注的清朝对外扩张看，清朝本身也是一个帝国，“我坚信那里存在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通过一系列动态的动机、思想、政策和实践来获得、维持和架构的”。因此，他将清朝平定天山南北歪曲为清朝的“扩张”和“殖民”。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将中国描述为“征服者”由来已久。图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团出使中国后所绘制的关于清朝皇帝的插画。画面中，清朝皇帝被一群大臣和士兵簇拥着，手放在地球仪上，被征服部落的首领戴着枷锁，匍匐在他脚下  文化传播/ 供图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还从“帝国政治”角度解读中国历史变迁。伯班克和库伯在《世界帝国史》中提出和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华帝国在几乎相同的地域重新实现统一，而罗马作为一个帝国却从未复兴？他们不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互动融合的历史思考问题，而是以罗马帝国为参照，从中国与罗马“帝国治国术”的差异中寻找答案，认为“帝国治国术”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帝国传统”。他们提出，维持“中华帝国”运转的，是一种强大的帝国传统与自觉而复杂的治国方略，在长逾两千年的时间里，接连更替的中国王朝不断传承“帝国”这一衣钵。

　　同样，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 ）在《帖木儿之后：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也从“帝国史”角度解释中国历史变迁。他提出，古代中国有一套“特殊的帝国体制”，“这帝国体制的运行，较多倚赖地方精英在文化上忠于这时候与他们的个人威望密不可分的帝国观念……以这种方式将威权施加于广土众民，既惊人地高明，也惊人地成功”。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为何中国即使在19世纪面临西方帝国的强烈冲击，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统一局面。他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和国家维持统一，归结于“特殊的帝国体制”在起作用。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完全以西方“帝国”视角和“帝国”经验看待中国历史变迁，这种“帝国”化叙事自然无法合理解释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与文明延续问题。

　　在“新帝国史”理念影响下，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带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色彩。一些学者从“新帝国史”理念出发，声称要反对世界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论”，于是在其著述中强调中国等东方“帝国”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然而，这种做法实际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即以西方帝国史思维将东方国家“帝国”化，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其历史。

　　伯班克和库伯的清朝“扩张”论和米华健所谓“清帝国主义”，都是这种思维产生的结果。伯班克等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帝国体制”和“帝国观念”在起作用。显然，这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推想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因为在西方世界，罗马帝国虽然衰亡了，帝国理念却延续了下来。早在1902年，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就提出，“随着罗马的衰亡，一个帝国以其政治权力支配文明世界的概念并未消失。……在各次的分裂或对立之下，尽管有许多独立的王国和地方分离出去，帝国统一的理想仍存在”。伯班克等以西方世界的帝国传统看待中国历史，导致对中国历史作出错误解释。

　　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反映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描述中国的线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时，为了给其侵略扩张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将中国描述为“愚昧”、“野蛮”、“停滞”、“落后”的社会，把对中国的侵略粉饰为履行“文明使命”。然而，随着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及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以“中国威胁”论取代“中国停滞”论，以“帝国”话语取代“文明使命”话语，以“帝国史”范式解释中国历史，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充斥于西方话语中。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东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可以说，西方关于中国的“帝国”化叙事，完全是出于自身需要想象和建构的一种“东方主义”话语。

　　西方学者基于“帝国”概念形成的史学观，将“帝国”说成自古至今世界历史上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提出“世界史就是帝国史”。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上所有大国，都以“帝国”身份被纳入这种叙事之中。约翰·达尔文在《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为“世界史就是帝国史”，即世界史是由一个个帝国构成的历史。在这一命题下，他将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帝国”加以叙述，声称“古代中国是人们了解顶尖帝国运作方式的最佳范例”。这种泛“帝国”化叙事，实际稀释了西方殖民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20世纪初以来国际学术界对西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批评。

　　早在20世纪初，约翰·霍布森、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列宁等就开始解剖和批评西方的“帝国主义”。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政策”，是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统治，具有“经济寄生性”。卢森堡既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政策，也将其理解为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将矛头对准西方殖民帝国，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产物。50年代之后，随着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兴起和非殖民化运动开展，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更是在全世界受到猛烈抨击。这些批判直指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侵略和掠夺。“帝国”和“帝国主义”等概念，反映了近现代西方列强侵略非西方国家的不光彩历史。

　　然而，80年代之后，帝国史在西方学术界复兴，一些西方学者将“帝国”概念用于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将属于西方国家的标签贴在非西方国家身上。“帝国”被普遍化之后，意味着中国等古代东方大国也是有“扩张”行为的“帝国”，“帝国主义”就不只是西方历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由此，在世界历史叙事中，西方“帝国主义”行径及其负面影响被稀释了。从这一角度看，“世界史就是帝国史”这一命题，变相起到了为西方帝国主义行为辩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