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婚变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无疑往本来就不太平的中东地区扔下一枚火药弹。耶路撒冷究竟归谁?中东问题根源何在?其中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事件，就是持续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关于十字军东征，西方世界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小说、电影中，都有自己的解读。本书则是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录，站在阿拉伯人视角来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世界著名中东问题专家阿敏·马卢夫认为，十字军东征在西欧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革新的同时，却在东方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穆斯林世界开始闭关自守，伊朗、土耳其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纵使到了今天，依然摇摆在极端传统派和西化派之间”。虽然本书法文版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马卢夫的这部代表作至今读来仍意味深远。他书写了当年阿拉伯世界的情形及阿拉伯人的感受，提供了一个当今主流视角之外的独特文本。

　　本书是阿敏·马卢夫的成名作。他是一位原籍黎巴嫩的阿拉伯作家，本人又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少年时代就读于贝鲁特的耶稣会学校，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亲眼目睹了黎巴嫩内战之后移居法国。独特的身世使得阿敏·马卢夫对阿拉伯人深怀手足之情，对基督教又没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他的书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读者群中都很受欢迎。

　　把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史无前例的征服，放到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描述和研究，以前似乎更多是日本学者的强项，比如刚去世的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比如争议颇大的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游牧民的世界史》《蒙古颠覆世界史》等。其实，美、苏、法等国学者也不乏这方面力作。

　　梅天穆(Timothy May)是美国蒙古史权威，著有《蒙古战争艺术》《蒙古的文化与习俗》等。本书是他的新作，也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作品。梅天穆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时空跨度上涵盖了蒙古帝国的形成、元朝、四大汗国乃至之后数百年。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交流繁荣一时，“蒙古治世”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蒙古作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当今全球最动荡不宁的两个地区，中东和巴尔干半岛，曾经隶属于同一个横跨三洲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某种程度上释放出了这两个地区被压制了500年以上的能量，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火药桶”地区。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本书中揭开了中东地区在一战中的真面目。这里虽然不是一战的主战场，但依然有让后来的丘吉尔首相长期蒙羞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等著名战例。依靠德国在资金、兵力和军事策略上的支持，奥斯曼帝国抵抗住了来自俄、英、法的强大压力，还竭力煽动穆斯林发动针对协约国的伊斯兰圣战，并在亚美尼亚进行了大屠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战胜国分解，也因此埋下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无休止的冲突的种子。

　　奥斯曼帝国并不是被一战终结的唯一一个大帝国，与它一起走向末路的还有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沙俄帝国，但是论及对今日世界局势动荡的深刻影响，似乎还要首推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直到近几年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库尔德人地区频繁的政局变动，依然可见其深深的阴影。

　　关于一战和二战，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发生两次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战争，关注的人却并不多。

　　事实上，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固然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性并不只是西线残酷的战斗，而是其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即在战后爆发冲突的地区，人们被革命、大屠杀、种族清洗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彻底野蛮化了。1917～1923年间，遍布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暴力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正如丘吉尔所说：“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双方都毁灭了。所有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都被杀死或废黜了……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所有人都遭了殃;他们所给的一切都属徒劳。没有人能得到什么……那些从战场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归来时无论是带着胜利的桂冠还是失败的噩耗，他们的家园都已被战祸吞噬。”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胜利，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国内这几年出的斯大林传记有好几部，卖点也都是比较客观，不像早年那样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重。尽管如此，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青年时代斯大林的传记依然有其独特价值。作者历时10年，走访了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了最新披露的权威档案，重述了斯大林如何从鞋匠的儿子最终成为列宁的左右手这一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了苏联的“史前史”。

　　斯大林早年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是多样的、矛盾的，作者做了详尽的研究，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后来的发展，理解他内心的种种裂变，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

　　本书作者是写《耶路撒冷三千年》和《大人物的世界史》的著名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如果读过那两部全球畅销的史学佳作，就会对其博学、睿智和极佳的文笔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苏俄史更是他的专长，专著有《罗曼诺夫皇朝》《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等，并写过小说“莫斯科三部曲”(《萨申卡》《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对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理解，要比其他西方历史学家深入得多。

　　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浦洛基将叙述视角集中到苏联解体前的5个月，也就是1991年7月末到1991年12月末，认为这段时间苏联和美国的重要决策改变了苏联命运和世界面貌。但这段戈尔巴乔夫辞职前的关键历史却被很多历史研究者忽视了。

　　浦洛基是哈佛大学俄罗斯及乌克兰史教授，也是东欧诸国史的顶尖学者。他精通多国语言，能够查阅英语、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文献，这让他的视角更为全面，能够呈现一个关于苏联解体的全新的、戏剧性的故事。

　　全书根据最近解密的老布什总统图书馆的绝密档案，包括总统顾问的备忘录和老布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绝密电话记录，重新解读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挑战了关于冷战结束的传统观念，揭示了布什政府试图结束冷战、保全苏联作为其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伙伴的复杂游戏。叙述围绕着苏联解体中的四个关键人物——乔治·布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来展开。

　　1945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抗战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最终的和平，内战的阴影又在中国上空笼罩，原本就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因美国和苏联的介入而增加了更多变数。美国本有机会构建与和中共之间的良好关系，然而这一年最终成为一个重要分水岭，不仅彻底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永远地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走向。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当时，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阻止中国爆发内战;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这场战争;三、阻止及苏联从美国与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

　　曾任《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第一位主任伯恩斯坦，用引人入胜的笔调描述了这个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转折之年。他从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畹町战役写起，回顾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对二战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变化、中国通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及争论等诸多内容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的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

　　中国中古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那就是从先秦贵族一脉相承而来的豪门士族，转变为更多依凭于科举制度的士绅宗族。然而，尽管有种种解释，主导中古中国数世纪之久的门阀大族为什么会在十世纪完全消失，依然困扰着历史学者。

　　唐代历史研究中，近代以来在西安、洛阳等地大量出土的墓志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但与国内学者更偏重于对出土墓志文献进行微观的历史研究、考证不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谭凯(Nicolas Tackett)的研究明显更为宏观，研究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他把上千份墓志和3万多个唐代人物传记整理成一个数据库，从大数据分析角度，发现唐代精英在权力地理分布和社会网络组成上的特点，进而重新审视旧时大族的社会适应性，以及为何随着唐代灭亡，他们在历史上突然消失。

　　谭凯的结论是，即便是改朝换代，中古门阀大族的适应程度都超过后人的想象，因此他们的家族才能在几百年内都处于上层。直到880年黄巢占领长安之后的30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谭凯新书在北京发布时，有中国学者用了“振聋发聩”来评价这种大数据统计在唐代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赖瑞和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唐代历史时，经常被史书和墓志中的一连串唐代官名弄晕，不知道什么意思。博士导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一番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读传统的历史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写这些传记时，他心目中的‘内行’读者，必定会发现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

　　他由此决定对唐代职官做“解读”，让今人再看唐人履历时，就像读专业同行的履历那样一目了然。他于是先后写下《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本书是唐代文官“三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最接近皇权的高层文官。

　　唐代有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在地方上治理百姓。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此过程中皇权也得到进一步扩张。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再现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经过。

　　这是台湾三民书局组稿的“新编中国史”系列中的一卷，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大陆版。与传统中规中矩的断代史书写不同，《秦汉史》不管在章节设置和内容上都令人耳目一新，重新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线多年古朴而充满活力的魅力，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作者从迥异于今日的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说起，阐释了自然环境变化导致的权力更迭，并将帝国大幕的掀开放到了当时的世界格局范围内，视角比较宏大。除了传统历史学家都会着墨的秦汉时代的政治制度，他还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展示秦汉时代人的生活情状、精神世界、时代节奏、女性地位，甚至儿童生活。其中关于秦汉人富贵追求、乡土观念、家国意识、精神寄托，以及汉代人的女权等方面的论述，都很精彩。作者还将中国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代。

　　作为国内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最新的学术研究和考古资料，但在具有专业的严谨性和客观性的同时，也很注重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