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历届总统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2000年代，恐怕都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但到了2010年，这些问题却被一纸提案所引爆。自始之后，保护粤语也逐渐成为了粤港澳人民都日渐关心的话题，甚至还引发了北京、上海等地对于其本土语言保育的反思。

　　现在官方媒体或权威机构并没有一份非常详细的调查数据告诉我们粤语文化传承的现状怎么样，但有一份2017年的非官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各大城市在不同年龄段使用地方语言者的比例中，6-20岁能熟练使用地方语言的人数比例最低，广州也不例外。

　　但就从大家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广泛的媒体报道可见，特别在95后的广州年轻人之中，粤语普遍已经说得不大地道，受到普通话影响，经常读错音。

　　很多粤语字词不会使用，而使用普通话甚至内地一些方言词汇，例如：装逼、坑爹（粤语可以用“扮嘢”、“搵笨”表达）。

　　至于在00后之中，情况更严重，很多本地家庭的小朋友已经不会说粤语，不仅仅在学校与同学以普通话沟通，甚至回到家也与长辈用普通话沟通，出现了所谓“土生捞仔”的现象。

　　即便一衣带水的香港，粤语在下一代的传承问题亦是不容乐观，在媒体和网络上，近年相关的讨论不绝于耳。

　　从全球来看，自1970年起已有近400种语言失传。目前世界上现存7000种语言中，有一半的语言只有不到一万名使用者，而四分之一的语言只有不到千名用户，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些语言（至少3000种）都会消失。

　　从历史来看，满语在清朝立国之初被定为国语，但在不过两百多年时间之后，连其末代皇帝溥仪都在其自传中称自己不会满语了，而到现代还能说满语的也只剩下五十人了，可见语言的消失速度远比我们相信之中要快得多。

　　可见，如果情况继续持续恶化下去，90后是最后一代会说粤语的人，这恐怕并非杞人忧天的判预测。

　　网络上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便中国所有的地方语言都消失了，这也没关系，用普通话不是更便于沟通吗？

　　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显示出很多人对于语言文化的无知，我们不禁反问一句：如果中文消失了是不是也没有关系呢？大家只用英文沟通是不是更容易融入国际社会呢？

　　首先，粤语作为沟通的工具，在词汇和音韵上的丰富程度，也有着普通话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决定了使用粤语的粤港澳人民，在交流的效率以及沟通的准确性上远胜于其他语言。当他们与家人、同学、朋友沟通时，使用粤语也更亲切和生动、有趣。

　　其次，粤语也是本土艺术文化的载体。包括粤剧、相声、栋笃笑、粤语流行歌、粤语电影、粤语电视剧等等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都离不开懂粤语的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如果粤语某天已经不再被使用了，那么这些艺术文化亦将不复存在。

　　再次，粤语也是象征着作为广府人的族群身份认同，如果连粤语都不会，那就很难说是一个广府人了。对于本土语言的缺失，不但会逐渐模糊他们对家乡族群的身份认同，也会让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知变得抽象起来，那如何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爱家乡、爱国家？

　　▲唐人街有大量的粤语人群，图源pixabay 所谓的中华文化，其实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地各族语言文化的融

　　合与沉积，而粤语正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在海外，也存在着庞大的华人群体是使用粤语作为母语。如果失去了粤语，那中华文化也等于进行了惨烈的自我阉割。

　　在世界各国，多种语言并行是很普遍的事情，例如美国就没有规定官方语言，而小小的瑞士人口不过六百多万，但就有三种官方语言，并有各自的报纸和电台、电视台。这并不影响彼此对于国家的认同，也不影响彼此的交流交往。

　　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而从广州80后在生活和工作上的沟通，普遍都自由切换地道粤语和标准普通话的情况来看，学习普通话显然并不会构成对传承粤语的障碍。

　　之所以在2010年开始，粤语传承危机呈现，是有多个主要因素在同时起作用的。

　　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到东南部沿海地区，从春运的情况便可知道这种人口流动的规模是古今中外都前所未有的。广州作为华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大量的外来人口，使到这座城市的本土人口比例下降。

　　最初的时候，外来人口来到广州，不学粤语是无法很好地融入本地的生活，但当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慢慢地改变之后，外地人来到广州已经不必一定要学粤语了，反倒是广州本地人如不会普通话则生活消费都会有困难。

　　由于内地经济的崛起，不少年轻创作者都北上“掘金”，老一辈创作者又逐渐凋零，而广东本土的创作力量因为体制和土壤等原因也不争气，加上欧美日韩泰等文化输入，以及内地各类作品质素不断提高，导致无论是粤语流行歌、粤语电影、粤语电视剧等无论在全国还是粤港澳地区的影响力都大不如前。

　　加上国内对电视上播出的儿童动画片政策不断收紧，当年广东的80后还能看到粤语版的《聪明的一休》、《花仙子》、《星仔走天涯》、《变形金刚》等优秀外国引进动画作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1980年代的广州，中小学除了语文课之外，其他课程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但进入1990年后来全部改为普通话授课。因为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主要教学语言。

　　但现实是，不少学校实际上却变成了，规定学生进入校园后，即便在课间也就要讲普通话而不能讲粤语，甚至还有学校发通知要求学生回家跟家长也要说普通话。

　　这种情况经常引起社会争议，亦曾有教育部门提出矫正，但因为学校领导对普通话教育政策的错误理解又或是片面追求某些考核指标，却总是继续堂而皇之地执行。

　　至于在校园挂起“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以及“讲普通话做文明人”，这类显然是刻意压缩地方语言的使用空间，并将之刻意矮化的标语，更是司空见惯。

　　因为并不影响升级考试，所以不少学校都能免则免，又或是搞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表面功夫，曾有中学要求学生拍传承广府文化的视频，但却要求只能用普通话讲对白这种咄咄怪事。

　　五羊小学曾花大力气做过一本认识广州本土语言文化的校本教材，也因种种阻力而无以为继。

　　不少人极力将普通话的历史文化地位捧高，奉为“国语”，而将各地各族的语言贬低为“土话”。但事实上，普通话作为一种以北方语言作为基础的新新语言，其存在历史不过一百年，而在音韵词汇上，与中华古汉语在的传承关系上也远远比南方各地语言更为疏离。

　　将各地各族语言文化所沉积的中华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普通话文化，不仅仅对地方语言文化的传承造成伤害，同时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计划生育，最初推行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优生优育，但在执行层面上就变成了少生育不生育，出生率越低越好。结果造成了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断层，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尽管近年放开二胎，但还是很难完全解决这些“后遗症”。

　　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推广普通话作为通用性语言，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应该是在于人人会讲普通话，而不是在于人人只讲普通话。无论是支持传承粤语的人还是推广普通话的人，都应该放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而彼此尊重和包容。

　　正如上面所述，80、90年代粤语文化在全国的流行有其客观历史因素，在未来不大可能重现昔日那种风靡华人世界的辉煌，但粤语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多元组成部分，却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一辈的努力保存下来，并且继续发展的。

　　粤语是中国除普通话之外最多人使用和最有影响力的语言，粤语的传承对于中华文化的保育也有着标杆的意义。

　　我们见过太多拿粤语文化当成政绩或者生意来做的人了。事实上他们本身对这种语言文化并没有情怀，所以根本不会花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探讨，做出来的事情也仅仅是停留于表面的热闹，要不就是拿一些文化符号出来招摇，要不就是拿粗俗内容当成传统，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热闹过后就只留下一地鸡毛一片骂声。

　　这对于传承传播粤语文化并无裨益，反而是有所伤害。粤语文化博大精深，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专家才有资格传播传承，但至少做出来的事情要经得起考验。

　　李小龙最厉害之处不是他的功夫，而是他能够利用电影这种当时最流行的媒介传播形式来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功夫文化。

　　粤语文化本身是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在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学术性的研究当然重要，但不应将之存放在象牙塔之中，也不应限于枯燥的说教，而是要用更多创新思维，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传承和传播方式，这样粤语文化才能存在强大的生命力。

　　很多人讲起粤语文化的传承传播都强调其使命愿景，但缺乏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终究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所以千万不要避谈钱，粤语文化的传承传播需要钱的投入，也需要从传承传播过程之中赚到钱，并再将这些钱再次投入到传承传播之中。

　　光有热情热血是不够的，只要把粤语文化的传承传播能变成一项可持续并不断发展的文化产业，并吸引到更多的人投入其中，这样粤语文化才能重拾辉煌。

　　每个人都有使用不同语言、学习不同文化的权利。我们传承传播粤语文化，其实归根到底是希望保持语言文化的多元性，而并非希望透过粤语文化抵制、排斥、贬低其他的语言文化。

　　我们在传承传播粤语文化的同时，也支持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支持上海人讲上海话、支持四川人说四川话、藏族人说藏语……只有尊重其他不同的语言文化，才能使我们的努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彼此共荣共存。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改变的惯性，已经令到粤语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最近有广州市中心旧城区的小学校长告诉我们，现在会讲地道流利粤语的10后小学生，都快被视作特长生看待了，学校专门培养他们代表学校参加各种粤语讲古、唱歌等比赛。

　　即便学校摘掉“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以及“讲普通话做文明人”这类标语，对于新生代来说，也是难阻粤语式微的惯性。

　　幸好的是，十年过去，不仅仅是民间对于粤语文化的保育作出了众多的努力，而朝堂之上开始也出现了更多积极的声音。

　　两年前，国家领导人在广州视察时，就专门去了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并明确指示要“传承粤剧精粹，留住文化根脉”。

　　在今年，全国两会之中，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就将领导人的指示具体化进行提案，建议组建大湾区粤语保护传承中心。

　　她认为，粤剧正是需要用粤语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从创作、演出到观众，都离不开粤语这一核心语言。因此，粤语的保护对粤剧艺术的传承发展至关重要。

　　上个月，作为曾担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在卸任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前，也在参加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第四大湾区，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要保护好广府文化核心——粤语。

　　他建议为弘扬岭南文化，提高广府文化凝聚力向心力，全市在学前教育阶段推行普通话与粤语双语教学，为粤港澳大湾区粤语传承发展提供良好语言环境。

　　语言相对论的奠基人、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曾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世界观的编码，对说话者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使用语言的习惯影响了其思维的习惯，因此，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像是平时听足球评述，粤语和普通话足球评述完全是不同的感受。粤语评述时的语言密度明显会高很多，这是因为粤语从历史上沉积下来的动词和形容词会比起普通话更丰富，显然是更有助于听众对球员的某一种动作或某一种状态有更精确的理解。

　　种种研究表明，多语个体有助认知发展。早在中世纪，查理曼大帝就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广州的新生代需要掌握三语三文——粤语、普通话、英语和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这样能更有助于我们突破单一语言思考的局限，也令我们有更宽阔的格局去理解这个世界。

　　最后，我们期待着一个允许多种语言文化并存并且相互尊重的社会，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继续为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