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狂少2之雄途10月24日至27日，中国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十八届六中全会实际上是本届中央委员会任内最后一次专题讨论治国理政重大问题的会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集中领导体制回归常态，中央全会定期召开，研究党和国家层面的重大问题。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总共召开了7次六中全会。这7次六中全会都有一个研究主题，几乎都是聚焦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建设和党建问题。

　　35年前，中国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称为“第一个历史决议”）。这个“第二个历史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在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对整个决议稿的形成，始终充当了总设计师的角色，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十一届六中全会也以其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彻底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而载入史册。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线年特别是‘’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这个讲线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和同志以及思想的评价问题。对这个讲话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提出，对建国30年的总结，要有“新内容”“新水平”。他认为，不要局限于过去党的认识，要随着几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

　　第二，提出，建国30年讲话对毛主席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根据的意见，讲线月下旬，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获得讨论。讲话对同志和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讲话比党的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实现了提出的要求。为随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10月底，中央组织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20多名理论工作者先后参与起草。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0年3月，起草小组拟出了《决议》起草提纲，送给审阅。3月19日，约请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谈话。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

　　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统一，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唯物主义的钥匙解开了人们心头的疑虑。认为：对晚年所犯的错误不应讳言，但也不能过火过激，对于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再次表现出其过人的一面，提出必须全面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他强调：“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中不难看出，已经在总结历史、评价人物的过程中开始着眼现实的发展。

　　在整个《决议》稿的起草过程中，除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陈云曾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对此意见十分重视，并向起草小组作了传达。

　　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小组专门写了一段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历史的部分，突出了的历史功绩，这就使得《决议》稿更加有说服力。

　　从1980年3月正式开始起草决议起，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止，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其间数易其稿，不但征求了党内人士的意见，还征求了各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的意见。此外，在《决议》稿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的过程中，参加翻译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上好的意见。在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讨论中，不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决议文件，同时也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

　　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像当时所讲的一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29日，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我们这次全会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们相

　　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这里所提到的两个重大决策、重大选择是指大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

　　首先，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28年党的奋斗历程，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在此基础上，《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的历史地位，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恢复了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郑重宣告：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其次，全会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实际上，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选拔大批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就已经显得急迫和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因此，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为此，五中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同时，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主席职务的请求，同时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可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充分体现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它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重温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记者 赵大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