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姗晒结婚证7月初，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作者唐博在广州连开两场新书分享会，众多历史爱好者慕名而来，座无虚席。

　　近年来，“宋史热”成了历史类出版的现象级事件。既有以皇帝为核心的人物传记，像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也有以具体时间带出时代图景的，像郭建龙的《汴京之围》；还有关注宋人衣食住行、生活状态的，像马骅的《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等等。

　　除了宋史，其他朝代史也涌现出诸多热门图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翦商》《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等，涉及北魏、秦、商、唐等多个朝代。历史类出版物的走红，数以百计的大众历史读物热卖，成为出版业界的现象级事件。

　　图书出版行业的“历史热”，源于广大读者对历史的喜好和热度。这样的热度是怎样出现的？引导这种热度的科普类历史读物，与学术类历史著作在写作上有何不同？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的作者唐博。

　　唐博：热度的提升，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与近年来宋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有关。比如《知否》《清平乐》《梦华录》等，还有前几年的《精忠岳飞》。这些影视剧的出现，带动观众们从一般性的追剧，逐渐触发对于宋朝历史的兴趣。二是宋代题材影视作品带有新鲜感。以前清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多，家喻户晓的《还珠格格》、TVB经典《金枝欲孽》，还有这几年热播的《甄嬛传》《延禧攻略》，看多了大家可能有点审美疲劳，希望换换口味。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宋代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少，所以这段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会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三是宋代历史具备独有的特质。商品经济在宋代有了长足发展，某些社会元素带有前现代的特色，更容易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唐宋文明的转型，事实上也是一种大变革，宋代也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变法改革，同样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我们，期待汲取历史经验、为我所用，宋代恰恰提供了某些可以参照的样本。

　　唐博：相对唐史、清史，宋史研究是比较冷门的。也曾涌现出邓广铭、漆侠这样的大家。然而，随着他们的陆续离世，宋史学界不但缺乏这种级别的“精神领袖”，而且面临“中生代”专家青黄不接和在历史学圈外知名度不高的问题。当然，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宋史研究仍有诸多空白点，能够吸引对宋史有兴趣的学者参与进来，做出成绩。

　　唐博：宋代对女性再婚是比较宽容的，甚至是鼓励的。比如说，北宋前期，边疆战事频繁，大量男人死亡，从增加人口、恢复经济的角度出发，宋代社会需要寡妇再嫁、生育。古代女性要想离婚，困难重重。宋代官府对于女性离婚也有相应的规定，但也保有灵活操作的空间。比如，李清照突破重重困难，终于结束了第二段婚姻；北宋的公主也不乏离婚的案例。这些都跟明清时期立贞节牌坊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说明宋代社会对于女性有一定的宽容度，这也是宋代能够涌现出一批女中豪杰的重要原因，能够容许李清照、梁红玉等女英雄以自己的方式走上历史舞台，发挥聪明才智。

　　另外，我们今天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正在攻坚一些“卡脖子”的项目。在中国历史上，科技创新最有成就的时期，当数宋朝。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定型的。比如指南针，在宋代用于航海；比如火药，在宋代广泛运用于战争，一大批火枪、火炮投入战场；比如印刷术，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大量普及，还出现了活字印刷。宋代在建筑、医药、造船等领域的科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跟我们今天对于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也有某些契合，因而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唐博：唐诗宋词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与唐诗相比，宋词有它的个性化特点。宋词最初叫词牌，是可以谱上曲唱出来的，类似于当时的流行歌曲。同时宋词的作者在创作时，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境，意境背后又有它相应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底蕴。

　　羊城晚报：研究历史的学者和书写历史的作者，二者对于历史的呈现方式有何不同？

　　唐博：不光是宋史，历朝历代的历史在我们今天的叙事书写中都存在两个类型的书写者，一个是学术研究的书写者，以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为主；另外一类是科普读物的书写者，范围更广泛，既有大学教授和科研工作者，也有社会上的历史爱好者，包括政府官员、企业职员，以及职业作家，等等。

　　正统的学术研究和科普读物的撰写，二者因为叙事方式不一样，受众不一样，写法不一样，甚至因为语言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会带来某种感官上的不同。有些学者写的学术著作，语言晦涩，单纯追求学术的神秘感，完全不考虑受众感受，读起来很费劲，甚至不知所云。有些科普类作者，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及时，或者对相关专题的研究不深，从而在著述中出现了错误结论，甚至把民间传说当作历史事实来书写。这些都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历史学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正本清源，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专题的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宋史专家要回答，“斧声烛影”到底是真是假，“狸猫换太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宋朝的妇女怎样才能离婚，宋朝的军队指挥体系在南宋、北宋有何不同，等等。另一个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很多人说历史是无用之学，其实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甚至未来可能还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当同样的历史情景再现，该如何规避风险，趋利避害，需要我们回顾历史，借鉴历史经验，为当下服务。

　　正统的学术研究和科普读物的撰写并不对立。历史学的研究终归要走向大众，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走向大众的方式，就是要用大众接受乃至喜闻乐见的语言告诉大众，让历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历史学研究虽然处在象牙塔里，但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历史学不能仅仅为学术服务。书写普通人看得懂的、生动的历史，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认知，帮助他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与评价，实现以史为鉴。这正是历史科普的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总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历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内容，需要更多科普工作者来把它们讲好讲透，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承载学术研究的航船行稳致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羊城晚报：不仅仅有“宋史热”，市面上还涌现许多不同朝代大众历史读物。相较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热”和“诗歌热”，今天为什么会掀起“历史热”？

　　唐博：我印象里，近二十年来“历史热”的兴起，跟央视《百家讲坛》有很大关系。阎崇年、刘心武、纪连海、易中天、于丹、王立群、蒙曼、郦波等专家学者，不管是中文系出身，还是历史系出身，都来讲史，并从精英语态转为大众化语态，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历史热潮。而且，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也必然会增加对文化的需求。今日之中国，无论是纵比过去，还是横比列强，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大大提升。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走，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深入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离不开对历史的解读和发掘。

　　羊城晚报：历史热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今天人文社科相对理工科来说，好像在没落。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唐博：这个观点是片面的。放眼二三十年前，如果我们想看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大概只能从央视或者地方卫视才能看得到。今天，各种视频网站上，大量制作精良的历史科普短视频、长视频如雨后春笋一般，而这些视频的制作者，不见得都是历史系教授，很多博主甚至只是历史爱好者。不过，从制作内容看，他们下了功夫，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眼光和历史文化素养。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呈现形式，是个好现象。

　　唐博：这几年宋史热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朝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巅峰，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推陈出新，持续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首先在于官方的推动，社会各领域对文化发展给予了很高的宽容度。

　　我举一个例子，宋仁宗本人就是个文化行家。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著名文学作品，但是他对于文人的重视和尊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宋仁宗上朝的时候，允许文官放开争论，充分尊重文官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朝堂上，说到恳切处，包拯的唾沫星子甚至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这种对文人关照的实际行动，其实就是对文化的关照。在这方面，宋仁宗是个楷模。

　　两宋文化的繁荣，离不开“重文轻武”的“祖宗之法”。虽然“轻武”导致北宋时期对外战争常常失败，南宋初年抗金将领惨遭迫害，但“重文”作为指挥棒，确实引导全社会崇尚文化，促进了两宋文化的繁荣。

　　科举考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考试录用的进士，在北宋时期数量骤增，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共识，促使更多的底层民众将读书作为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渠道，客观上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普及和识字率。

　　政策支持、顶层设计、经济发展、普通民众读书习字形成自觉和习惯，这既是两宋文化繁荣的诱因，也对我们今天促进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