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闯西游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之一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红色金融史是中国党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以大历史观正确理解红色金融的历史意义，充分挖掘红色金融的时代价值，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题中应有之义。

　　红色金融，从1921年中国成立后不久产生至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时终止，尽管前后不过二十几年，但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金融事业、对世界金融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需在大历史观下立足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放眼世界历史的宽视野，加以正确理解。

　　利用“钱袋子”支撑“枪杆子”，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和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表明，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利用“钱袋子”支撑“枪杆子”，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中国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成长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支柱和胜利保证。在艰苦卓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中国领导下的金融力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了激烈程度不亚于地面战场的金融战场，在发展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调剂军需支持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稳定物价，维护红色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

　　打破旧中国金融体系，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根基。在中国领导下，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设立了名称中含农民银行、工农银行、苏维埃银行、边区银行等的红色金融机构，创建了独立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开展了借贷、储蓄、兑换、担保、信托等金融业务，取缔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金融特权，创立了独特的红色金融体系。这打破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主要由以外国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或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构成的旧中国金融体系，开启了中国领导的、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红色金融事业，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培养了一批优秀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根基。

　　留下精彩印记，贡献了世界“战时金融”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金融机构的设立、金融业务的开展、货币制度的形成、金融政策的制定，在没有金融经验、也没有理论参照的艰苦条件下，每一步都深深地打上了红色烙印。凭借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中国人历经磨难，勇于探索和尝试。肩挑红色金融命脉的“扁担银行”，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的“马背银行”，试水金融创新、实现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的“窑洞银行”，在我国金融史上留下了一道道清晰而深刻的精彩印记，为世界“战时金融”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中国领导红色金融事业的奋斗历程所形成的实践创造、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所产生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应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充分挖掘红色金融的时代价值。

　　推进金融事业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红色金融发展实践中，红色政权通过建立基层惠民、便民经济组织或金融机构，运用金融手段，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金融压榨和剥削的枷锁，支持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充分体现了红色金融普惠为民的初心，践行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

　　在传承中坚守初心。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只有让金融成为“人民的金融”，才能够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代金融业要有新的担当、新的作为，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高水平金融支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规范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增强金融消费者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推进金融事业要服务时代主题、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力量始终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一时代主线，建立了独特的红色金融体系，利用“钱袋子”支撑“枪杆子”，实行了适应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发展的金融举措和金融政策，为革命战争筹措了大量经费，购买了诸多紧缺物资和战略性物资，同各方敌对势力进行了顽强、艰苦、不懈的货币斗争、金融斗争，为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传承中开拓前行。习强调，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金融业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天职和宗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和高水平支持。在此过程中，要正确看待国有金融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平稳增长，作为战略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国有金融体系功不可没。以国家掌握金融命脉为本质特征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显著特征。要避免对国有金融体系做出有失公允的评价，继续有效发挥国有金融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战略性作用。

　　推进金融事业要勇于探索创新。红色金融发展中蕴含了探索创新的强大基因。中国领导人民大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探索创新，红色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法制建设等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积淀了红色金融发展中的诸多实践创造。例如，中国领导人民大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国家银行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家农民银行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全国革命根据地中第一个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等。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金融事业稳步前行，要以习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在创新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上持续发力。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稳妥发展新兴金融业态，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快推进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完善宏观金融调控方式，大力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补齐金融监管制度短板，探索构建金融科技发展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解决机制、金融大数据治理体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扎紧筑牢金融安全篱笆，保障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

　　推进金融事业要发扬红色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领导民众在无理论指导、无经验借鉴的条件下对红色金融进行了敢为人先的艰苦探索，鲜明地体现了“红船精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征路上的特殊队伍“扁担银行”队伍可歌可泣的事迹，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红色金融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逐步发展壮大，展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金融力量为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继续同敌对势力做斗争、继续巩固发展，凸显了以两个“敢于”、两个“务必”为本质特征的西柏坡精神。这些红色精神谱系为新时代金融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传承中凝练升华。习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红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精神，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新时代金融人须以金融先驱为榜样，发扬红色精神，汲取红色精神营养，并升华为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推进金融事业要进行伟大斗争。与武装革命平行，红色金融力量在金融战线上也与各种势力开展斗争与合作。在如何缩小日伪币流通范围同时又不伤害百姓利益，如何利用日伪币获取物资壮大自己，如何处理好与国统区的贸易平衡、防止法币输入通胀，如何打击假币和管理金银等方面，中国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力量积累了开展货币斗争、处理复杂货币关系的丰富经验。

　　在传承中奋进图强。习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充分发挥法治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维护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稳妥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研发，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大国际金融“朋友圈”，助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耿中元，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可权，为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