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沙悲歌张雁深先生是我国资深翻译家，通英、日、法、意大利四门外文，其岳父为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夫人名鸟居绿子（又名张绿子）。他翻译的《论法的精神》是学界广为阅读和引用的权威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数十年后许明龙先生重译此书，亦以之作为心目中力求有所超越的高峰（许明龙：《译事历五载，甘苦告世人》，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他还是颇有成就的中外关系史专家，所著《法文本中法外交关系史》（燕京大学法文朋友月刊社1939年版）、《中法外交关系史考》（长沙史哲研究社1950年版）、《民国外交史料辑佚》（开通书社1951年版）等均为学界所称道。

　　新中国前，张雁深一直供职于燕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雁深与燕大同事聂崇岐、孙瑞芹等人被调整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组。当时，对史料整理的重视，使这些所谓“旧派学人”可以充分展其史料翻译、编纂、考辨之所长。张雁深与邵循正、聂崇岐、孙瑞芹等人一起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法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此外，张雁深还与谢琏造、孙瑞芹、邹念之等搜集从19世纪末以来英、美、法、德、日等国家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观点，翻译编纂《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选译）》（1961年9月、1962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二卷）。

　　除了资料编纂，张雁深仍致力于“侵华史研究”，所著《美国侵略台湾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均有相当影响。他尤热衷于“法国侵华史”研究，更于1964年1月制订了一个颇具雄心的“十年研究计划”。兹照录于下：

　　（一）本研究计划的总目标是：在中外关系史的特定领域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天天在为帝国主义搽粉抹脂，企图取消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取消革命，宣传调和矛盾，融合矛盾，要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本研究计划则企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说的指导下，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通过对中外关系史的一个特定领域——中法关系史——的科学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及其一般与个别的规律，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暴行，阴谋诡计和鄙丑面目，同时适当地突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帝的英勇斗争，一直到最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止。因此，这个计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荒谬论点的批判，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针锋相对的。

　　自然，这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侵略的历史的研究，还一面可以作为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忆苦思甜的材料，一面又可以发扬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传统，从而可使中国人民更热爱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更热爱新的时代，增进其保卫革命果实，把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

　　我今年已经满54岁了，我愿意把我的余生完全投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个伟大的斗争里去，因为党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这个斗争关系到全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全人类的命运的重大意义。这个研究计划是要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说的前提下，把我三十余年来学术研究的知识基础和当前这个伟大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为这个斗争服务。

　　三十余年来，我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大多数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有关，其中最多为中法关系史，中日关系史次之，中英、中美关系史又次之。我自1933年即开始中法关系史的研究，并曾以汉、英、法三种文字发表有关中法关系的专著及论文四十余目（参看我的《论著目录》）。因此，在我今后十余年间，再集中精力，扩大中法关系史研究的幅度和深度，把它向前推进。应当是对我最为适宜的工作。因此，这个研究计划以中法关系史的研究为基本范围。

　　这是一部概述中法关系史的书，约五十万字。计分五时期五编，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以法国由封建至帝国主义各时期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对中国发动不同性质的侵略为依据而分期分编的。

　　这书过去曾一度列入我所的研究计划内，并曾写了八章，定稿缮清。1963年，这书又列入我所计划，由于我不满意过去所写的部分，所以在1963年我又把已写成的八章从头另写。提高了质量，其后新写各章也较预定计划充实，以致原定的三十万字已无法写完全书。1963年底，这书已写完三十万字（指已定稿缮清或已定稿发抄的部分）。1964年再写二十万字就可全书完成，交稿。

　　这是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我曾用汉文和法文发表过两篇有关黄埔条约的论文（参看我的《论著目录》），并看到了外国史籍加以引用。但是这两篇是短篇著作，并不详尽，而且今天看来，观点立场是模糊的，所以我打算写一部详细的、资料性的《中法黄埔缔约始末》，使大量史料——主要是法文史料，和读者见面。

　　3、《1858-1860英法联军侵华的历史》（详史）（1967年底完稿）

　　这是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计划主要综合汉、法、英三国文字的原始资料，详细地、全面地叙述这段历史。

　　这是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三个重要事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环节。我计划以汉文和法文的原始材料为主要根据，同时以日文（例如日本海军的报告之类）、英文和有关国家的原始资料为参考，详细地叙述这段历史。

　　这是法国侵华史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它的历史是很长的，是远在黄埔条约以前就开始了的。我计划以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较古的原始资料以及后来的各国资料为根据，详细地证述法国各不同时期如何企图利用宗教，以达到在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侵略中国的目的，进而驳斥法国帝国主义学者们所吹嘘的法国在中国政治和商务的利益无多，而主要是致力于“人类的崇高的文化事业-宗教的宣传”这种骗人的鬼话。法帝国主义这种谎言在各国学术界曾产生了颇深的恶劣影响。

　　这是配合上一本书的。它将着重叙述法帝国主义侵华的经济活动，以揭穿法帝国主义所宣传的法国热爱人类文化（宗教），不嗜经济利益的种种谎言。如果这笔经济账不算的话，则无法暴露法帝国主义的罪恶面目。

　　总之，我希望在十年内完成中法关系史最主要的工作。如有余暇，我还希望从比较专门的观点——例如从国际公法及私法的观点，写一些有关中日、中法、中美、中英等关系的专门性论文。

　　1962-1963年，我曾做了一些《法国外交文件》的选译工作，并已译出了二十余万字（已全部定稿謄清），第一部（即甲午战后到义和团前夕）已大致完成（只剩下很小的一个尾巴）。这个工作自应继续进行到全部完成或到一个适当的阶段为止。我深深理会到我领导之所以选择、决定了这一工作，是因为它对我国近代史的研究的重要性。这一工作既已开始，自必须有始有终，绝不可半途而废，才会有成果。在上述研究计划执行期间，我仍将继续拨出一部分时间进行这一工作。一年约可译出十余万字，大约三五年内就可全部结束，或在适当地方告一段落。估计全部完成当在八十万到一百万字左右。

　　此研究计划以“法国侵华史”为中心，细致具体，涉及范围广泛，内容相当丰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澜倡导下，历来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1953年成立侵华史研究组，1958年集体撰著出版《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恰逢所内“整风补课”而成为运动的靶子，侵华史研究一度难以为继。对于张雁深的侵华史研究计划，虽有人表示异议，近代史所则大体采取不支持亦不反对的态度。张雁深极为勤奋，为写书及翻译文稿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下引一信可窥一斑。

　　1、《法国侵华史》到六月底已写完第十六章，合共约三十八万余字。其中在上半年写的是八万余字。进度比较慢。这是因为上半年所写的部分有不少困难问题，曾费了我极大力气去解决（上面介绍“写完“指的是已经完稿抄出或已定稿付抄的部分）。

　　2、桂五同志交办的英文稿篇幅较长，而且存在很多问题与缺点，须要极精细地校改，使臻完善。我近代史所名誉攸关，未敢粗心，自接稿以来，日以夜继，费尽心血，即星期日也不放松，但迄未能完稿。殊深歉憾。因为修校地方很多，很乱，改完后还要用打字机打出稿来，这也需要一些时间。因此，我估计最快还要三四天才能交上。这篇稿子是一篇很难翻译的稿子，尤其是译成英文。

　　张雁深此时身体状况不佳，但仍遵照近史所安排，为同仁教法文。1964年5月2日，他致所学术秘书刘桂五的信中说：

　　近日身体好些，法文班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经考虑，你前所提的办法——即限定三人，每周来我家上课一个钟头——我想对我目前身体情况来说最为适宜。这样的话，就是以自习为主，每周由我辅导考核一次。我相信，这样稳步前进，是照样能够达到学习目的的。

　　奉上课本三套，每一套5册。共计15册。请由您的秘书先交给我所图书室编目后，再经您批准借给学习的同志，每人一套。因为这些课本很好，又不易买到，为长久计，由我图书室永久保存好些。……因身体关系，拖延数月，内疚甚深，所长前乞代转陈，并代达歉意。

　　附：新年在所里和范老同桌吃了一次饭，对我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是党给我极大的光荣。老人家光辉的典范，时常给我力量和信心，鼓舞着我前进。

　　张雁深先生对新中国政权有较高的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满腔热情投身史学研究。但无须讳言，他的学术成就在当时不易得到真正的了解和认可，在当时的近代史所年轻同仁心目中，不管他主观上如何努力融入“新社会”，如何积极参加新时代的革命事业，如何谨小慎微低调处事，却仍难免被贴上资产阶级学者的标签而另眼相待。

　　1955年近代史所开会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张雁深积极表示要参加批判。他刚走出会议室，就有人说：“你批什么呀，你先批判你自己。”（2010年12月3日访谈张振鹍先生记录）1958年整风补课时，张雁深受到众人批评。如沈自敏提出：张“自搞一套，从事他的‘法国侵华史’的研究，而且自认为这是比参加其他工作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导上明知这种情况，但是听之任之，并不作积极处理，帮助张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纳入正确的方向”。王其榘认为，“张雁深先生写法国侵华史问题也不少，为什么我们的领导可以不过问呢？我相信张先生还是要求进步的，这样‘迁就’不是使他停滞不前吗”；“又要他写批判徐淑希，以五十步批百步，会搞出一个什么名堂来呢”。贾维诚提出，“张雁深先生本人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今天还带着整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本身列为批判的对象。但是事实上张先生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组上并且安排他参加这项工作，这是不妥当的。通过这件事，希望领导检查政治挂帅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整风补课档案》）。还有人指出：“在所内某些工作组中，就党的领导来说，实际上还是‘死角’。例如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党在那里实际上没有领导权，分子荣孟源实际上仍然在这个组内挂帅。又如翻译组内大部分都是年龄较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的领导在这个组内也很薄弱，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公开传播。张雁深最近还公然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扩大知识领域”（近代史所档案：《关于刘大年同志在学术路线方面的初步材料》）。

　　由于张雁深精通外文，因而需翻译外文资料时不得不倚重之。而当时的史料编辑组，大多是如张雁深一样来自燕京大学的旧派学人，被认为政治思想落后、没有正确的理论观点，因而只能编辑资料，难以进行近代史研究著述（2010年1月15日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在这种思想认识氛围中，张雁深一腔热情欲从事“法国侵华史”研究，受到嘲讽批评也在情理之中。他的撰著雄心得不到支持，写出的书稿也难以出版。至1966年“文革”爆发，一切均脱离常轨，更无潜心研究的条件。这份研究计划仍静静躺在档案袋中，记载着一个前辈学人的学术抱负和梦想，也折射出时代局囿壮志难酬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