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伙骑电摩闯红灯“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新设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篇文章，重大变革的发生如同一段意思写完，另起了一个段落；各种大小事件则像是其中的标点，有些是句号，有些是逗号、顿号、分号，或者是省略号甚至问号。但有时语义的转换并不需要任何可见的标识，只是在阅读过程中做一个极微细的停顿，悄悄换一口气，短到不必打一个标点，可是已在暗中滑向另一个议题。其步履之轻微，以至有些稍不经心的读者无所察觉。但一个好的阅读者当然就不只是留意段落划分、标点符号这些可见之物，还会关心那些看不到而只能感觉的成分。

　　同样的道理，观察历史，也不能只注意分期和事件，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悄然“换气”的瞬间。这在日常状态中的历史中并不少见，犹如金鱼吐出的一粒气泡，有些转瞬即破，有些寿命稍长，或因为和其他气泡发生结合、积聚，最后竟至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但追溯其开始时候，也不过就是金鱼偶然吐出的一串气泡而已。习史的人好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澜”者，当然不只是看波澜起伏、波浪滔天，还要知道它起始（或无始之始）的状态，以至那些终未成澜而消失无形的气泡。

　　近代中国是一个巨变时代，什么都在变，不同领域的变速不同，但总体来说可谓波涛汹涌，正是应该细观之澜。然而这种赏析的心情与可能只是事后才有，真正卷入时代的人，除了少数自认掌握了历史的通关密码而自信十足者，大多数人并不明所以，只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但是时代幕布上突然现出一条裂纹，让人从中窥见此前无法想象的另一种可能，必有人突破“常规”，做出此前无从想象的事来。倘或周边的人即或皱眉撇嘴，却到底没有发出怒喝，更未曾动手把裂口缝上，则时代风向已在悄然转换中。

　　下边笔者想引用两个出自近人回忆录的故事，展示民国初年历史中一些“换气”的瞬间。

　　第一个例子出自杨苡的口述自传。杨家是世家，杨父做过天津中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杨苡和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都是姨娘所生，大太太生的女儿叫杨蕴如，因为自小娇生惯养，我行我素，从不顾及他人，被家里人私下叫成“大公主”。大公主学业不成，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位姓孙的少爷，出自天津的另一名门，性情似乎也很温和。但大小姐此前完全不知男女之事，“看孙少爷书生模样，斯斯文文的，怎么晩上变成那样？就害怕得不行”。终于不能忍受，离婚了事。

　　第二次婚姻是自由恋爱，大公主喜欢上燕京大学一位广东籍的赵姓男生。“大公主一直是没开窍的，和姓赵的在一起开窍了。”不久就同居。可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同居这样的事，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只有结婚一法。婚后二人回南方，“家里的两个佣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纪轻轻，跟着去的，也是陪嫁的一部分吧”。然而事情偏就出在这位男佣人身上：

　　跟去的男佣人叫小田，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当佣人，老实巴交的，这时已死了。小田跟他爹完全两样，长得白白净净，学过点文化。他挑拨大公主他们夫妻关系，一是说姓赵的长得难看，二是说他跟你结婚是图你的钱。大公主跟姓赵的原本还是真有感情的，就是没脑子，居然把他告上了法院，要离婚……

　　小田又撺掇大公主，让大公主跟他私奔。大公主不干，小田就威胁她，他手里有不知哪来的一沓子照片，大姐夫私下里照的，也许就是现在说的“艳照”，说要散布出去。大公主急了，就打电报要家里派人去救她……

　　大概前后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大公主就又从广东回来了……婚也离了，善后的事儿是如何处理小田和那沓子相片。最后是给了小田一笔钱，让他走人，离开天津，当然也是利用杨家的势力，叫他闭嘴，这事一辈子都不准说出去。

　　这里充满了各种八卦材料：富家小姐对性的无知和畏惧、大张旗鼓的结婚和离婚、未婚同居和再婚……无不可作为闲言碎语的好题目。不过，值得注意的倒是“小田”。虽然是佣人，但是他“学过点文化”，又有几分姿色，先天和后天的条件给了他勇气，不但敢动手拆散女主人的婚姻，还先是诱拐、后是敲诈，皆非当时的普通人所能想见。小田这么做，当然跟他自己的品行有关，然而，其中不也透露出世风转变的消息吗？时代不同了，旧的身份制度已在崩溃中。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小田有没有得手，而在于他的大胆：敢想敢为。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果：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否采取行动则大抵取决于个人，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更具象征意义。一个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不安本分，又恰好遇到一个激变时代，想要脱颖而出，敢于为旁人所不敢为，这里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估量。又或者他根本未曾多想，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行事。但这“本能”也还是时代的产物。

　　我们这位亲家叫杨西亭，是个老秀才，又是地主，多多少少还有点社会活动能力，当过多年的县劝学所所长。他就把我父亲请去当劝学所的庶务，两亲家，彼此都很信任……然而这个家庭也有一件怪事。老亲翁的亲兄弟死了，留下一个年纪轻轻的弟媳。这位弟媳，人长得很体面，我那时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都觉得看来顺眼。由于社会地位和封建礼教，年轻的寡妇不好嫁人。但成天住在家里，逐渐被大伯缠上，两厢情愿，顺理成章，这位亲翁就公然在弟媳妇房里过活了。杨家大院内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亲戚朋友之间，也就默认而无所避忌。封建制度虽然是祸根，但社会已开明到对这种事情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可见那个时代的特点了。

　　传统中国是个讲究礼法的社会，“男女有别”，即使是同胞兄妹、姐弟，长到一定年龄，按照规定，就不能轻易接触，更何况大伯和弟媳？实际情况当然比这要宽松，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农村，如果细心爬梳，各种打破禁忌的事件虽未必能和勒华拉杜里描写的14世纪法国小山村蒙塔尤的“性自由主义”相比，也绝非罕见。很多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谨守“看破不说破”的原则，只要还能维持体面，也就过得去。于是，纸面之上是一重历史，纸面之下是一重历史，纸面之外还有一重历史，将几重历史结合，彼此映照、折射和对比，看到才能更全面。

　　和小田的故事不同，此处的重点并非是事情是否已经发生。传统上，即使是在士绅之家，出现这类违背礼法的丑闻也并非绝不可能。关键在旁观者的态度：二人的行为是“公开”的，亲友也都“无所避忌”，显然已不是为了维持颜面，而是“看破”也已“说破”，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认可。然而这不是说旧的伦理规范已然失效——李一氓用的词是“开明”“宽容”，当然就不是鼓励。然而，处在一个革命时代，连皇帝都没有了，此前的信条究竟孰是孰非，谁还说得清楚？于是，一切都没定型，一切都还有可能，人人都在试探，等候尘埃落定，有些不知所措——或许因此就干脆“无措”。

　　放在历史的潮流中，这两个故事都是再小不过的事，不过却提醒我们注意到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变化。第一个故事是对阶级的颠覆——这挑战被中途打断，秩序（暂时地）恢复了原状；第二个故事是对人伦的直接冒犯，周围的人却容忍了这一越轨，使不合法的事看起来“合法”了。两件事结果不同，却受同一种权力结构的影响：杨西亭得逞了，小田没有得逞，是因为杨在其权力场中处于强势，小田则是其所在权力场中的弱势，周边人对他们的态度当然不同。可是另一方面，这两个故事也泄露了传统衰落的信息。它们都破坏了伦理的边界：在小田的圈子中，大胆突破想象的暂时还只是他自己；在杨西亭的例子中，虽然敢于行动的仍是少数人，但多数人的纵容不啻对此投下了一张赞成票。

　　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边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大家心头有数，都会把言行控制在安全的地带。但也有少数非凡人物，专做不一般的事业，行为尺度较常人为广，可是仍有限度，越过某条界线，就不再敢为，甚至不再敢想，这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终极边界。在边界沿线搜索，看到的当然都是一个社会中最偏颇的面相，不是常态；可也正因如此，它也是我们确定某一社会道德水平的捷径。

　　不过，道德边界只是三条重要的社会界线中的一个，要理解它，必须将这三条界线合观。这三条界线，我们姑且称之为最高的道德指标线、道德底线和道德边界线。道德指标线是指大多数人做不到，甚至也并不努力去做，但对于少数能够做到的人却感到由衷敬服的标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最高理想所在；道德底线则是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违反的界线，比指标线的要求低了不少，但它是一个时代或社会中最流行的言行尺度；至于道德边界线，则是连少数先锋或不法之徒也不敢逾越的界线，或曰底线的底线。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面貌，是这三条线随时“协商”的结果。

　　这三条线中，道德底线为多数人所遵行，是一个社会最稳固的部分，但也往往因为涉及面过宽而考索不易；道德指标线和实际情形相差太远，一不留神就容易模糊观测者的视线；要考察变局，从道德边界线着手不失为便捷之方，只要记住它们是边界即可。它们是极端的，因此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也往往是偶然的、边缘的，然而，“金风未动蝉先觉”，时代变迁的消息也往往就蕴藏在这些边缘事件中。□王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