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野maria【摘要】在中国古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国号皆具或显或隐的美义，这些“美号”，或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并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或体现了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从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解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既有名实相副者，也有名实不副者；既标示着相应王朝的特征所在，也隐藏着不少值得发掘的重要内容；国号又有转为名号、族称与域外称谓者，这彰显了相应王朝的地位与影响。至于大量存在的相同国号，后人采取了冠以顺序词、方位词、国姓以及缀以地名、五德或使用代称等处理方法，以求加以区别。

　　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见证了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成长、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出方块汉字的魅力、反映了中国人浓重的名号情结；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那么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既能丰富、强化与鲜活我们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理解，也能增强我们对中华文化与华夏传统的自认、自信与自豪。

　　国号，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称号。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进程中，举凡拥土聚众、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其肇创的是局处一隅、割据偏安的小国，还是拥有天下、统御四方的一统国家，开国伊始，无不定立国号。国号者，从来就是家天下的标志，而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

　　国号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才出现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而依据多数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公元前21世纪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禹最终传位于他的儿子启，从此，由部落首领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即由“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转变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而启所建立的，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启用作国号的“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

　　一姓世袭君位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约4000年。在这4000年中，出现了众多的国号。按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延续统治，中国传统史学称为一朝或一代。一朝或一代，基本有着同一国号。而国号的变易，也就大体意味着国家统治权的转移，即所谓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着复杂多样的形式，或通过外部的军事征服，或通过内部的和平“禅让”，又或天下分裂、政权并立、诸方力争，最终定于一尊。总之，国号是家天下——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不同国号的递嬗，反映着不同帝王家族的更迭；原国号尚在使用时，新国号的崛起，则显示了在国家母体内或国家范围外，新的国家的创立与新的帝王家族的出现。

　　帝王家族在中国结束于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其标志性的人物是所谓“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溥仪上溯到启，在“历史中国”的时空范围内，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各种非华夏族及非汉族，所建立的国家，所定立的国号，实在是纷繁复杂，难以胜数。虽然这些国家的疆域有大小、历时有长短、地位有高下、影响有深浅，指代这些国家的国号，却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其中，作为“天下”共号的统一王朝的国号，由远及近，有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14个国号不仅是中国传统史学纪年的依据，而且是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至于那些在分裂时代出现的国号，如“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统称所涵盖的40多个国号，也是地位并不低、影响并不小的国号。综而论之，统一王朝与分裂时代的这60多个国号，可谓中国古代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

　　中国古代这些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的特点何在？若以一个字眼来作极度概括，最合适的大概莫过于“美”字。

　　先证以统一王朝国号。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是启用作国号的夏；“夏”字的初义，则是一只夏季的鸣蝉。至于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应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饮露清高、生命永驻等美义有关。这些美义，既反映了继禹而立的启传世万代的心志，也彰显了全新意义上的夏朝在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非凡地位；而取美义为国号，更成为后世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比如由夏而下、直到大清的统一王朝国号，都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国家的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在商为凤，在周为重农特征，在秦为养马立国，在汉为“维天有汉”，在新为“应天作新王”，在晋为“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在隋为扭转短促的宿命，在唐为道德至大，在周（武周）为攀附三代之周（姬周），在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在大元为“大哉乾元”，在大明为“光明所照”，在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这些国号都属于“受命王者”为了“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①，进而“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②的“美号”。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也照应了部族民众的心理需求，并进而使政权蒙上了浓重的顺天应人的色彩，乃至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比如忽必烈在汉臣建议下所定国号“大元”，取义既与汉族儒家经典《易经》密切相关，也符合蒙古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追求与文化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又如努尔哈赤所建的“金”国号，作为女真族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识，助力努尔哈赤成就了一番前所未有的伟业；及至皇太极审时度势地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大清”，又不仅在五行、方位、字义、政治等方面胜过了“大明”，而且顺应了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还为女真或满族所认同、为蒙古族各部所赞成，从而成为皇太极对大明斗争的“独门暗器”。诸如此类，真是“美”哉国号！

　　再证以分裂时代国号。若“天下三分”的魏、汉、吴，纷纷扰扰的“十六国”（国号用字有汉、赵、成、凉、燕、魏、秦、夏），此起彼伏的“南北朝”（国号用字有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魏、齐、周），相承的“五代”（梁、唐、晋、汉、周），分立的“十国”（吴、唐、吴越、楚、闽、南平以及两个汉、两个蜀），这些国号不仅同样属于各别意义上的“美号”，而且特别体现了其中非汉族的汉化倾向。即以“汉”国号为例，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以非汉族的身份而国号为“汉”，目的在于掩盖种姓来历，强攀刘邦、刘秀等刘汉宗族，依傍正统汉朝，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非汉族欲在中原立国，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而他们直接用“汉”国号，则从心理层面直接且鲜明地反映了非汉族不自外于中国，即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进而言之，匈奴、沙陀之沿用“汉”国号说明了以上问题，夏国号的沿用如匈奴刘勃勃（赫连勃勃）的夏，周国号的沿用如鲜卑宇文觉的周，秦国号的沿用如氐人苻健、羌人姚苌、鲜卑乞伏国仁的秦，魏国号的沿用如鲜卑拓跋珪的魏，晋国号的沿用如沙陀石敬瑭的晋，唐国号的沿用如沙陀李存勖的唐，以及与宋并立的契丹之辽、党项之夏（西夏）、女真之金所采用的汉式国号，也都说明了以上问题。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些非汉族政权采用汉式国号以及大多力求与前代统一王朝或中原王朝攀附关系，表明了他们决不自外于中国，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斯义更是大“美”！

　　国号是名，国家是实，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像毛与皮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解析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相当有趣。

　　首先，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国号与国家之间，大多是名实相副的。如以养马立国的秦，恰好也是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的王朝；与银河般浩瀚悠长、帝尧般道德完美有关的汉、唐国号，指代的正是备受称赞、国运长久的汉、唐王朝；来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大元国号，与拥有广袤疆域、信仰长生天的元朝之间，也是名实相副。至于名实不副的国号与国家，巍巍高大的晋国号，没有形象高大的晋朝（西晋）与之匹配；一切求新的新国号，对应的却是一切复旧的新朝；力图走出短促宿命的隋国号，终究无法改变隋朝的短命。

　　其次，比较而言，代表着中国“创世记”的夏，是中国史上模糊不清、居高鸣远的王朝；“玄鸟”生出的商，是中国史上既迷信又神秘的王朝；以重农为特征的周，是中国史上备受称道与尊敬的王朝；以统一与暴虐而出名的秦，是中国史上国运短促而又影响深远的王朝。至于汉是得也天命、失也天命的王朝，新是“始作俑者，其多后也”的王朝，晋（西晋）是看似“道德”、实则虚伪的王朝，隋是是非功过评价存在较大分歧、国号取义甚受嘲讽的王朝，唐是既昂首自豪又低首痛惜的王朝，武曌的周是尴尬而无奈的女主的王朝，宋是否极泰来、斯文与变革的王朝，大元是非汉族建立的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的王朝，大明是“老农”治国、皇帝集权的王朝，大清是前期精神的力量显著、后来却不能自主的王朝，也都标示了这各具地位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征所在。而顺着这样的思路说下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分裂时代，也可概括出各自的特征或地位，如“春秋”是名分混乱却又“讲究”名分的时代，“战国”是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时代，“三国”是在后世“接受史”中被文学化、戏剧化、道德化的时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地域冲突、文化融汇表现极为充分的时代，“五代十国”是建国者的出身等而下之、社会道德沦丧的时代。然则这样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仿佛一台起承转合、悲喜交加的多幕大戏，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再次，仔细品味乃至探赜索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关系，还能发掘出不少隐而不彰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后来没有哪个王朝沿用商国号，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商国号缺乏继承者，至少与屡被后世继承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相比，商国号要等而下之，商朝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地位也就连带着相对次要。其实不然，这里可以举出非常有趣的两点证据：

　　第一，赵匡胤的宋朝是隐性地远承商朝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弘”是推广、光大的意思，“殷”是商的别号、他称，“赵弘殷”的字面意思就是“赵家要发扬光大商朝”。具体到赵匡胤本人，称帝之前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归德军节度使，宋州归德军就在古代的商丘，这里既是商朝的发祥地，也是商朝帝王之后微子启始封的宋国的国都。这些机缘巧合，遂决定了赵匡胤建国以宋为国号，而且这个宋，还是正儿八经地接续夏、商、周三代的商朝的。更加重要的是，后来1368年朱元璋开国的大明，是打着“反元复宋”的旗号成功的，1912年孙文创建的中华民国，某种意义上又是告慰“我高皇帝”朱元璋、“反清复明”的成功。换言之，商—宋—大明—中华民国属于一个传承系统，而这样的传承系统所彰显的历史事实是：在大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以后，经历了大约2000年的隐伏，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一个新的“商朝”又横空出世了，而且这个“商朝”，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将近千年的中国国号历史的走向。

　　第二，凤这种神鸟，演化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之鸟。自从商朝建立以后，作为商族名、商国号来源的凤，形象越来越神奇，象征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凤更全面代言了中华文化的品质，所谓“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③是也。而到了今天，与夏朝有关的、从原始夏人的蛇图腾演化而来的、集走兽形象之大成的、“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④的龙，已经与集飞禽形象之大成的凤一起，共同成为华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最显眼的符号、最主要的吉祥物。再说大些，如果我们把中国内地农耕社会划分为东部与西部的话，那么，源自西部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以及龙的文化形象，主宰了中国历史的前半段，大约3000年的时间；而源自东部的商以及凤的文化形象，深刻作用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也有大约千余年的时间。

　　最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就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影响或“溢出”效应言，也有很多亟待表彰的方面。如有国号转为名号者，由夏国号而产生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名号，即为其例；后来，华夏又成了族称，迄今也还是汉族的雅称，而取“中国”与“华夏”各一字组成的“中华”，更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名。有国号转为域外称谓者，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由秦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China，China又回译为震旦等，“震旦”在汉语的语境中则可以理解为“东方日出处的国家”。又如由汉、唐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汉、唐，这是中国历史上声教远暨、超迈前古的时代，中外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时至今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称“汉学”，世界各地还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聚居的城市街区称为“唐人街”，英文则写作Chinatown，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城、华埠的意思。还有国号转为族称者，除了上述的由夏而华夏，更典型的例证则是汉国号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然则这样的夏、秦、汉、唐，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国号，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或伟大、光荣、持久的国家或王朝。

　　从理论上说，国号是国家的称号，称号的本质属性是起区别作用，国号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然而，出于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原因，联系着中国历史上富有特色的“托古改制”传统、“五德终始”理论、攀附祖先做法，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同国号，这就模糊了国号的区别作用。而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种麻烦，后人采取了多种处理方法，以求区别这些相同国号。⑤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顺序词。刘秀重建汉朝，为了区别于刘邦始建的汉朝，后人称为“后汉”，而把刘邦的汉朝称为“前汉”，并把刘备再建的“汉朝”称为“季汉”。类此者有：刘曜的“前赵”与石勒的“后赵”，张寔的“前凉”与吕光的“后凉”，苻健的“前秦”与姚苌的“后秦”，慕容皝的“前燕”与慕容垂的“后燕”，王建的“前蜀”与孟知祥的“后蜀”。

　　也有仅以“后”字冠于重出之国号前面者。拓跋珪的魏，为了区别于曹丕的魏，史称“后魏”，但曹丕的魏并不称“前魏”；唐、宋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国号以前都出现过，所以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但并不存在与“后”相对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晋”“前汉”“前周”。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经历了重大变动（如疆域的巨大变迁、都城的远距离迁移），后人便根据变动前后的疆域特别是都城的相对位置，在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以资区别。如“西周”（都镐，今陕西西安市）与“东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与“东汉”（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西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与“东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北宋”（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与“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

　　又一种情况是，依据相对的疆域所在地区或都城所处位置，用方位词来区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出现的相同国号。如孙权的“东吴”，慕容冲的“西燕”、慕容德的“南燕”、慕容云的“北燕”，乞伏乾仁的“西秦”，秃发傉檀的“南凉”、李暠的“西凉”、沮渠蒙逊的“北凉”，拓跋珪的“北魏”，元善见的“东魏”、元宝炬的“西魏”，萧道成的“南齐”、高洋的“北齐”，宇文觉的“北周”，李昪的“南唐”，刘�煹摹澳虾骸保�李元昊的“西夏”等。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种情况，是指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只是疆域形势或都城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动，所以藉方位词加以区别；而且，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同一王朝，总是先西后东，先北后南，这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乃至一条规律，即该王朝的统治中心，是由西北向东南转移，这种转移又往往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强力压迫乃至入主中原所致，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是该王朝的国势由盛而衰、疆域由大而小的变迁。第二种情况，藉方位词加以区别的相同国号，代表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对峙的国家，“东”“西”“南”“北”依据的是各自的相对地理位置，所以并不存在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承续意义，也不一定东、西或南、北对应出现，如有“西燕”但无“东燕”，有“西凉”但无“东凉”，有“北魏”但无“南魏”，有“北周”但无“南周”，有“南唐”但无“北唐”。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的主体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不改国号，后人或也依据其相对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词以资区别，如汉（刘知远的“后汉”）与刘崇的“北汉”，辽与耶律大石的“西辽”，大元与妥欢帖睦尔的“北元”，大明与诸多的朱氏“南明”，都属此类。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国姓。在家天下的时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国姓，是区分相同国号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曹氏的魏和拓跋氏的魏，分别称“曹魏”“拓跋魏”；拓跋氏后来改姓元，所以又称“元魏”。类似的情况很多，如姬周、宇文周、武周，嬴秦、苻秦、姚秦，孙吴、杨吴，刘宋、赵宋，萧齐、高齐，萧梁、朱梁。至于杨隋、李唐、完颜金、朱明等，也常见诸史籍。

　　区别相同国号的其他方法。古有蜀国，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来也成为地域名称。刘备的汉因称“蜀汉”。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地名、以资区别的方法。

　　王莽以刘邦的汉为火德，而刘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刘邦、刘秀、刘备的汉遂称“炎汉”；刘裕的宋为水德，赵匡胤的宋为火德，于是刘宋又称“水宋”，赵宋又称“火宋”。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五德、以资区别的方法。

　　刘邦的汉定都长安，刘秀的汉定都雒阳，长安在西称西京，雒阳在东称东京，于是以“西京”作为西汉的代称，以“东京”作为东汉的代称。《南史》卷六十四《王琳传》：“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这里的“典午”指晋朝，“当涂”指曹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称呢？曹氏代汉，自以为应了“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当涂高者，魏也……当道而高大者魏”⑥，所以“当涂”成了曹魏的代称；晋朝的国姓是司马，典与司都有掌管的意思，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午配马，所以典午就是司马，晋朝是司马氏的王朝，故以“典午”代称晋朝。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周时封天水县男，赵宋因此又有代称“天水”，而知道了这一点，如王国维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⑦，陈寅恪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⑧，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凡此种种，都是以各种代称相区别的相同国号。

　　①[东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百子全书》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7页。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④[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2页。

　　⑤楚庄：《我国古代的“国号”》，《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47-49页。

　　⑥[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4页。

　　⑧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2页。

　　【摘要】在中国古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国号皆具或显或隐的美义，这些“美号”，或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并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或体现了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从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解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既有名实相副者，也有名实不副者；既标示着相应王朝的特征所在，也隐藏着不少值得发掘的重要内容；国号又有转为名号、族称与域外称谓者，这彰显了相应王朝的地位与影响。至于大量存在的相同国号，后人采取了冠以顺序词、方位词、国姓以及缀以地名、五德或使用代称等处理方法，以求加以区别。

　　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见证了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成长、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出方块汉字的魅力、反映了中国人浓重的名号情结；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那么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既能丰富、强化与鲜活我们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理解，也能增强我们对中华文化与华夏传统的自认、自信与自豪。

　　国号，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称号。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进程中，举凡拥土聚众、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其肇创的是局处一隅、割据偏安的小国，还是拥有天下、统御四方的一统国家，开国伊始，无不定立国号。国号者，从来就是家天下的标志，而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

　　国号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才出现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而依据多数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公元前21世纪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禹最终传位于他的儿子启，从此，由部落首领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即由“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转变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而启所建立的，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启用作国号的“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

　　一姓世袭君位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约4000年。在这4000年中，出现了众多的国号。按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延续统治，中国传统史学称为一朝或一代。一朝或一代，基本有着同一国号。而国号的变易，也就大体意味着国家统治权的转移，即所谓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着复杂多样的形式，或通过外部的军事征服，或通过内部的和平“禅让”，又或天下分裂、政权并立、诸方力争，最终定于一尊。总之，国号是家天下——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不同国号的递嬗，反映着不同帝王家族的更迭；原国号尚在使用时，新国号的崛起，则显示了在国家母体内或国家范围外，新的国家的创立与新的帝王家族的出现。

　　帝王家族在中国结束于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其标志性的人物是所谓“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溥仪上溯到启，在“历史中国”的时空范围内，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各种非华夏族及非汉族，所建立的国家，所定立的国号，实在是纷繁复杂，难以胜数。虽然这些国家的疆域有大小、历时有长短、地位有高下、影响有深浅，指代这些国家的国号，却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其中，作为“天下”共号的统一王朝的国号，由远及近，有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14个国号不仅是中国传统史学纪年的依据，而且是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至于那些在分裂时代出现的国号，如“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统称所涵盖的40多个国号，也是地位并不低、影响并不小的国号。综而论之，统一王朝与分裂时代的这60多个国号，可谓中国古代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

　　中国古代这些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的特点何在？若以一个字眼来作极度概括，最合适的大概莫过于“美”字。

　　先证以统一王朝国号。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是启用作国号的夏；“夏”字的初义，则是一只夏季的鸣蝉。至于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应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饮露清高、生命永驻等美义有关。这些美义，既反映了继禹而立的启传世万代的心志，也彰显了全新意义上的夏朝在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非凡地位；而取美义为国号，更成为后世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比如由夏而下、直到大清的统一王朝国号，都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国家的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在商为凤，在周为重农特征，在秦为养马立国，在汉为“维天有汉”，在新为“应天作新王”，在晋为“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在隋为扭转短促的宿命，在唐为道德至大，在周（武周）为攀附三代之周（姬周），在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在大元为“大哉乾元”，在大明为“光明所照”，在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这些国号都属于“受命王者”为了“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①，进而“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②的“美号”。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也照应了部族民众的心理需求，并进而使政权蒙上了浓重的顺天应人的色彩，乃至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比如忽必烈在汉臣建议下所定国号“大元”，取义既与汉族儒家经典《易经》密切相关，也符合蒙古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追求与文化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又如努尔哈赤所建的“金”国号，作为女真族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识，助力努尔哈赤成就了一番前所未有的伟业；及至皇太极审时度势地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大清”，又不仅在五行、方位、字义、政治等方面胜过了“大明”，而且顺应了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还为女真或满族所认同、为蒙古族各部所赞成，从而成为皇太极对大明斗争的“独门暗器”。诸如此类，真是“美”哉国号！

　　再证以分裂时代国号。若“天下三分”的魏、汉、吴，纷纷扰扰的“十六国”（国号用字有汉、赵、成、凉、燕、魏、秦、夏），此起彼伏的“南北朝”（国号用字有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魏、齐、周），相承的“五代”（梁、唐、晋、汉、周），分立的“十国”（吴、唐、吴越、楚、闽、南平以及两个汉、两个蜀），这些国号不仅同样属于各别意义上的“美号”，而且特别体现了其中非汉族的汉化倾向。即以“汉”国号为例，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以非汉族的身份而国号为“汉”，目的在于掩盖种姓来历，强攀刘邦、刘秀等刘汉宗族，依傍正统汉朝，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非汉族欲在中原立国，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而他们直接用“汉”国号，则从心理层面直接且鲜明地反映了非汉族不自外于中国，即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进而言之，匈奴、沙陀之沿用“汉”国号说明了以上问题，夏国号的沿用如匈奴刘勃勃（赫连勃勃）的夏，周国号的沿用如鲜卑宇文觉的周，秦国号的沿用如氐人苻健、羌人姚苌、鲜卑乞伏国仁的秦，魏国号的沿用如鲜卑拓跋珪的魏，晋国号的沿用如沙陀石敬瑭的晋，唐国号的沿用如沙陀李存勖的唐，以及与宋并立的契丹之辽、党项之夏（西夏）、女真之金所采用的汉式国号，也都说明了以上问题。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些非汉族政权采用汉式国号以及大多力求与前代统一王朝或中原王朝攀附关系，表明了他们决不自外于中国，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斯义更是大“美”！

　　国号是名，国家是实，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像毛与皮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解析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相当有趣。

　　首先，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国号与国家之间，大多是名实相副的。如以养马立国的秦，恰好也是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的王朝；与银河般浩瀚悠长、帝尧般道德完美有关的汉、唐国号，指代的正是备受称赞、国运长久的汉、唐王朝；来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大元国号，与拥有广袤疆域、信仰长生天的元朝之间，也是名实相副。至于名实不副的国号与国家，巍巍高大的晋国号，没有形象高大的晋朝（西晋）与之匹配；一切求新的新国号，对应的却是一切复旧的新朝；力图走出短促宿命的隋国号，终究无法改变隋朝的短命。

　　其次，比较而言，代表着中国“创世记”的夏，是中国史上模糊不清、居高鸣远的王朝；“玄鸟”生出的商，是中国史上既迷信又神秘的王朝；以重农为特征的周，是中国史上备受称道与尊敬的王朝；以统一与暴虐而出名的秦，是中国史上国运短促而又影响深远的王朝。至于汉是得也天命、失也天命的王朝，新是“始作俑者，其多后也”的王朝，晋（西晋）是看似“道德”、实则虚伪的王朝，隋是是非功过评价存在较大分歧、国号取义甚受嘲讽的王朝，唐是既昂首自豪又低首痛惜的王朝，武曌的周是尴尬而无奈的女主的王朝，宋是否极泰来、斯文与变革的王朝，大元是非汉族建立的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的王朝，大明是“老农”治国、皇帝集权的王朝，大清是前期精神的力量显著、后来却不能自主的王朝，也都标示了这各具地位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征所在。而顺着这样的思路说下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分裂时代，也可概括出各自的特征或地位，如“春秋”是名分混乱却又“讲究”名分的时代，“战国”是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时代，“三国”是在后世“接受史”中被文学化、戏剧化、道德化的时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地域冲突、文化融汇表现极为充分的时代，“五代十国”是建国者的出身等而下之、社会道德沦丧的时代。然则这样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仿佛一台起承转合、悲喜交加的多幕大戏，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再次，仔细品味乃至探赜索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关系，还能发掘出不少隐而不彰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后来没有哪个王朝沿用商国号，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商国号缺乏继承者，至少与屡被后世继承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相比，商国号要等而下之，商朝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地位也就连带着相对次要。其实不然，这里可以举出非常有趣的两点证据：

　　第一，赵匡胤的宋朝是隐性地远承商朝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弘”是推广、光大的意思，“殷”是商的别号、他称，“赵弘殷”的字面意思就是“赵家要发扬光大商朝”。具体到赵匡胤本人，称帝之前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归德军节度使，宋州归德军就在古代的商丘，这里既是商朝的发祥地，也是商朝帝王之后微子启始封的宋国的国都。这些机缘巧合，遂决定了赵匡胤建国以宋为国号，而且这个宋，还是正儿八经地接续夏、商、周三代的商朝的。更加重要的是，后来1368年朱元璋开国的大明，是打着“反元复宋”的旗号成功的，1912年孙文创建的中华民国，某种意义上又是告慰“我高皇帝”朱元璋、“反清复明”的成功。换言之，商—宋—大明—中华民国属于一个传承系统，而这样的传承系统所彰显的历史事实是：在大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以后，经历了大约2000年的隐伏，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一个新的“商朝”又横空出世了，而且这个“商朝”，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将近千年的中国国号历史的走向。

　　第二，凤这种神鸟，演化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之鸟。自从商朝建立以后，作为商族名、商国号来源的凤，形象越来越神奇，象征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凤更全面代言了中华文化的品质，所谓“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③是也。而到了今天，与夏朝有关的、从原始夏人的蛇图腾演化而来的、集走兽形象之大成的、“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④的龙，已经与集飞禽形象之大成的凤一起，共同成为华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最显眼的符号、最主要的吉祥物。再说大些，如果我们把中国内地农耕社会划分为东部与西部的话，那么，源自西部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以及龙的文化形象，主宰了中国历史的前半段，大约3000年的时间；而源自东部的商以及凤的文化形象，深刻作用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也有大约千余年的时间。

　　最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就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影响或“溢出”效应言，也有很多亟待表彰的方面。如有国号转为名号者，由夏国号而产生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名号，即为其例；后来，华夏又成了族称，迄今也还是汉族的雅称，而取“中国”与“华夏”各一字组成的“中华”，更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名。有国号转为域外称谓者，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由秦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China，China又回译为震旦等，“震旦”在汉语的语境中则可以理解为“东方日出处的国家”。又如由汉、唐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汉、唐，这是中国历史上声教远暨、超迈前古的时代，中外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时至今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称“汉学”，世界各地还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聚居的城市街区称为“唐人街”，英文则写作Chinatown，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城、华埠的意思。还有国号转为族称者，除了上述的由夏而华夏，更典型的例证则是汉国号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然则这样的夏、秦、汉、唐，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国号，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或伟大、光荣、持久的国家或王朝。

　　从理论上说，国号是国家的称号，称号的本质属性是起区别作用，国号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然而，出于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原因，联系着中国历史上富有特色的“托古改制”传统、“五德终始”理论、攀附祖先做法，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同国号，这就模糊了国号的区别作用。而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种麻烦，后人采取了多种处理方法，以求区别这些相同国号。⑤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顺序词。刘秀重建汉朝，为了区别于刘邦始建的汉朝，后人称为“后汉”，而把刘邦的汉朝称为“前汉”，并把刘备再建的“汉朝”称为“季汉”。类此者有：刘曜的“前赵”与石勒的“后赵”，张寔的“前凉”与吕光的“后凉”，苻健的“前秦”与姚苌的“后秦”，慕容皝的“前燕”与慕容垂的“后燕”，王建的“前蜀”与孟知祥的“后蜀”。

　　也有仅以“后”字冠于重出之国号前面者。拓跋珪的魏，为了区别于曹丕的魏，史称“后魏”，但曹丕的魏并不称“前魏”；唐、宋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国号以前都出现过，所以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但并不存在与“后”相对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晋”“前汉”“前周”。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经历了重大变动（如疆域的巨大变迁、都城的远距离迁移），后人便根据变动前后的疆域特别是都城的相对位置，在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以资区别。如“西周”（都镐，今陕西西安市）与“东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与“东汉”（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西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与“东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北宋”（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与“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

　　又一种情况是，依据相对的疆域所在地区或都城所处位置，用方位词来区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出现的相同国号。如孙权的“东吴”，慕容冲的“西燕”、慕容德的“南燕”、慕容云的“北燕”，乞伏乾仁的“西秦”，秃发傉檀的“南凉”、李暠的“西凉”、沮渠蒙逊的“北凉”，拓跋珪的“北魏”，元善见的“东魏”、元宝炬的“西魏”，萧道成的“南齐”、高洋的“北齐”，宇文觉的“北周”，李昪的“南唐”，刘�煹摹澳虾骸保�李元昊的“西夏”等。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种情况，是指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只是疆域形势或都城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动，所以藉方位词加以区别；而且，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同一王朝，总是先西后东，先北后南，这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乃至一条规律，即该王朝的统治中心，是由西北向东南转移，这种转移又往往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强力压迫乃至入主中原所致，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是该王朝的国势由盛而衰、疆域由大而小的变迁。第二种情况，藉方位词加以区别的相同国号，代表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对峙的国家，“东”“西”“南”“北”依据的是各自的相对地理位置，所以并不存在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承续意义，也不一定东、西或南、北对应出现，如有“西燕”但无“东燕”，有“西凉”但无“东凉”，有“北魏”但无“南魏”，有“北周”但无“南周”，有“南唐”但无“北唐”。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的主体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不改国号，后人或也依据其相对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词以资区别，如汉（刘知远的“后汉”）与刘崇的“北汉”，辽与耶律大石的“西辽”，大元与妥欢帖睦尔的“北元”，大明与诸多的朱氏“南明”，都属此类。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国姓。在家天下的时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国姓，是区分相同国号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曹氏的魏和拓跋氏的魏，分别称“曹魏”“拓跋魏”；拓跋氏后来改姓元，所以又称“元魏”。类似的情况很多，如姬周、宇文周、武周，嬴秦、苻秦、姚秦，孙吴、杨吴，刘宋、赵宋，萧齐、高齐，萧梁、朱梁。至于杨隋、李唐、完颜金、朱明等，也常见诸史籍。

　　区别相同国号的其他方法。古有蜀国，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来也成为地域名称。刘备的汉因称“蜀汉”。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地名、以资区别的方法。

　　王莽以刘邦的汉为火德，而刘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刘邦、刘秀、刘备的汉遂称“炎汉”；刘裕的宋为水德，赵匡胤的宋为火德，于是刘宋又称“水宋”，赵宋又称“火宋”。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五德、以资区别的方法。

　　刘邦的汉定都长安，刘秀的汉定都雒阳，长安在西称西京，雒阳在东称东京，于是以“西京”作为西汉的代称，以“东京”作为东汉的代称。《南史》卷六十四《王琳传》：“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这里的“典午”指晋朝，“当涂”指曹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称呢？曹氏代汉，自以为应了“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当涂高者，魏也……当道而高大者魏”⑥，所以“当涂”成了曹魏的代称；晋朝的国姓是司马，典与司都有掌管的意思，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午配马，所以典午就是司马，晋朝是司马氏的王朝，故以“典午”代称晋朝。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周时封天水县男，赵宋因此又有代称“天水”，而知道了这一点，如王国维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⑦，陈寅恪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⑧，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凡此种种，都是以各种代称相区别的相同国号。

　　①[东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百子全书》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7页。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④[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2页。

　　⑤楚庄：《我国古代的“国号”》，《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47-49页。

　　⑥[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4页。

　　⑧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