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占维的后台是谁据正观新闻，9月1日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全面启动实施。新政将婚嫁、生育、养育、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提到，对新生儿入户郑州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此外，幼儿3周岁前夫妻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容至774.32平方公里（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建成区面积第15位），常住人口增至1282.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934.7亿元。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办法》明确，省会要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

　　具体来说：婴儿1周岁以前，每天给予女职工不少于2个小时的哺乳时间。每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在幼儿3周岁以前，每年 (周年)分别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 (自然日)的育儿假，育儿假期间视为出勤，各类工资、奖金照常计算、发放。多胞胎育儿假不累计，育儿假原则上不跨年 (周年)结转。女职工产假期满后，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批准,可以请假至婴儿1周岁,请假期间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

　　当下，“怕痛”是部分女性害怕生育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让生育过程更安全、更顺利、更舒适，也是每位产妇最热烈的渴盼。为此，《办法》提出，郑州将推广分娩镇痛服务，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郑州将落实国家和省医疗服务项目管理规定，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合理调整分娩镇痛和等项目价格，降低生育医疗成本。同时，郑州将指导推动医疗机构通过健康、心理辅导、中医药服务、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技术等手段，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

　　《办法》明确，按照辖区常住人口 “每千人口6个托位”的标准，规划建设半径300米的普惠托育圈 (含普惠幼儿园托班)。全面提升公办托育服务能力，2023年年底前建成郑州市综合托育实验中心。2025年，全市社区均要配套开设不少于20个托位的普惠托育点 (含普惠幼儿园托班)。

　　郑州将加强财政支持，统筹普惠托育与普惠幼儿园一体化发展，对符合相关要求的普惠托育机构，按照备案托位数给予每个托位1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依据年度质量评估等级，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实际使用托位数分别给予每个托位每月200元、300元、400元的运营补贴。

　　《办法》明确，郑州市将投入“真金白银”，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着力降低生育成本。政策规定，对新生儿入户郑州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

　　政策规定，参保女职工生育二孩及以上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支持范围。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期间同步参加生育；未就业妇女通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并且，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独立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保报销。完善学龄前参保儿童医保政策,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提升儿童医疗保障水平。

　　为了给多孩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办法》明确，今后，在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时，对符合条件的且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直接组织选房；已承租的家庭因子女人数增加、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原因，根据房源情况实施常态化申请、调换。

　　在限购区域内，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的，可增加一套购房指标。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购买新建住房的，由受益财政给予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方式由各区县 (市)制定并实施。

　　为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办法》提出，郑州要健全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探索研究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给予相应补贴的制度。要将用人单位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关措施纳入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条款。

　　今后，生育友好将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用人单位可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通过与职工协商，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家子女等需求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具体来说，对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承担的科研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延期1年验收。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立女职工关爱室，具备孕妇休息室、哺乳室功能，配备必要的母婴服务设施。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群团组织可开展寒暑假托管服务。

　　调研显示，职场女性生育意愿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职业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主要体现在女性就业稳定性、保障充分性有待提升。

　　对此，《办法》明确，郑州将积极推进男女平等就业，建立就业性别歧视约谈制度，重点围绕生育权益保障、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五期”劳动保护等落实情况，定期开展女职工权益保障专项督查。加大对育儿女性再就业培训力度，加大涉及女性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的办理力度，开展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维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据河南日报，今年2月，郑州公布2022年郑州市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郑州市常住人口总量继续增长，自然增长有所放缓，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282.8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8.6万人；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654.9万人，占51.05%；女性627.9万人，占48.95%，性别比为104.3。

　　2022年全市出生人口9.8万人，出生率为7.68；死亡人口6.1万人，死亡率为4.79；自然增长人口3.7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89；与2021年相比，出生率下降0.90个千分点，死亡率下降0.02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0.88个千分点。

　　2022年末，全市0—15岁人口为246.6万人，16—59岁人口为866.4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69.8万人，分别占全市人口的19.2%、67.5%、13.2%，与2021年末各年龄组分别占全市人口的19.6%、67.7%、12.6%相比，全市人口年龄结构保持基本稳定。

　　2022年全市城镇人口继续增加，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市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018.5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1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264.3万人，减少2.0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79.4%，比2021年末提高0.3个百分点。

　　据界面新闻，8月29日，人口研究智库“育娲人口”发布《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25个地区（包括省、市、县（区））出台的育儿补贴措施，目标对象主要为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只有宁陕县、深圳市、温州市等少数地区把一孩也纳入育儿补贴的范围。随着中国人口形势趋于严峻，越来越多人口学专家呼吁，应该将一孩家庭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内。

　　2023年6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并给出了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贺丹认为，就目前中国生育结构来看，一孩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为此，她建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意愿。

　　据界面新闻，贺丹的建议获得许多支持，但“取消孩次差异”的观点引来不同看法。《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执笔人之一、人口学专家何亚福表示，所有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获得政策支持，但如果从鼓励生育的效果来看，“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值得商榷。

　　《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认为，虽然一孩也应该纳入育儿补贴范围，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财政的承受力度。在低生育率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某年的出生人口中，通常是一孩比二孩多，二孩比三孩多。因此，一孩家庭的数量相对较大，如果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将对政府的财政负担产生较大压力。由于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比一孩大，养育三孩的经济压力又比二孩大。因此，育儿补贴金额应该依孩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就是二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一孩，三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二孩。此外，四孩以上也应该发育儿补贴，金额与三孩相同。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据红星新闻，根据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观察，目前该政策的效果还并未明显显现，而生育补助对增加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效果，也有待观察。

　　“对于已经决定是否生育、生几个孩子的人而言，我觉得不会因为生孩子就能得到生育补助而改变想法，但是这类生育补助有鼓励大家生育的意义和引导。此外我认为，不仅需要对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一孩家庭也需要有一定的生育补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2021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表示，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同时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相对城市青年已经‘固化’的生育意愿而言，农村青年及县城青年受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还是有生育、甚至多生育孩子的意愿的。”吕德文认为，说到底，还是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青年的生育负担，不要让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迅速消失。

　　原新则表示，虽然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并没有必要过度去贩卖“人口焦虑”。

　　“人口下降其实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阶段，很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去转变，通俗点说就是用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再去搭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现阶段我认为没必要过多去贩卖‘人口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