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钟论是谁的著作时尚，给人带来心情愉悦的快感乃至疯狂。人们疯狂地追求时尚，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玛尼·弗格笔下的《时尚通史》，穿越幽深的历史纵深，从公元前500年至今长达2500年，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就像一部百科全书。透过这部恢宏画卷，读者可看到人类历史在时尚上面的丰富投射。

　　《时尚通史（第二版）》[英]玛尼·弗格著 陈磊译 双又文化·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于国人而言，时尚一词是“舶来品”，但历史上时尚从未缺位，如唐代女性着装之开放与自由，至今令人感喟。时尚与时装密不可分，时装是时尚史的主流。玛尼开门见山地指出：“Fashion（时尚）一词来源于拉丁语‘Facito’，字面意思为‘制作’，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包含了诸如一致性和社会联系、反叛和古怪、社会愿望和地位、诱惑和欺骗这些差异巨大的概念。盛装打扮的欲望突破了历史、文化以及地理的限制，尽管形式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动机都是一致的，装扮人体，表现身份。”

　　玛尼的解释很全面，主要意思不外乎这么几方面，即时尚象征一种价值，是身份的体现；时尚里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反叛，还常常夹杂着人们的某些愿景；时尚本质上是身体的一种外在装扮。

　　人类文明史最初阶段的服装颇为简陋。大约1.1万年前，人类逐渐脱离渔猎采集生活，开始定居。人类祖先当时仅用来御寒或伪装的兽皮、植物，逐渐演绎成服装。生存条件恶劣，物资紧缺，人类没有太多选择，能披兽皮者很可能是那些掌握更大权力的“头人”。

　　服装被赋予权力的内涵，便成为统治阶级捍卫“神圣”地位的重要载体。为此，统治阶级努力在服装上推陈出新，以炫耀权力的优越感。

　　“时装这个概念通常被视作西方社会所特有，起源于14世纪的宫廷。”彼时，欧洲商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新兴市民阶级地位提高，“宫廷与商业的结合带来了现代时尚产业的诞生。”为确保统治阶级服装的优越感，权力一方面表现出特有的奢华，另一方面则是出台“禁奢令”。

　　通过玛尼对历史的陈列，我们看到，“14世纪意大利华美的宫廷服饰体现了对奢华丝绸装饰的渴望”；唐朝女性争相放大衣袖，以致朝廷不得不专门限定其大小；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女性服饰的“十二单”，实际上由10到25件单独的丝质组成，“每一件外层衣袍都要露出里面一件的局部”；法国宫廷崇尚的褶皱头巾，同样象征着财富。

　　禁奢令是东西方宫廷历史上区别权力与普通百姓的重要抓手。中世纪的欧洲宫廷规定，平民百姓不能随意穿着来自东方的昂贵丝绸，日本德川幕府亦颁布过同样禁令，缅甸禁奢令则偏重于首饰……

　　掌握权力意味着掌握资源支配权，所以社会审美难免带有浓郁的权力色彩。从这层意义上讲，时尚也是权力美学的结晶之一。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时装制造的焦点往往也是权力扎堆的焦点，所以才有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对权力服装的膜拜，隐喻对权力的臣服和接近，甚至不问所以。

　　透过玛尼罗列的服装式样，我们看到，权力的服装表演在14世纪前便已存在，那为什么直到14世纪才开启了时装之旅呢？这一方面得益于欧洲商业的兴旺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变化。社会物质日益丰富，基本温饱逐渐改善，从而为社会普通民众对服装的更高追求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在民间模仿热情的倒逼下，权力中心不得不加快服装标新立异的步伐，这反过来刺激民间的追捧热情，于是，服装便实现了时装的华丽转身。

　　当时装从御寒功能转向所谓的审美意义，便注定其再如何保暖也不可能太长久。可可·香奈儿是永不消逝的经典，但未消逝的只是品牌，其内涵与形式早就随着时间的脚步不停地更新换代。即便像苏格兰裙这样“被创造的传统”，也今非昔比，无论是在面料还是式样等细节方面，区别明显。

　　玛尼指出，“时尚常常被认为是一次性的，反复无常，转瞬即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41-1991》中写道：“为什么杰出的时装设计师们，这一众所周知不善于解析的族群，有时却能比专业的预言家们更准确地预测出事情的发展面貌呢？这可谓历史上最难以理解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文化史学家来说，这可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剧变年代对于高雅文化、精英艺术，尤其是先锋派的影响的人来说，这也绝对是一个关键问题。”解开了疑问便不能称之为时尚，时尚总是如此抽象难以捉摸。

　　时尚诞生于对权力身体表演的模仿，所以，“时尚非常善于‘借用’，它既借鉴不同的文化，也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汲取灵感”。时尚发展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即工业时代，在各种新科技面料、新技术以及媒体的竞相追捧下，尽管仍有“百年老店”华伦天奴这样的定制时装坚持手工制作，但时尚从此驶上了工业化快车道。这也表明，技术越发达，概念分支也越多，时尚也越短命。

　　工业化为时装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时尚并非流水线自然制造出来的。时尚里有对历史的延续，也有对现实的反叛，就像美国嬉皮士荒诞不羁的衣着。时尚首先是社会的产物，技术只是因素之一。但历史因素往往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850年至1860年左右，当时（英国）男性一天要更衣四次”，而“威尔士亲王对服饰的沉迷——他通常每天要换六套衣服——为时髦人士开了个头”。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沉淀，时尚没准是另外一副模样。

　　再如何惊艳的时尚也只是昙花一现。1856年在英国获得专利权的钢衬裙，今天看来笨重无比，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为时尚提供加速度的作用力很多，历史上的宫廷首当其冲，它就像一个大舞台。现如今，娱乐界则坐稳时尚的头把交椅。好莱坞无疑是上世纪时尚界的最大推手。在光影艺术的助推下，赫本、梦露等一大批明星竞相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时尚也得益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字、照片、光影等对时尚全面深度介入，有助于最大限度扩散时尚的影响力，将更多人吸引到时尚潮流中来。

　　推动时尚发展的另一种力量不容忽视。玛尼指出，日本江户时代对着装规定甚严，但“高级妓女们经常按照最流行的风尚穿着打扮”。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一书中亦指出，作为明清时代高收入群体，一些“社会失足妇女”确实扮演了追求时尚甚至是引领潮流的角色。

　　有趣的是，与史上权力刻意制造时尚焦点不同，随着近代政治的去魅化，权力与平民距离日益拉近，通过物质制造阶级差别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意味着权力不再作为时尚蝶变的主动力。权力退出，商界、娱乐界迅速成功补位。今天，全球几大知名秀场的看客中，虽仍有零星政界人物，但娱乐明星才是红地毯上的常客。娱乐界就像是时尚的代名词，时尚就像是娱乐界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

　　审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时尚不一样，具有明显的大众认同特点。什么样的时尚符合大众审美情趣，这极难回答。如果说历史上人们迷恋的时装美本质上是权力美，那今天时尚所象征的又是什么呢？

　　1750年，被誉为“美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其专著《美学》如此定义：“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他之所以将美学定性为感性科学，是因为觉得“既然人的心理活动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既然专门研究‘知’的有逻辑学，专门研究‘意’的有伦理学，那么，也应该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情’的科学，否则哲学系统就是不完整的”。按其定义，美学是后天认知的产物，初生婴儿不知何为美丑，只是当权力明确了美与丑的内涵后，社会才开始真正有了审美。

　　是权力一手缔造了美学，内容涵盖社会方方面面，时尚只是权力美学的浓缩版。“路易十四认为时尚就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满人进入中原后，通过力量碾压，不仅在服装上改变了汉人，还强迫留下标志性的长辫。然而，当初汉人死活不肯就范的长辫，等到清朝覆灭时，许多人又为守住这份“祖宗家业”拼死抗争。权力美学一旦深入骨髓，久而久之便成了生活，过去看不惯的后来不仅看顺了眼，还看出了另一种“美”。

　　当然，历史上有的时尚并未具备明显的强制意义，权力只是进行了某些示范，在今天仍使人们受益。“花花公子布鲁梅尔还让人们都开始关注个人卫生问题，他每天都刷牙、剃须和洗澡”。布鲁梅尔的时尚之举，在今天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起居日常。

　　作为一本呈现时尚发展而非探究原因的著作，本书也许会引发读者产生另一些疑问。比如法国和英国宫廷时尚中，男性时尚曾占据绝对地位，为什么时尚后来成为女性的天堂呢？还有一点，时尚并非没有负面作用，比如会导致巨大浪费，还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欧洲人对皮毛服饰的狂热追求，曾直接催生了北美皮毛长达三个世纪的贸易，结果导致那里的河狸、海狸、海獭和水牛等物种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陈斌）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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