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魅总裁缠上身在《甄嬛传》、《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这类宫斗剧中,温实初、卫临、叶天士、江与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太医在后宫中不容撼动的标配地位。同样剧中也不乏因为诊治无效、医术不精或者处方有错等原因而被杖责、赶出宫去甚至被皇上迁怒要陪葬的情节。
前一阵去故宫看了在永和宫的“诚慎仁术--清宫医药文物展”,展出的文物中,既有中药药材,又有精心炮制的中成药,还有来自异域的外国药物,以及种类多样的医疗保健器具和各种名目的档案簿册。透过这些文物,让我们看看清宫医疗的历史状况,还有太医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
太医院之称始于金代,自金以降,元、明、清三朝相沿。清代沿用明太医院旧址。其确切地点位于正阳门之北,太清门之东,在今国家博物馆与正义路之间。
据《清代宫廷史话》载:太医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立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署内有大堂五间,“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首诗是康熙皇帝赐予御医黄运的,后来作为太医院“院训”,高悬于大堂之上。
太医院在紫禁城撷芳殿东侧有两座院,设有太医值房和御药库。皇帝出行或每年避暑,都要随侍左右。京西圆明园为皇帝离宫,驻跸时医官随侍入直,园之东南地名一亩园,有太医院御赐公所一区。光绪十八年,慈禧太后驻颐和园,太医院官随侍入直,在大宫门外建筑公所。避暑山庄为皇帝行宫,早年皇帝巡幸医官随扈,由本院筹款在行宫左近置有民房为公所。
印台有汉、满两种文字刻款“太医院印。礼部造。乾隆十四年正月 日造。乾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
太医院按医术分科,清初有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科、口齿、正骨、痘疹、咽喉十一科。嘉庆二年痘疹并入小方脉,咽喉口齿为一科,嘉庆六年,正骨华为上驷院管理,道光时,认为针灸“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著永远停止”,减剩七科。光绪时,又将伤寒、妇人并入大方脉,剩五科。
太医院里有医学馆,每年春秋两次考试医士、恩粮肄业生等;六年一次大考。内廷侍值院使、院判、御医免考。还设有教习厅,由御医、吏目内择品学兼优者充补。学员为初进院医生及医官子弟,学习无年限,专为本院选补医官而设。
清代太医院是礼部之下“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的独立机构,主要负责皇室治病保健,还培养新的人才。御药房为皇家私有,归内务府所属,是内廷采办、储存、配制药品和太医分班侍值的重要机构。顺治十年建立,位于日精门以南。二者是不同的机构,但互相依赖。太医院御医给皇帝看病,需有御药房专职人员带领前往,御药房御医又是由太医院选派。在为帝后看病问题上是太医院开方,御药房抓药。二者各有职掌,互相牵制。
由于清代内廷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一个药房很难满足需求,所以在储秀宫、乾清宫、宁寿宫等处设药房,并派两名内务府大臣分别管理和署理药房事务。清末服役的太监信修明说“一个衙门(太医院),两处值班。皇帝(光绪)的御医值班在御药房。皇上后妃有病,皆传皇上的御医值日值夜的诊治,他们住在乾清宫的东廊下。太后的御医值班,住寿药房,寿药房在宁寿宫的西廊下,两边皆与主人的宫殿相距较远”,此外,北五所、长春宫也有寿药房。“寿药房”为后妃药房,这是因晚清后妃居住分散而设的小药房,光绪时期皇后隆裕住钟粹宫,瑾妃住雍和宫,这期间,宫内又有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后来端康皇贵妃(瑾妃)时还设立了永和宫药房,药房的设立显然是随妃嫔居住地的变化而增减的。
现仍称寿药房的有两处,一是坤宁宫后端则门南屋,一是北五所西第二所,至今医药库房内还收藏有当时寿药房陈设和使用的药柜、各种中成药、丸散膏丹,还有出巡时使用的大药袋,各种制药、吃药及医疗工具。
大药袋为黄绸制成,上缝有100多个小袋,内装中草药,小袋表面贴有药名的白纸标签,以防混淆。
清宫所用的药物以产自本土的中药药材和中成药为主,中成药的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锭,一应俱全。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在描写贾贵妃指派太监从宫里送来端午节赏活时写道:“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这并非虚构,清宫确实有大量制作锭子药并在端午节前广为赏赐的成例。一般每年端午节前,造办处锭子药作照例制造一批防暑的锭子药,主要有: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等。夏季在荷包或香袋里装少量这类锭子药以备不时之需。
锭子药除光素纺锤形、圆柱形外,还有或模仿自然生物的蒜头、葫芦、树叶、萝卜等,或取自宗教人物和法器的轮、螺、伞、盖、花、罐、罗汉、天师、太极图等,由于种类繁多,形状纷杂,又有“什锦药锭”之称。正是由于锭子药精雕细琢,所以它不仅是药品,更是工艺品、赏赐品,所以在制作过程中,还要请画匠绘上彩画,进行装饰。雍正十一年买办库票中就记录了“锭子药作”为做彩画紫金锭吊挂、彩画小锭子、离宫锭牌子等线穗子,用黄红丝线一百四十九两五钱之事。
雍正晚期、乾隆时期每年对西北两路军营的赏赐便有锭子药,如雍正十一年四月对察汗叟尓等六处军营的赏赐数目胪列如下:“赏察汗叟尓、巴尔库尔两军营,每处各种锭子药五大份,每份各计紫金锭十包、蟾酥锭十包、离宫锭十包、盐水锭二十六包、噙化锭四包、有穗锭子七十挂……”。晚清时,清宫仍大量赏赐锭子药,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曾赏诸亲王、公主、格格以及高官重臣等三十余人,多则二百锭,少则五十锭。所赏的锭子药主要是太乙紫金锭和万应锭两种,这与雍正、乾隆时期对比,晚清时品种相对单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宫制药能力的下降。
用胡连一斤,黄连一斤,儿茶一斤,朱砂一两,熊胆五钱,冰片五钱,麝香五钱,古墨一斤九两,共研细面,用胆汁合药,拈鼠粪形,上金衣。
用文蛤二斤,大戟一斤,山茨菇一斤六两,千金子去油十两,朱砂七两,雄黄五两五钱,麝香三两,共研细面,用江米面一斤八两蒸糊,将前药研细兑面糊拌匀,用大木棍锤至滋润为度,做锭。
除防暑外,紫金锭还具有解毒辟秽化浊、活血散结消肿、清热安神开窍等功效,光绪帝一度因湿热所致,胸部发起红疙瘩,御医在用百部淬酒外涂的同时,以紫金锭醋研涂抹;慈禧太后长期患面部神经痉挛症,左侧面部自眼下连颧,不时跳动,视物不清,御医们尝试用多种药以祛痼疾,太乙紫金锭便是其中之一。
清宫遗存的医药器具主要有银、瓷、铜、玻璃、石木、砂等材质,或用来炮制、盛放药物,或用来诊治疾病和医疗保健,或用来进行医学教育。制药用具制药过程中使用的药具主要筛子、笸箩、药刀、铡刀、剪子、药碾、石磨、杵臼、乳钵、药锅、药铫、煎药记名牌、药模子、药名戳、印刷仿单的雕板等。清宫之所以大量使用银质药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沿用传统的看法——银器可以试毒。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半部分是银药锅,上半部分以楠木制成,中空,内镶银皮,一端开圆口,一端开橄榄形口。口圆的一端覆盖在银锅上。使用方法是,把熬制好的药液趁热放入锅中,然后套住上半部分,再将眼睛对着出蒸汽的橄榄形口熏蒸。
康熙和光绪时期出现了西洋医学传入的两次高潮,反映到清宫药具上就是出现了一些西洋药具和诊疗用具,数量最多是各种药露,如,巴尔撒末油、薄荷油、檀香油、丁香油、多尔门的那油、水安息油、琥珀油、冰片油等。
季节交替,帝后会十分注意身体调理,即使没患病,也会把御医叫来给诊诊脉,御医自然会开出一些用于进补的保健品方子。
由各种滋补调理药物组成的保健饮料——代茶饮是最为常用的,御医会根据个人情况不同开出不同的代茶饮,有安神的,生津的,滋胃和中的,清热理气的。
还有一些保健酒类也很受欢迎。雍正就经常服用龟龄酒,康熙则有补益醒脾的御用果酒,是用佛手、香橼、荔枝、桂圆、百合、青稞、木瓜、桂花露、玫瑰露、蔷薇露、水仙、泉酒配制的。还有“老佛爷泡酒方”,是用石菖蒲、鲜木瓜、桑寄生、小茴香、九月菊和烧酒泡制的,用于补肾清心,舒肝健脾。还有夜合枝酒,这是给慈禧治疗中风痉挛用的,酒用夜合枝、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防风、姜活、细鞠等制作的。
从康熙帝开始的清代皇帝中不乏颇通中医者,特别以康熙帝为翘楚。自称“自幼所见医书颇多”,光绪帝对医学也颇有心得,他和康雍乾三帝据说都能达到自开方药的地步。不过也正是因自诩了解医理,对于太医的诊断,皇帝也多有不同意见,太医们为求安稳,基本都按皇帝的指示进行,这样一来很难保证治疗效果。
康熙五十一年,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患病,御医诊为“狂病”,康熙帝认为不是,便朱批“非良医,恐非疯狂,钦此钦遵”,并派太医再去诊视,回奏云“肝经积热,痰气结于心包,以致语言错乱,病似疯狂之症”,康熙帝见奏大怒,朱批“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
在对太医的朱批中,经常可见到各种催促言语。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太医院院使(院长)刘裕铎所呈奉旨治疗兵部侍郎雅尔图“肝胃气痛”奏折,及治疗大学士来保患“外感风凉”之奏折,乾隆皇帝均朱批“快快的治,钦此”。对御医治疗时间稍长,亦十分不快,如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帝对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简亲王泄泻的朱批“夏至以前就该治好了,钦此”。乾隆十七年夏至是五月初十,朱批时间为五月二十九,病情迁延不愈,皇上大为不满,埋怨之意,已有表露。
在宫里看病,疗效十分重要,倘若效果不好,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如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外科大夫段世臣、御医李德聪等,治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病,原系痔漏复发,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透破秽臭,稀脓日流碗许,康熙帝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
乾隆二十年前后,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乾隆皇帝朱批“交给他们一个病就治坏了,你提防着点,着他去守着看,钦此”,可以说是对太医极为不满。另于太医院御医花三格等治疗贝子达尔玛都病“内伤久嗽吐血”不效死亡的奏折上,乾隆皇帝朱批“他们说是好些么,到底治死了”。这话已经很重了,不知道太医们看了朱批会不会后脖颈子发凉。
光绪皇帝身体孱弱,但求愈心切,其谕示对御医尤多申斥。如“药饵无效,以上各病究竟能治与否?开方时当明言之,毋得草草仅开数味无关紧要之药,以图塞责”,又如“所用之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务俾见愈”。光绪三十四年《起居注》中谕示:“日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毫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细品光绪皇帝的话,像不像今日我们的日常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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