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之血狼风流据媒体报道，5月17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阜外华中医院心血管病医院的近40名医生，集体跳槽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些跳槽的医生中，有的上午还在做手术，下午就去新单位上班了。平均年龄42.3岁，省内一流的心血管学科人才同时跳槽，一时间将公众的情绪拉到了顶端。

　　这件事也把新闻中的另一个当事方——郑大一附院再次拉入人们的视线。凭借着超多的床位、科室以及迅速崛起的姿态，郑大一附院近些年在各种争议声中越来越大。

　　同一城市兄弟医院间互相挖人，被挖的专家毫不给原单位面子，一整个团队不打招呼直接走，单看描述就像是有大瓜在背后。

　　但在一众医疗行业从业者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卫健委发函，医生们听不听是一回事，就算这次听了，也拦不住医生们下次继续往郑大一附院跳。

　　河南是个人口大省，1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超过1亿人，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可能诞生一个标志性的地方“超级医院”。

　　拥护者为郑大一附院委屈，在他们看来，郑大一附院急剧扩张后，河南从每年20多万人出省看病，现在每年出省看病人数不到两万人，这一促进分级诊疗的功劳，难道不该记在“超级医院”的头上？

　　反对者则把郑大一附院看作是一个“怪胎”。他们同样历数一系列数据，河南各地市级、县级医院每年医生流失率，一附院远高于同级别医院的薪酬待遇，当地患者在郑大一花费的医保金额占比，一附院的人均治疗费用……

　　如果说虹吸过于书面语的话，有位院长总结得既简单又直接：“郑大一附院把河南其他医院都给削平了”。

　　而这一次，用被挖者郑州七院副院长的话来说：该院心外科一个病区一度几乎瘫痪。

　　出省患者虽然少了十倍，但省内患者源源不绝地从基层和竞对医院，被虹吸到郑大一附院。全面辩证地看，郑大一附院对分级诊疗有着巨大的反向作用力。

　　对于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来说，也许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艰难抉择，是选一家“超级医院”，还是打造最多人获益的行之有效的分级诊疗体系？

　　如果说百年协和与百年湘雅凭借医疗技术底蕴站稳医疗系统“豪门俱乐部”“old money”的位置，那郑大一附院凭借近十年的院区建设和兼并下、越来越多的病人数量和逐渐靠前的学科排名，在争议声中成为了新贵。

　　2016年6月30日，郑大四附院被郑大一附院合并，成为郑大一附院的惠济院区。其原本的强项科室眼科、口腔优势也被发挥到极致，在郑大一的支持下，一连拿下了河南省口腔医院、河南省眼科医院两个院中院招牌。

　　2021年10月，规模远大于郑大四附院的河南省省立医院同样被郑大一附院收编，郑大一附院由港区医院、河医院区、郑东院区、惠济院区一起形成了“一院四区”的新格局。

　　公开资料显示，郑大一附院2008年营收仅为6.8亿元，2014年就飙升至75亿元，位居河南省医疗系统第一；2016年，郑大年营收接近百亿规模。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郑大一附院年营收已经将近300亿。

　　不止营收突飞猛进，郑大一附院在复旦大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的年度排名亦在飙升。根据公开数据可知，2011年，郑大一附院位列全国医院综合排行榜百强之外，但在2021年11月发布的最新排行榜中，该院排名已经攀升至第19位，有着百年积淀的湘雅二院、北大人民医院分列第20位和21位。

　　整个科室一起挖，成建制的挖，是郑大一附院的法宝。有从业者直言，郑大一附院给医生的待遇一度是“全国最好的”，完全可以比肩北京，而郑州的生活成本远低于北京。某些科室的学术带头人年收入能达到百万甚至千万量级。

　　薪水只是一方面，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第一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在河南省有很多优势。对资深医疗专家来说，意味着更好的平台，更强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对年轻的医生来说，郑大一附院手术量多，能上手的机会也多。无论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是个跳槽的好去处。

　　一位“大三甲”医院院长表示，对资深医生而言，社会职务非常重要，其中，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各分会的职位尤为被人看重，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决定着一名医生在行业内的地位。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家医院、一个科室，一般只能产生一名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如果郑大一附院在学科建设中，对尚属“空白”的学科，成建制挖人，辅以薪酬和项目经费的诱惑，“转会”就有很大概率发生。

　　“豪门”自有其指标，其中之一，是CMI。郑大一附院接诊患者位居全球首位，但接诊的疑难杂症占比却不高，CMI是反应疾病复杂程度的指标。今年3月，河南省卫健委公布的《2021年度河南省三级医院基于DRG绩效分析报告》中，郑大一附院位列第一，但CMI指数却还没挤进前十。

　　可以有效提升CMI的科室，比如此番被挖的心外科，由此进入郑大一附院的视线。

　　历经多轮“买买买”，中国医院手术量排行榜中，郑大一附院以碾压优势位居榜首。

　　医生跳槽其实自来有之，一个团队一起跳也是跟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关，算是行业里大家默认的常规操作。

　　于强在医疗系统工作了快40年，他告诉《财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就有大批的医生是“广飘”，因为他们主要来自江西和湖南，大家又把他们称为“江湖医生”。

　　当年于强所在的医院就有这样的事。当时换工作都是举家一起走，有天晚上一帮人悄悄地装车搬家，连夜开走了，第二天医院才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没来上班。

　　之所以要偷偷走，跟当时医疗系统的环境有关，医生往往有编制有档案，想换工作得原单位批准，有本事的医生都是顶梁柱，想走并不是件容易事。

　　于强介绍，当时南下的很多医生几乎都是到了当地再重建档案。现在医生跳槽比过去要容易了不少。北京某市属三甲医院Z姓医生介绍，一般来说，体制外的医生相对开放些，体制内的医生跳槽有两条路，一是从体制内直接跳槽至体制外；二是调职。当然，两者都不容易，前者，如果铁了心要走，双方撕破脸皮基本上是必然的，后者想走就不那么容易了，让原单位签字就是件难事。

　　王腾飞是一家二甲医院院长，他告诉《财健道》，对郑大一附院来说，通过“挖”团队可以快速实现对这个专业技术资源的进一步垄断，同时也会进一步垄断当地相关病源。

　　这种先例并不少，2017年，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主任杨绍雷带着科室4名医生、7名护士、64名住院患者“集体出走”，去了十几公里外的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一个领域内知名专家团队的“迁移”，影响的除在院患者之外，还有长期随访、慕名就诊等隐形病源。

　　一位“大三甲”医院资深院长表示，2008年之前，医疗资源均衡分布一直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政者的共识，但那一年5月的汶川地震改变了一切。作为超大医院，华西医院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特别是较多的ICU急救能力，为救治伤者做出了巨大贡献。“从那时起，主政者的意见就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了。”这位院长回忆。

　　王腾飞告诉《财健道》，近几年郑大一附院一直在“挖人”，高精尖和普通专家都挖，规模可能比这次还大，数量还多，只是没有引起媒体注意。

　　一名普通的医生想成为主任，在各个医院流程都差不多，基本上都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在王腾飞看来，郑大一附院走的一向是捷径，挖一个现成能用的，直接能创造利益的团队，当然好过慢慢培养。

　　不少当地的院长对此事显得颇为愤慨，据他们透露，近些年郑大一附院从兄弟医院挖人这种操作并不少见。因为薪资给得高，几乎一挖一个准。

　　它挖省内其他医院的专家团队，其他医院就去挖市级医院的专家团队，在当地医疗系统内甚至隐约形成了一股风气，让很多医院失去了培养人才的信心。

　　一位基层医院院长提起这种现象颇为痛心，他告诉《财健道》，近几年医院原本打算重点培养几位本科毕业的医生，结果他们都到郑大一附院去做了医助。

　　在其看来，这些医生本可以在县域医疗中成为一名成熟的医生。但是去了郑大一附院后，不是为了精进医疗实力，而是助理式的写病历，县域丢了实用人才，郑大一附院多了一个“底层劳动力”。

　　这些年郑大一附院“有钱有人”，设备先进，为啥整体技术实力在全国还是不突出？

　　河南省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张玮曾多次派同事到郑大一附院进行观摩学习，但提起这家省内数一数二的医院时，张玮难掩愤慨，作为医生和医院管理者，张玮更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研发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快速复制项目，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张玮等业内人士看来，郑大一附院频繁“挖人”的动作背后，核心原因是其不断膨胀的病床数目，以及以利益为导向的就医KPI设置。

　　据张玮介绍，作为一家综合三甲医院，郑大一附院简直把卫生院的活都干了，“宇宙最大的卫生院”名不虚传。举个例子，郑大一附院有疝与腹壁专科，阑尾炎也单独成组，连一些小的皮肤病都让你住院治疗。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般而言，前述小手术，对“大三甲”而言并不划算，因为“大三甲”人力成本太高，做小手术“入不敷出”。特别是在DRG推行之后，小手术更多转向二级等基层医院，其性价比更为合适。

　　但是业内人士表示，DRG之下郑大一附院选择“虹吸小手术”的商业逻辑也能跑通，在医院有赚钱的科室，也有赔钱的科室，每个科室的作用不同，心外移植可以撑门面，在如此“超级医院”之下，整个医院“平帐”不是难事。

　　一般来说，普外科涵盖一切，一些危、难如乳腺、胸外等才单独划分专科，而郑大一附院的细分程度堪比专科医院，仅南院区的外科医学部就分了18个科室。

　　不仅如此，此前张玮认识的一位朋友去郑大一附院看病，他无意中发现，病人化验清单中有几项没有做的也计费了。很多朋友都跟他抱怨过，郑大一附院收费存在很多分解收费、套餐收费的情况。

　　举个例子，该用一个耗材的用三个耗材，该用普通药的用高档药，彩超和CT，1个部位也是检查，4个部位也是检查。比如说一个套餐十五项，你只化验一项，但是计费的时候15项都给你记上，里面套路颇多。

　　张玮还分享了一个令他无法理解的细节，郑大一附院ICU有ABCDE5个分区，其中E区收治的病人最重，A区病情是最轻的，A区病人每天还能出门散步，这让曾为医生的张玮对ICU的定位百思不得其解。

　　在张玮看来，郑大一附院虽然是三甲的定位，但却从事了很多基层医院的工作。归根结底这是在它科室设置、医院KPI导向下扭曲出来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引起热议的“医生跳槽”事件背后，不只是医疗系统人才培养和流动的特殊性，还是当地对于医保资金的调配，整个卫生系统生态平衡的打破。

　　5月24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提出：我国要实现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让群众就近看病就医更方便。

　　河南当地县级医院两位院长介绍，国家一直是在鼓励基层医院发展，着力于当地整体能力的提升，给钱给政策给资源，也会对当地医疗水平进行验收，国家级的专家不仅到当地指导过好几次，也一直通过信息化系统监控医院的数据。

　　其中一位院长更是直言，95%的病人来我们这儿都能处理，即使是心脏开通血管放支架都能处理，少数不能处理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直接就送到三级医院，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基层在改变，但是却无“用武之地”，基层在建设医共体、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提升县级医院的技术服务水平，推进分级诊疗。县域的设备也未必落后，胸痛、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儿童和新生儿等五大中心正在基层医院积极落地。只是设备有了，地方有了，能力有了，人却跑了，病人跑了，医生有可能也跑了！这也造成了医疗与医保这两个关键单位之间的脱节。

　　医疗资源本应当均衡分布，均衡布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都跑到郑州去。但是郑大一附院的存在，对人才和下面医保基金的虹吸太严重了。

　　简单来说，如果一位患者选择去郑大一附院看病，不仅意味着他所在地的医疗系统流失了一位患者和收入，这位病人在郑大一附院的开销，医保报销的部分，其实是从他所在地医保基金的盘子里划出去的。

　　张玮提到，当地17%的病人选择去外地看病，用掉了当地医保基金40%左右的份额。有些地区更离谱，14%的外地就医，花了当地医保基金一半左右的份额。

　　以河南省原阳县为例，一座毗邻郑州的小县城，因为离郑州近，不少人会选择在郑州就医，15%的人花掉了50%的医保基金。

　　对于外出的患者来说，不单单增加了病人的负担，对当地医疗、医保系统来说，这意味着医保基金的巨大压力，强基层成了空话！

　　无论是采买设备，还是提高人才福利，县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遇到了不可突破的瓶颈。

　　对郑大一附院来说，先做大再做强，这个模式在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领域没有问题，但从当地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老百姓的利益来看，这家“超级医院”的存在难免有正反两面。

　　作为中国医改的标杆，三明医改已经进入以健康为中心的3.0阶段。以扁鹊的话概括之：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健康中国战略的背后，是更多人健康、更少人就医，而非不断扩大再生产，制造病人。

　　长此以往发展，郑大一附院在虹吸现象的加持下越来越庞大，当地整个医疗系统必然“头重脚轻”，这跟国家力推的分级诊疗方向显然背道而驰。我国床位数量近万的大型医院并不是只有郑大一附院一家。当它们被冠以“卫生院”称谓之时，折射出郑大一附院等“超级医院”对中国医改的种种扭曲。

　　无论是郑大一附院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聊到对当地医疗系统改变的期待时，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提高医疗水平”这个观点，既朴素又实在，但却实实在在是大家对健康的诉求，也是最真实的需求所在。

　　徐隆强调，中国医疗系统一直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医生水平的不同质化，另一个就是基层和三甲之间水平的不同质化。但有一个不变的，是患者对高质量医疗水平的渴求。

　　如果你去过郑大一附院，到了晚上，树底下马路边，到处都是人，不少人甚至会直接睡在附近的地上，有不少山西、山东、陕西的病人过去求医。

　　横亘在中国医改面前的大山，分级诊疗一直是最难撼动的那一座。基层卫生中心门可罗雀，郑大一附院人山人海，患者不信任基层医疗机构，上级医院虹吸基层病人，让“看病难”多年无解。

　　这次的医生跳槽事件也许只是过眼云烟的一则热点新闻，如何才能治好“头种脚轻”的医疗系统发展模式，让优质资源触手可及，甚至是从治已病能向前一步，去治“未病”，背后那些求医患者的诉求和期待，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作者系《财经》研究员杨燕 张羽岐，应部分采访对象要求，于强、王腾飞、徐隆、Z姓医生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