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诗曼郑嘉颖吻戏凌源小沟辽墓出土银鎏金冠，两侧装饰高翅，保留了鲜卑族“金步摇”的特征。

　　凌源小沟辽墓出土银鎏金对凤冠饰。凤鸟长着大眼、鹰嘴，具有草原文化特征。

　　建平县博物馆正在展出两件镇馆之宝辽代铜鎏金透雕龙纹冠和玛瑙包金凤头冠，华贵精美、熠熠生辉。作为辽代金银器的典型代表，精工细作的黄金或鎏金饰品展现出契丹民族独特的服饰文化，而龙、凤纹饰则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

　　建平县博物馆展出一件铜鎏金透雕龙纹冠，2009年出土于建平县二十家子镇牛圈子村一座辽墓。其华丽的造型、精美的工艺、璀璨的色彩，显示出契丹人独特的冠饰文化。

　　站在展柜前，建平县博物馆保管部的刘鹏翼向记者介绍，这件龙纹冠口径20厘米、高25.5厘米，分内外两层：内层较高，外层为饰片。细看内层，宝相花做底，透雕镂空8条龙，图案为二龙戏珠。外层也有二龙戏珠装饰，两龙相对，共有4条龙。这样算来，整个冠身装饰共计有12条金龙，而且每两条对龙中间有一个火焰珠，仔细观察，火焰正中有太极图案。

　　2013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曾对铜鎏金透雕龙纹冠进行了清理去锈、焊接补配、錾刻鎏金、表面封护等保护修复工作，使这顶龙纹冠更加璀璨夺目。

　　在紧邻的展柜中，有一件辽代玛瑙包金凤头冠，2011年出土于建平县喀喇沁镇朱家窝铺一座辽墓。这顶凤头冠造型非常简洁，玛瑙做的十字箍，上面包金，饰有精美流畅的缠枝纹图案。引人注意的是，冠顶部铸有一只昂首挺胸、展翅欲飞的凤鸟，样貌非常逼真。

　　历史上，契丹男子和未嫁女子皆髡（kūn)发，就是把头顶头发剃光，仅两鬓或前额留少量余发。那么他们头上戴什么？又是如何演进的？出土文物证实，契丹贵族戴金冠。

　　致力于辽代金银器研究的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张景明告诉记者，出土的金冠体现了辽代契丹贵族的冠服礼仪制度。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研究发现，契丹皇帝、大臣在祭祀及参与重大礼仪活动时都要戴金冠。金冠按材质分为三类：金文金冠、银鎏金冠和铜鎏金冠。金文金冠为辽代等级最高的冠式，皇帝专用，材质及纹饰都为黄金质地。如《辽史》中载，“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意思是说，皇帝在祭山等重大祭祀活动中佩戴金冠以示庄重。

　　遗憾的是，目前金文金冠未见实物，而银鎏金冠和铜鎏金冠在辽墓中都有发现。银鎏金冠是银质鎏金，华贵程度仅次于金文金冠，一般为契丹贵族臣僚所用，在考古中发现数量较多。如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发现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出土有两件鎏金银冠；我省凌源市小沟辽墓出土了两件银鎏金冠，男女各一件，体现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还有铜鎏金冠，即铜质表面作鎏金处理。”张景明认为，铜鎏金冠是辽代一般臣僚所戴的冠帽，身份低于戴银鎏金冠者，而辽代女性喜欢佩戴凤鸟形象的冠饰。

　　从出土文物看，龙凤图案在辽代已然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原龙凤图腾文化对契丹皇室贵族影响很深。研究发现，契丹族冠饰继承了鲜卑族服饰传统，“三燕”时期，慕容鲜卑族有戴步摇冠的传统，典型文物为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中出土的金步摇。辽代金冠有一种两侧装饰高翅的样式，应是慕容鲜卑族步摇冠的演进。

　　冠帽，在我国古代服饰制度中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头乃身之首，所以古人特别注重服装中的“头衣”。我国古代汉族男子20岁称“弱冠之年”，即指男子20岁始行加冠礼，戴冠后才有外出谋事和做官的资格，也是一种成人礼。因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冠帽的款式和名称也各有区别，以冠帽区分人的社会等级、身份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国传统礼仪服饰制度中，不仅严格规定了社会各阶层的冠帽形制，还对不同场合、不同阶层所用冠帽做了具体要求。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田广林研究发现，作为我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契丹在立国前，风俗淳朴，礼制未备，衣饰制度多遵从实用；辽国建立后，开始制定衣冠服饰制度。《辽史仪卫志》载：“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意思是说，辽国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对契丹和汉人北南分制，分别穿本民族的服饰。

　　辽代的契丹衣冠制度，自称“国制”，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中原传统礼仪制定出来的。田广林说，就目前所知，契丹的头衣，根据制作材质可以分为金冠、毡冠、皮冠、纱冠和巾帻5种类型。因为契丹人居住在北方地区，寒冷多风，毛毡、皮革类材质成为契丹衣冠的最基本材料，在辽墓壁画中可以看到卷檐帽和长耳帽。纱冠和巾帻则大多沿袭中原汉服样式。

　　金属制作的金冠最为独特。根据考古出土的辽代金冠造型式样，田广林等学者将其分为卷云金冠、高翅金冠、金花金冠、筒式金冠、透雕额冠五大类。卷云金冠，就是由卷云状的金属叶片连缀拼合而成的冠式，内蒙古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的金冠就是代表，这种豪华的冠帽，应为高级契丹族臣僚所戴的男式礼冠；而高翅金冠，是指在冠帽两侧竖立有一对翅膀状叶片的冠式，陈国公主墓中公主所戴的就是这种款式。这种冠式在其他辽墓中也有发现，应为契丹贵族妇女流行款。

　　金花金冠，即在通体镂刻鱼鳞纹的冠筒周围，辅以镂空花叶片作装饰。建平县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铜鎏金透雕龙纹冠应归入此类。另外，凌源市小沟1号辽墓出土的银鎏金冠也是代表。不同的是，小沟银鎏金冠正面两侧还各伸出一片卷云状镂空叶片，像是双角，有步摇冠的特点。

　　筒式金冠的代表是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出土的银鎏金冠，为单片筒形，两端可系结丝带，中间为三朵祥云托起火焰珠，两侧双龙对坐，代表了辽代精工细作的制作水平；三叉额冠，当数凌源市小沟辽墓出土的银鎏金对凤冠饰，额头箍两侧为凤鸟鸟首造型，头饰一对长尾凤鸟，中间托起一颗“摩尼宝珠”。

　　从出土实物来看，辽代有些金冠造型高度相似。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金冠大多出自专门的手工作坊、统一制作，甚至制作工序也有统一规范要求。史料记载，辽代上京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就有专门的金银器作坊，用汉人工匠制作精美的金银器，精品也多出于此地。

　　辽王朝在政治上“因俗而治”，在文化上则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历史上，契丹族曾与唐朝和亲，唐朝先后有四位公主嫁给契丹首领；辽圣宗以后，辽又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交往频繁，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辽王朝还通过战争俘掠了大量汉人工匠来制作金银饰品，因此辽代金冠等器物既有本民族的风格，又融合了中原地区的特征。据考古发现，辽墓出土的银鎏金冠和铜鎏金冠，其装饰纹中的龙、凤、卷云及缠枝牡丹等，无疑都是中原文化元素。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为鳞虫之长，凤为百鸟之王。在辽代金银器中，龙、凤图案是使用最广泛的纹饰之一。专家研究发现，与五代、北宋的龙纹相比，辽代的龙纹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色更具张力和野性，如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银鎏金冠，上面的“二龙戏珠”图案就展现了典型的游牧民族自然、率真的情趣两条龙相对而坐，昂首挺胸，双爪触地，张嘴对一颗由祥云托起、烈焰升腾的宝珠做吞吐状。史料记载，契丹皇帝专用五爪龙或四爪龙，皇族和贵戚使用三爪龙，平民百姓家则不准许使用龙的形象。此件金冠上龙爪有三个爪，应为皇族贵戚所用。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远在辽代之前，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就称其所居之处为“龙庭”，后改称为“龙化州”。契丹人不仅接受龙的形象，也喜爱凤。研究人员发现，辽代金冠上凤鸟的特征非常突出，凤头较大，头上有灵芝状的凤冠，大眼、凤嘴呈鹰嘴状，气势较凶猛，张力十足，这与契丹人喜爱纵鹰有关。

　　辽代龙凤纹饰不仅见于金银器，还普遍装饰在陶器、丝织品、壁画、石刻等上面。

　　作为辽代金银器的代表，辽代金冠是契丹民族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充满神秘色彩的草原文化以及其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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