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醨养瘠何为中国？中国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始终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思想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关于“中国”的论述更是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宅兹中国》《说中国》《我们的中国》《何以中国》等以“中国”为题的著作纷至沓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各种版本的中国故事。

　　同在上述问题脉络之中，姚大力新著《追寻“我们”的根源》，则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及其复杂的关系问题，追寻今日中国之根源。

　　对历史中国的讨论，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不存在一个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决不能变小的中国。当代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著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形成的漫长历史用“从南到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三个主题词来概括。

　　所谓从南到北，是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前沿成果发现，现代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五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不多的几批祖先的后裔。他们自南向北展开，在全国留下许多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璀璨画面。

　　这一进程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随着华北夏商周三代的兴起而结束，由此历史变迁开始转变为“由北到南”。约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华北各地史前文化发育成以“三代”著称的早期华夏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华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确立起中国经济文化核心的地位，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开始把远超出华夏文明地域的范围疆土置于统治之下；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华夏文明从华北向南方社会全面渗透，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但在将西北部纳入版图的努力并不成功。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完成。不过这一传统的历史叙事其实只说出了“我们”的一半起源的故事，对理解今日中国而言，还有一个“自东往西”的过程，这就是西部及西北各地区先后被元、清等政权稳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结构之中的历史。

　　如此粗线条的勾勒，也可见到“中国”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最早出现在何尊铭文上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后来指关东即函谷关或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第三层含义则指包括了关中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第四，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版图，后来也指南迁后立足于南部中国的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包括但不限于汉地社会和汉文化区域；第五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即汉语人群和汉文化。实际上，著者还提出中国的第六种含义，也即超越具体的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一个历时性的共同体。王朝中国和汉族中国紧密相连但又不可混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

　　百年前的北京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有用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汉文、西夏文等六种文字篆刻的陀罗尼经咒文。图 / 视觉中国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越来越为大众所知悉。它基本把现代中国分为面积差不多的东西两半，是中国人口分布特征的著名划分线，也大致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关于中国疆域结构的这种二分化，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也有异曲同工的刻画。就认识中国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格局而言，拉铁摩尔线——上半段是蜿蜒长城，下半段从明长城西段嘉峪关横切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东南行，由青藏高原东缘界线所构成——作为长城边疆的一部分，可能比胡焕庸线更贴近不同生态-人群-文化区域的实际分布形式。

　　著者指出，中国目前标准历史叙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看作只是汉唐帝国这样一种模式不断演化与拓展的过程。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近现代中国版图就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唐的疆域可以分为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唐和唐以后的汉族帝国设置府州建制的地区，基本不超过“拉铁摩尔线”之西。这与府州建制所必须依赖的汉族移民没有能力越出雨养农业区边界而继续向外扩张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被置于羁縻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要么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内地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版图；要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羁縻地区遵循这两种不同路径而朝不同方向演变的分界线，与拉铁摩尔线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又怎样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这恰恰是因为有崛起于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这些北族王朝可以公元十世纪上半叶为界，分为“渗透型”和“征服型”两种类型。前者如五代十六国中的许多王朝，后者则以辽金元清为代表。与渗透型王朝不同之处在于，征服型王朝在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的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延伸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身族裔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具有更显著的族裔本位主义意识。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主要是征服型王朝所建构的。

　　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在治理汉地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元代是宣政院，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务。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力。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

　　后者一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奉行文化多元主义和分而治之的策略，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治理体制。如清朝创造性地将郡县制之外的朝贡区域分为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传统的土司地区、由理藩院治理的“外藩各部”、不负治理责任的“域外朝贡诸国”。清代疆域基本上由现代中国所继承，由此中国也成为世界史上少有的几乎完整保留着自己帝国时代版图的现代国家。

　　可见，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关系，相反，汉唐帝国所代表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完全被内亚边疆帝国模式所吸纳和包含。这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转换，其历史重要性可能大大被低估了。就现代中国的根源而言，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唐宋变革论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内亚边疆帝国模式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

　　内亚边疆帝国主要是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所统治的，带有鲜明的族裔本位意识，汉族人群只不过是其治下的一部分臣民，它直接冲击了以汉族或汉文明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加剧了各族群认同和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此引发出一个疑问：征服了汉地和汉族的王朝，特别是蒙元、满清还是中国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蒙元满清的中国并不是汉唐宋明的中国，著者所肯定的理由也不完全等同于以往诉诸“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至上主义的汉化老故事。

　　著者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在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之前很久，早已发育得相当成熟了。这种国家认同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忠君即爱国。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宗庙社稷，是传统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第三个层面，则是指向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历时性共同体的“中国”，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因而有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这一层面具有从属性质。

　　正如民族国家是现代的一样，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历史上的族群乃至民族，也形成了共同的血统观念和民族认同，但这种历史民族不同于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后者以建立一个属于本族群的国家为其政治动员和行动的目标。征服型王朝并没有建立一个本民族或族群的国家，而是构建了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但无可否认的是，征服者的族裔本位意识，也激发了被征服者的族类意识，以宋元之际最为典型。不过，著者仍然强调，与宋以前的情形相比，国家认同以王朝为忠诚的核心对象这一基本形态并没有改变，国家认同中的文化至上论的倾向也没有改变。大量的史料证明，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对于王朝的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互相倾覆。

　　具体到蒙元，其中国的认同何在？首先，著者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在讲述中国历史时，把蒙古帝国时期（1206-1259）和元王朝时期（1260-1368）区分开来。蒙古帝国是横跨旧大陆的一个世界帝国，部分中国领土曾被其占领，其历史不等于中国史；而元朝则是从这个帝国分离出来的“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如果可以确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那么蒙元治下的人们对元朝的认同，即可视为中国认同。著者坦承，虽然元代的汉人认为元朝即中国，但当时的蒙古语中并没有一个相当于“中国”的专有名称，元朝蒙古人并没有“中国”的概念，他们把元朝看成诸如达达田地、契丹、唐古特、图伯特、蛮子田地等不同地区的集合，而把大汗直接治理的地域成为“大兀鲁思”（Yeke Ulus）。

　　那么，何以元朝是中国呢？著者的理由是，元代版图的大部分与今日中国的疆域重叠；它的政治统治中心，即大都和上都，从一开始就都在今中国境内，它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自始至终在今中国国土之上；元政府的官方文书（虽然用汉文书写）宣布自己接续的是它之前中原王朝的统绪，占元代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臣民也承认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国”。从所有这些方面看，元代无疑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延续”。

　　这一论证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是令人悦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也在这一论断中彰显。然而，这终究是为当代人说法，其实它只是回答了何以元朝是中国的历史王朝的问题，而回避了作为元代统治者的蒙古人是否认同中国的问题（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关于“我们是谁”的集体身份意识的主位叙事(emic取径)这一界定认同的重要尺度在上述论证中是欠缺的，完全回避或忽略蒙古人的中国认同问题而谈元代的国家认同，终究属于著者所说的“客位叙事”（etic取径）。

　　著者是知名的元史专家，在讨论内亚边疆帝国历史影响时，也较多以元代为例。在他看来，元王朝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的国家建构体系能够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以及内亚边疆帝国这样两种来源的国家建构模式结合在一起，用来统一和治理已经分裂了很长时间的中国。

　　元代的统一，给中国带来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伟大成就。首先，在蒙古人造就的旧大陆世界体系时代，元代中国与其各邻邦之间交流互动频繁。元朝与基督教文明多有往来，景教、伊斯兰教也在中国传播，伊斯兰天文、医学、数学、军事器械制造技术、各种伊斯兰饮食等科学技术和文化财富也在元代传入中国。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地理学知识也由穆斯林世界的中介而东来。

　　此外，元代打破了几百年“天限南北”格局，使国内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相交往、学习、融合的机遇，代表性的成果如居庸关云台浮雕（包括以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汉文、西夏文等六种文字篆刻的《陀罗尼经咒》）、藏式的妙应寺白塔、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飞来峰的四手观音、多元文化交汇的元大都建筑格局等。最后，元朝的统一也为汉文化的南北交流沟通创造了条件。在著者看来，汉文明在元时期并不存在一个“低谷”，相反，它在元代有三座高峰即文人画、元杂剧和元青花（瓷）。一般而言，元代汉文明体现了平移式的横向拓展，而非向纵深的持续推进，它体现了对既有前沿成果的消化和地域差距的显著缩小：理学从南向北传播，农业经济在汉文化各边缘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发展，棉花种植从边缘向核心地区的大范围推广等。

　　然而，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对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吸纳，并非没有负面的遗产。最为史家诟病的莫过于元、明、清三代君主专制的绝对化。如许倬云在《说中国》一书中认为，元代统治方式依靠武力，建立在暴力基础上，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统治者也不在乎中国传统对“天命”的解释，蒙元除了通过正常的税收和专利权来夺取中国资源以外，其中央和地方的统治单位还可以任意夺取地方资源和财富，不受文化和伦理的约束。蒙元和满清征服王朝的种族不平等及其皇权的暴力专制，加上明代的绝对专制和特务统治，留下的后遗症是中国人习惯于屈从专制集权，不再敢于反抗。

　　著者则认为，元朝的皇帝实际上并不专制，后来君主专制的强化不过是元代的无心之失。因为自士族政治衰微以来，专制君主官僚制内部同时并行着两种相反的趋势，由君臣之际尊卑名分的差异所凸显的君主权威的不断抬升，以及臣下制衡君主权威的制度性安排和惯行体制的不断完善，二者的充分发育和彼此的张力，在宋代达到顶点。元朝在采纳汉制的过程中，由于其宫廷礼仪中的“非正式性”和“合议”基调，腐蚀削弱了臣下制衡君权的制度安排和惯行体例，无意中为明代君主强化专制扫除了唐宋君主们所无力克服的来自中原传统的制度化障碍。

　　著者甚至认为，专制君权是早已存在于汉唐制度体系之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它在14世纪之后的急剧膨胀，“恐怕很难认为应该完全由元朝来负责”。著者对元朝的辩护之意溢于言表，但恐怕也很难认为元朝完全可以不用负责。中国君主政体是否为专制政体向来也是学界聚讼的焦点之一，上个世纪钱穆和张君劢等前辈学人就此展开的论争并没有尘埃落定，断言专制君权是汉唐体系或华夏文化的基因，怕也难以为对传统文化持温情和敬意的学人所接受。无论如何，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下的君主权力更为强化，制衡君权的制度更为弱化，君臣之间主奴关系更为泛化，则是这一国家构建模式无法消解的负面历史遗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裴自余；编辑：李佳钰 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好书致敬礼｜2017十大好书｜聚会方式｜第一批90后｜陈小武性骚扰事件｜黄仁宇｜社会我XX 孩子们的诗 2017年度好书 打call 至爱梵高 南京大屠杀 隐私 余光中 屠岸 《芳华》 西南联大 性社会学 双11 秋季书单 江歌案 鱼山 龙榆生 阅读评审团 霉土豆 我和你 儿童性侵 广播体操 嘉年华 保温杯与中年危机 《二十二》 人性恶 低欲望社会 古典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