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爱上我做什么2020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之年、实现之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即将进入全新阶段。因而，立足中国实践进而提出一个具有标志性、现实性与引领性的社会图景概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中国历史展开的内在需要。本文旨在呼吁建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社会”，其与小康社会相承接，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物质根基、矛盾根基、价值根基与制度根基，是一种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直接关联的社会图景。一言以蔽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美好社会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奠基的理想社会图景。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物质要素、经济社会要素的转变，随着主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生成全新社会发展图景也便成为历史与时代的内在召唤。小康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而生，其作为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图景的超越与延续，自首先提出这一命题以来，中国实践在社会层面上正是围绕着实现“小康”的目标来加以推进的。

　　第一，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与人民生存状态的整体性变革。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反贫困实践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以恩格斯所总结的“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审视之，全面小康社会既是社会有机体“量”的积累向阶段性“质”的跨越，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全新“量”的积累演化过程。一方面，在“量”的层面上，绝对贫困作为困扰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千年之久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根本性、彻底性的解决。另一方面，在“质”的层面上，一系列降低人的脆弱性的举措相继出台，防止因病、因故、因伤“返贫”，人民生存状态实现了整体性、显著性的变革。

　　第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与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小康社会下的“闲暇”与“忙碌”都是人之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土壤。一方面，不论是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抑或普通大众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都需要时间意义上的“闲暇”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在小康社会条件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处在“忙碌”的生存状态，但这些“忙碌”的实质、类型及其对人之精神生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区分。一些人处于“忙碌”状态，其精神世界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会处于有限的困顿之中。而解决这些精神困顿的最好方式，正是不断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依托于社会进步来“解放人”，让作为主体的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支配自身的精神生活。这也是小康社会的“未竟之业”，以及今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所应着眼的方向。

　　第三，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内生性演进。现代中国制度文明的建构历程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历程存在同构关系。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乃是从根本上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深层的、彻底的保障，从根本上使小康社会的成果定型化、制度化。其一，制度供给给予小康社会以根本保障。其二，制度创新对小康社会的内在促进。其三，制度伦理对小康社会的宏观引领。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标志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完成其阶段性的目标，同时又开启了下一阶段的实践进程。

　　第四，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与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状态。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实现，表明社会有机体处在一种健康、有序、和谐、良性的运转状态之下。显然，中国社会有机体仍处于生长的过程，并没有也不会因小康社会的建成而变成“结晶体”，但其内部的张力、矛盾确乎在不断弥合，其内部的实践力量在不断释放。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社会分工协作的有效运作，使得小康社会事实上成为了高度联结的“有机社会”。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有序运转，使得小康社会下的人处于一种网络化、社会化的状态之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日益多样、交往关系日益密切、交往状态日益趋向和谐。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为未来社会有机体的持续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已然为中国的社会变迁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

　　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美好社会”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在历史舞台上出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源。这一社会图景的提出、产生与发展是一种与历史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相吻合的社会发展选择。因而，美好社会代表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演进方向，是脱胎于现实、承接小康社会、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性考量。

　　社会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美好社会生成的物质根基。必须明确，这里所指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并不是社会形态演变意义上的质的变革，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内部的阶段性质的变革，其表明小康社会已经完成了其所承载与设想的历史目标，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美好社会。美好社会的物质根基，是通过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经济体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来奠定的。一方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以创新为内生性动力，其为美好社会的物质发展奠基。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整，进而生成与美好社会相适应的经济结构。

　　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美好社会生成的矛盾根基。美好社会的历史性生成，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其要求社会有机体进行自我革新与重塑，以此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性诉求。正是这样一种自我革新的历史必然性，呼唤着小康社会之后迎来一种更高发展水准的社会图景，即美好社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对于特定社会或共同体而言，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叙事是同一的。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相适应的社会图景，正是美好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美好社会生成的价值根基。美好社会的生成同样是建立在价值根基之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理念与价值实践的双重高度上规定了美好社会的生成方式、发展进路与未来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美好社会奠基何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一致的，特别是小康社会条件下人们基于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价值观念，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对社会变迁与发展进行价值引领。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美好社会的价值旨归。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人们对美好国家、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共识。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整套美好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概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意义及其不可分割的实践指向，为美好社会的生成铸造了坚实的价值根基，使这一社会图景自提出与生成之始便高扬着价值理性的旗帜。

　　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与发展：美好社会生成的制度根基。美好社会的生成有赖于制度对“公意”的根本回应与渐进实现。经过小康社会阶段的不断推进，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安排愈发注重公意，即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人民主体”等理念贯穿到小康社会各领域实践的全过程，贯穿到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国家治理始终，并着眼于现实的治理成效是否合乎公意。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真正具备实现公意条件与能力的制度便得到不断完善，这正是从制度的层面为美好社会的生成奠基，一个有力呼应并最大可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实现公意的制度，正是美好社会所希冀的制度。

　　总而言之，美好社会及其实现是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演进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内在逻辑，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制度的根本超越。

　　沉思美好社会的图景、理解美好社会生存状态的变革，乃是关乎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论题，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母题”。

　　第一，超越“现代性”的美好社会图景。首先，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彻底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反思”，美好社会要克服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现代性固有缺陷。其次，对现代性的“扬弃”，美好社会要在扬弃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再次，对现代性的“超越”，美好社会要为现代性提供社会主义方案与智慧。最为根本的是，美好社会要着眼于超越现代性条件下制度的根本缺陷。进一步看，从“反思”“扬弃”再到“超越”，美好社会的理想图景既有合理吸纳，又有批判超越，它站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实现文明新类型的建构。

　　第二，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的美好社会图景。从美好社会的视角审视之，“人民的现实幸福”是人民在劳动主体性愈加彰显的基础上，对物质财富的充分享有，对政治生活的能动参与，对精神生活的主体建构。这些不仅是小康社会留下并有待历史发展而推进的现实论题，更是美好社会满足“人民的现实幸福”的历史独创性之处。其一，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与社会福利，成就美好社会物质上的美好。其二，更好地捍卫人民的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成就美好社会政治上的美好。其三，更好地凝聚人民的价值意识、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成就美好社会精神上的美好。

　　总的说来，美好社会应当更好地确立与彰显劳动的主体性地位，成就美好社会中人之需要与对象性活动的美好。不论是“物质—社会”“政治—法律”还是“精神—价值”，都需要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实现美好社会这一历史性的、追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的图景。概言之，美好社会应当是活力涌流的社会，是每一位公民都能参与进来、享有幸福、实现价值的社会，其将呈现一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

　　第三，追求“自由个性”的美好社会图景。美好社会将最大程度以所有人的自由个性，超越过去少数人的自由个性。小康社会虽然实现了所有人摆脱贫困以及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跃升，但还未使所有人都能实现生活品质、美好生活需要的全面满足。而这一“未竟之业”实则是美好社会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让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变成所有人都能享受美好生活。

　　美好社会要以现实的自由个性追求，超越抽象的自由个性幻想。从美好社会的图景来看，现实的自由个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之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革新，使之能够与美好社会阶段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

　　美好社会要以深层的自由个性，超越浅层的自由个性。美好社会图景中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层的自由个性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口号，而是一种带有宣言性质的理想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色彩。

　　美好社会要以制度化的自由个性，超越非制度化的自由个性。为了实现现有条件下人之自由个性的充分展开，就必须调整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制度安排，使之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体系化、常态化、制度性的保障。

　　总而言之，“反思、扬弃与超越”作为美好社会的第一重图景，其将内在地彰显出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图景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优势与根本特征；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作为美好社会的第二重图景，其将使每一位生活于中国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中的人民历史性地感受到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实现现有条件下的自由个性作为美好社会的第三重图景，其将推动“现实的个人”不断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梯，即便其最终实现仍然是一个久远的历史进程。

　　美好社会是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在社会层面的现实展开。第一，美好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方向，即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从中期来看正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美好社会的到来同样意味着中国道路的实践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人们心中对道路的自信程度与认识程度又深了一层、进了一步。从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看，美好社会不仅可以从实践进程中证成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与必然性，而且在内在尺度上提升了全体人民的道路自信程度，即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在社会图景及其实践中是合二为一的。

　　美好社会的实践及其在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双重维度上的展开，在深层意义上象征着中国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文明不断实现现代生长。美好社会作为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在新时代的深层体现，其内在指向着中华文明即将实现对于西方现代性——即构成西方世界运转的中轴——的内在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美好社会还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展开，与古代中国不同，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图景的美好社会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一方面，美好社会的合规律性在于，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走向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其始终在规律的尺度下展开。另一方面，美好社会的合目的性在于，其融入了中国主题对于道路探索、文明生长与民族复兴的深远追求，必将呈现出一种多样的、现代的、美好的社会图景与文明图景。

　　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双重变奏内在要求美好社会作为深层支撑。从根本上看，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有其客观基础，但仍是一种观念意义、价值意义上的状态描摹，二者都是中国人心中对于道路、民族发展境遇的现实感受与价值评价。实际上，道路自信、民族复兴与美好社会是相互支撑的，三者既有观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又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同构性与协同性。“道路—民族—社会”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核心参考坐标系，构成了我们正确认识与审视时代的观念支撑与实践支撑。

　　美好社会的生成与演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在深远意义上将开启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未来向度。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时代深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内在变化的。美好社会的启幕及其未来实践，将为民族复兴与道路自信注入全新的意涵，一种与新时代的高度相一致的意涵。美好社会正是中国道路彰显世界历史意义的核心场域，标志着崭新文明类型的诞生及其发展，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篇章的全新书写。

　　从观念与实际的内生性互动关系来看，美好社会作为美好生活在中观社会层面上的现实展开与有力支撑，应当将其纳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加以审视与沉思。美好社会这一标志性概念的提炼与生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科学揭示与解答了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未来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发展方向，具有关键性、内生性的意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贾伟/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