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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本书是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从19世纪起，西方现代化的脚步逐渐迈近中国，面对以现代科技和文化装备起来的西方世界，庞大的中华帝国明显地落伍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落后挨打历史，令无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本书对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审视和省思，试图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作一梳理，探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新旧杂陈，新陈代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复杂性所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作者对近代中国的重要命题，进行了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辨析，在在发人深省。分析精当，文笔生动。相信通过《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者可以更加真切而深入地感受近代中国的历史脉动，进而增进对这段屈辱与奋斗的认知度。

　　《李鸿章传》是梁启超先生所撰人物传记中最著名的一种。梁先生没有采取中国传统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写作模式，而是“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全书在叙述李鸿章生平事功的同时，对于李鸿章之才识、功过、地位等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部书让人耳目一新，开一代传记写作之新风，成为人物传记的典范之作。

　　陈悦在本书中以海军史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大量独家资料档案，揭秘清朝海军在这场惨烈海战中的技术战术状况，以大量详细细节和数据，还原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实际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战术运用情况，深刻揭示了120年前北洋水师惨败的真相和奋力一搏的无畏勇气。作者赴日本搜集了众多第一手史料，包括震撼的老地图、老照片、战舰解析图等，以众多细节还原历史，澄清事实。当我们重温历史，昔日的衰败和没落，必定是今日重建和振兴的起点。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潮流中的长河，尤需历时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这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的学术论集。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时势逼迫下，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全书共收入十余篇文章，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乃至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长篇考证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老的东方帝国，在一跃成为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之后，不但没有新生，反而陷入内斗的泥淖，一切都在崩溃：政治和军事，经济和文化，信心和信仰……最后不得不以再度集权的方式，画了一个简单的句号。 真实的北洋民国是怎样一种状态？内外各种势力如何博弈？世道人心如何演化？历史走向是否可以掌控？这一切与国民性有何关联？作者从容织出一张历史的网，其间，偶然与必然交错，变幻与恒定交织，振奋与悲怆交替。

　　本书研究了袁世凯集团从地方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到攫取中央政权的经过。作者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涉及袁世凯集团众多人物，多方面、多角度剖析袁世凯集团从形成、发展、扩张到兴盛的过程，聚焦于探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说明它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历史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历史影响。

　　通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在历史还原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以第三方视角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他一方面敌视中共，却敬佩他们的纪律与效率；他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训斥后便不再记恨；他年少时曾经风流，却对宋美龄情有独钟；他思念儿子却谨守家国分际，不愿用条件与斯大林换回蒋经国。他要求属下忠诚至上，却也会行径残暴，运用一些拙劣的外交手腕。本书是一本紧扣时代、贴近人物的蒋介石传记。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介石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这本书里他的故事大有可观。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在过去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一个基本的默认前提是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像西欧（特别是英国）一样，自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近代化（即近代工业化）。这种把西欧经验普遍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近年来在国际史坛上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过去，探索真正的“中国特色”，也成为当前中国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讲述了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

　　1793年，由英国王室派遣，东印度公司资助，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访华使团抵达中国，目的是觐见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此即清王朝和海上霸主大不列颠这两个欧亚帝国在18世纪晚期的初次正式接触。本书从历史角度审视了两大帝国的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作者摒弃了传统针对此类问题的欧洲中心观，代之以一种对称性的叙述，通过详细考察中英礼仪冲突的表象和实质，旨在打破文化中心论及现代性宏大叙述对历史研究的垄断。

　　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解读时代变迁中易被忽略的底层百态从“地方视角”到“世界视野”重现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社会裂变。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做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民谣、尚武精神等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本书为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经典论纲性著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社会的种种变迁，重点讨论了政治的离心力、军阀的地区与派系斗争、宪法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等问题。作者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在思想上，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行动上，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把女工放到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纱厂女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及30年间女工参与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情况。《姐妹们与陌生人》是妇女史、劳工史、社会史、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劳工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线.《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从作者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拨开层层覆盖的历史法埃，让后人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

　　本书主要涉及胡适、陈寅恪、严复、刘师培、梁启超等晚清民初的学界“大师”。作者从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钩沉索隐，考证出这些著名人物不为人知的一些行动或文字，如讨论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时的一些经历和发表的文字、陈寅恪到底是不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严复在复旦公学时期的所作所为、刘师培如何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康有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和这些重要人物的认识，揭示了过去那段历史的另一面。

　　张学良的口述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他在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情感，对中国及其成就也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对蒋介石等众多历史人物都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的一生也有坦诚的叙述。他口述的一些历史细节，许多是鲜为人知的，对于人们了解历史，解开一些历史谜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认为，从整体上看，这部口述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西安事变》涵盖从事变发生至东北军、西北军被强行改编，以及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从高层决策到民众反响，许多罕见鲜闻的事实，在七十余年后读来，仍然如在现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的重要官员，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收辑了当年各大小媒体围绕此事进行的持续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杨兵谏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自始至终，呼吁张学良放蒋拥蒋一直是主流声音。

　　该书由何兆武倾力推荐，谢泳作序，通过对近三十位业已逝去的大师之人生素描，讲述了大量文人间不为人熟知的隐秘故事，是一部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悲情与无奈的心灵史诗。

　　本书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著者用政党原理去分析立宪派的背景、信仰、组织，用群众运动的眼光去剖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活动的方法，及其所发生的影响，用群众心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变异。对于他们卷入革命之后的活动，则以个案研究方式，探讨他们对革命反应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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