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刀神商族起源地望问题，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历史研究》先后发表王玉哲先生《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和干志耿等同志《商先起源于幽燕说》①两文，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将有助于商族起源问题的解决。为了促使商族起源地望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也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一点看法写出，不正确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解放前后关于商族起源的地望问题，历史学界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东方说。首先开创此说的是王国维，他认为商族早期居留地“商”和“亳”决不在关中，商在河南商丘，亳在今山东曹县③。以后郭沫若先生和徐中舒先生也都主张此说③。王玉哲先生的《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认为：“商族最先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西部，和山东省的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

　　关于商朝起源于东方说，现已证明没有任何考古材料作为基石。最近邹衡先生到河南大学历史系讲课，谈到近年来在山东的考古发掘工作情况时，他肯定地说在山东地区根本没有发现先商文化。我们从夏痛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东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龙山文化(早、中、晚),岳石文化。因此，夏础先生说：“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①这样看来，商族起源于山东是不可能的，它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持。

　　(二)北方说。如果细分起来有勸海湾说②,幽燕说③,东北说④。诸说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金景芳先生主张的东北说，他认为商远祖昭明所居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此后张博泉同志在《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金景芳先生的观点。干志耿等同志认为商先起源于幽燕。他们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红山文化应是商先事迹。笔者对这个观点不敢苟同。虽然红山文化与商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但它根本不同于先商文化。因为先商文化、早商文化、晚商文化的特征和文化序列排列非常清楚，与红山文化完全不同。正象邹衡先生所说的：“寻找先商文化，即寻找商文化的来源，以往的学者也曾作过种种推测。多数认为商文化来自东方(即古黄河以东),包括古青州和竞州之域。有的则认为来自河北省北部、或者关内外地区。但是，从解放以来的考古材料得知，以上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找到先商文化遗址，甚至连早商文化的早期(即二里岗下层)遗址迄今也还没有找到，特别是在拒马河以北，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早商文化遗址。可见这些论点，都是得不到考古上的支持的。”

　　(三)西方说。这是传统的说法。《史记·殷本纪》中说商族的始祖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这就说明，商族的居地在陕西。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说：“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这儿句话，说明汤所居之毫在西方。以后许慎《说文》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毫亭。”所以，汉晋间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都说商兴起于西土。此说仍然没有考古材料证明，虽然近年来在上洛地区发现一些商文化，但时间却比较晚，没有先商时期的东西。因此，不能证明商族起源于西土。

　　以上诸说，都不足以说明商族起源的地望。那么商族起源于何地呢?邹衡先生说：“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范逐步南下的。”回又说：“先商文化与山西境内的古代文化确是有着密切关系”①。这个意见对于我们探讨商族起源的地望有重要意义。

　　(一)从图腾信仰上看。《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它《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篇》、《史记·殷本纪》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胡厚宣先生认为，王亥的亥字，在甲骨文中从鸟，是商人以鸟为图腾的确证②。这观点也为古史家们所承认。可是一般在论证这个问题时，都认为这是北方民族、东方民族所具有的特点，认为从文献上看：“以鸟为图腾的古部族，有淮夷、夫余、高勾丽、赢秦等族。”③然而在这里他们没有注意到：居住在古代山西的部族，同样也都是以鸟为图腾的。山西汾河的得名，与风鸟有关系，就是甲骨文的“风方”。卜辞常有凤方，凤方之凤字，通假为风。现在山西晋南仍有很多以凤鸟命名的地名，如凤凰山，凤凰原等。而《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字，本身就有以凤鸟为图腾崇拜的含义。甲骨文商字，其形状王玉哲先生说的很清楚，上部分，“即风凰的凤字上部之鸟冠”,“代表他所崇拜的鸟图腾”④。王先生这个解释正说明商族起源于晋南，以凤鸟为图腾。而甲骨文商字下部分字形，徐中舒先生说似穴居形⑤。这个意见甚确。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穴居只能是在古代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才有可能，而黄河下游地区的土质是不能穴居的。商人穴居，正可证明商族起源于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其区域就在晋南。

　　(二)从始祖契看。《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交也。”《礼记·祭法》曰：“商人帝营而祖契。”《国语·鲁语》则作：“商人谛舜而祖契。”韦昭认为“舜当为喾字误也。”其实委字就是舜字。它说明商人与舜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孙作云先生考证：“舜族以凤凰(孔雀)为图腾，但此族人不自称为凤凰，而日‘俊鸟’,后代人又把它写成一个字，就成了‘较’字，其义亦为凤凰，其读音如‘舜’。古代氏族酋长的名字就是图腾的名字，因此，此酋长就是‘帝俊’,‘俊’字又音假而写成‘舜’字。”⑥它说明商人是舜之后。舜和其他氏族部落传说其活动中心也都在晋南。《尚书·尧典》曰：“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这是说舜居住在妫汭。妫汭在何处?《帝王世纪》曰：“妫水在河东虞县历山西。汭，水涯也。”《括地志》曰：“妫汭源出蒲州东南山。”这样看来，妫汭当在今晋南。又据《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滨。”此处所言的冀州，非《禹贡》所说的冀州，而是《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日的“冀方。”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①。孔颖达曰：“河东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曰：“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雷泽又名雷水，“在永济县南四十五里雷首山下，一名雷泽，相传即舜所渔处。”②“历山在永济县东南六十里，《后汉书·郡国志》潜坂县南二十里有历山。《水经注》,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陶滨，《括地志》曰：“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以，《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③由上可见舜的活动当在晋南，而商始祖契，为舜后，也应在晋南。

　　(三)从契母简狄看。《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

　　次妃。”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羽畎夏狄。”《集解》引孔安国曰：“夏狄，狄，雉名也。”

　　狄与翟古字相通。《说文》:“翟，山雉尾长者。”《史记》《集解》谓：“狄，雉名也。”这正可说明雉鸟为狄或翟族的图腾。可见狄也是以鸟为图腾的。《淮南子·地形训》曰：“有娥

　　不周之北。”同书又谓不周“在海隅”。海隅即今山东半岛的内泻湖，不可信。从共工的

　　活动看来，不周山应在今太行山一带。在今河南辉县有共山，实为古共国，“谓即共

　　工氏之旧地”①。所以，我认为不周山也应在这里不很远，说明有城氏部落应在今辉

　　县西北。故《史记·殷本纪》《正义》曰：“按：《纪》云，‘桀败于有娥之墟’,有城当在蒲

　　(四)从“契居蕃”和“汤居毫”看。《世本·居篇》曰：“契居蕃”丁山疑蕃可能为毫的音伪，博、薄、蒲、番、蕃五个字，汉初写法尚无刻定之形，可以相通。王玉哲先生也认为“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以声类韵部求之，可能都是‘毫’字一音之转。”又说：“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毫’字一音之变。”④他如金景芳、张博泉等人，皆持相同看法。此“蕃”到底应在何地呢?主张北方说的，认为在东北，或河北平山附近。主张东方说的认为是在山东。我认为“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契居薄”,其地应在今晋南。蕃，《说文》曰：“草茂也。从草，番声。”蒲，《说文》曰：“水草也，从草浦声。”可见“蕃”、“蒲”都是一种草，这种草喜水，而山西境内特多，故山西地区以蒲命名的地名很多。因此，舜都蒲阪，“契居蕃”、“汤居毫”当在晋南。

　　《史记·殷本纪》谓：“成汤，自契至汤入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到底毫在何地?具体已有六种说法：1.关中毫说，这是传统的说法。2.偃师西毫说。3.河

　　南商邱南毫说。4.山东曹县北毫说。5.河南内黄说。6.郑州南毫说。这些说法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说明“汤始居毫，从先王居”这一句话。因为在这些地方，都不能确切地找到商先族居地的具体位置。所以我认为，“汤始居毫”,就是“汤始居蒲”。所谓“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就是因为商祖契曾经在“蒲”这地区居住过，而汤现在又在这里居住，所以叫“从先王居”。应该看到这就是商族的发样地。商汤灭夏以后，商人势力不断发展，不断迁徙，因此，在它所迁徙的地方，都留下商人活动的痕迹，其中又把原来的一些地名，搬到新的地方，同样也叫这个地名，这表示商人不忘祖先，而后成为祭祖的专称。所以春秋时代，商人之后有不少“毫社”。《史记·殷本纪》曾记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社”是祭祖庙的地方，夏人把架祖庙的地方，称为“夏社”,自然商就称为“毫社”。“汤居毫”,最早应是“汤居薄”。《萄子·议兵篇》曰：“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镐)”。《管子·轻重篇》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可见“汤居毫”,最初应为“汤居薄”。《括地志》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薄山。”①“汤居薄”,应离“薄山”不远。据《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载，历山“在垣曲县东北九十里，俗称舜王坪，相传舜帝躬耕于此，海拔2321米，为本县最高的山峰。山上树林茂密，成产药材。”②此历山，应即是薄山。

　　成汤又名成唐，其名当与唐地有关。《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间，方百里。”具体地望有晋阳说，永安说，安邑说，翼城说等。最近黄盛璋先生在《夏虚、唐国与晋都之历史地理研究》③一文中，以考古材料为依据，断定唐当在翼城周围一带，是比较可信的。翼城为古唐国，与垣曲相距不远。

　　《左传》昭公四年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景毫，《史记·股本纪》《正义》曰：“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毫，汤所盟地，因景山名。”由此可知景毫是以景山得名。可是景山并不在宋州，因为宋州根本没有山。《太平寰字记》曰：“景山在闻喜县东南十八里。”《清一统志》曰：“景山在闻喜东南三十里，即中条最高峰，一名汤寨山，又名汤王山，上有汤庙，下有葛寨村。”

　　由此看来，汤王景毫之命，应在晋南，与山西垣曲紧相连，不在宋州。“亳”之具体地望应在何地?

　　根据《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载：“在山西垣曲县古城北的亳村北处，相传汤王都毫即此。元致和二年在此竖立石碑一通，铣‘商烈祖成汤居毫故都’。”历史上称为汤王坪。我们知道今垣曲县在历史上曾设毫城县，“在垣曲县西十里。《旧唐书·地理志》:隋义宁元年，置毫城县，武德五年废。《囊宇记》:古亳城在垣县西北十五里。《县志》:城周四百四十步，今谓之‘下毫里’。”①《山西志辑要》曰：“亳城，县西北十五里，《隋志》后魏置邵郡及白水县，后周改白水县为毫城，大业初改毫城为垣县，西有毫原，汤于此誓众。”②可见今垣曲县城北，在历史上曾名毫城县，其设亳城县是与汤居毫有关系，故古城北为毫村，仍称汤王坪，当为汤都毫地。这些记载为我们寻找“汤始居毫”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县古城镇发现一座相当早商文化的古代夯土城址。初步进行钻探和试掘，城垣平面为平行四边形，城内面积约十二万余平方米，四面城墙中以北墙较为完整，迄今仍保存在地上，长约三百三十米，高三至五米，宽五至十二米。其余三面均存在于地下。以西墙保存较好，长约三百九十五米，东墙仅存北段四十五米，南墙中段及东段外侧则被黄河冲毁，墙基石和墙体为夯土筑城，土色棕红、细密坚硬，夯窝为圆形尖孔，排列十分紧密。城坦内部布局为：东南部有密集的灰坑和窖穴等遗迹，文化层堆积较厚，可能是居住区。中部偏东有一组夯土建筑基址，分为六块，较大的一块为长方形，长约五十米，宽约二十米，还有的为曲尺形，可能是宫殿区。从地层关系和墓群判断，当属于商代二里冈时期③。根据邹衡先生研究，郑州二里冈时期相当于成汤时期，称为股商早期文化。因此，我们初步可以断定：此遗址当为“汤始居毫”的最早“毫”都。

　　商沥是开国之君，《史记·殷本纪》曰：“桀败于有城之虚，桀蕃于鸣条，夏师败绩。”《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孔氏传曰：“桀都安邑”,又曰：“鸣祭地在安邑西。”据《清一统志》曰：“鸣条岗，在猗氏县南三十里。南接绛州安邑夏县界。”那就自然在今安邑西。今山西涑水与青龙河之间的丘陵地带，现在仍名鸣条岂。

　　《尚书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陋，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陋(音而)即顾山，即雷首山，在山西永济县。《太平寰宇记》曰：“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汤伐桀，升自陌，即此。”由此可见汤伐桀，升自陋，与桀战于鸣条之野，皆在今晋南。而商汤居毫伐复应西行，其誓师处也在今山西垣曲县。孟子说：“汤居毫与葛为邻。”①古代名葛的地方与毫一样是很多的，人们不能只相信今河南宁陵为葛乡。其实在晋南才能真正找到它的原生地址。当时“汤居毫”的范围仅只有“七十里”。汤始毫与葛为邻,其地域应是很近的，他才能够由童子饷耕。所以，清人俞正燮在《癸已类稿》卷一《汤从先王居义》中早已指出：“汤始终皆绕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毫城，即后周毫城县，西南有葛城，即史记赵成王十七年与魏惠王遇葛孽者，毫葛岂得必近宁陵。”俞正燮的意见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今山西垣曲商城的发捆，应当引导我们由此去寻找葛的地址。《清一统志》曰：“葛城，县南五里，距毫十五里，土人名葛伯寨。”②《山西通志》曰：“《旧通志》:县南四十里葛伯寨，在汤山下，相传葛伯阻兵。据张象蒲以毫在坦曲，则葛当在此处，益童子可以饷耕理不得远也。”③可知与汤居毫为邻的葛，应在今山西垣曲县邻近的地方。

　　成汤居毫，在今山西垣曲，而他所伐之三婴、韦、顾、昆吾，夏桀所处的地理位置，应如何理解呢?

　　《史记·殷本纪》曰：“汤遂伐三盟。”《集解》孔安国曰：“三婴、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括地志》曰：“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④均不可信。其实，三婴就是婴山，应在山西“闻喜今县东五十里”③。这是西进伐夏桀的必经之路。

　　《诗经·商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我同意邹衡先生的意见，应是《吕氏春秋·具备篇》“汤尝约于部薄矣”的招⑥。其地望不在今郑州北，应是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所说的“今河南卫辉府滞县东南五十里，有度韦城。”即汤伐韦处。

　　顾，据王国维、陈梦宗等人的考证，就是杜预所说的荥阳卷县之北的息亭，在怀庆府原武县览(今黄河北原阳、武陟一带)。顾，即甲骨文中常见的雇，其地据李学勤先生认为是“滨于黄河的地名”⑤。当可证明顾在今原武县西北。商汤灭韦、顾是为了巩固商汤的后方，蓄集力量，然后准备西向灭夏。

　　昆吾，其地有三说：一说在许(旧许);二说在卫、帝丘(河南濮阳);三说在魏(安邑)。

　　从文献上看昆吾与夏桀相距不远。《淮畜子·天文调》以目(太阳)运行所经各地定其方位时，曾谓民吾居“正中”画。“正中”就是天下之中，即所谓中国。而古之中国是指“冀方”,即今晋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六年曰：“冀方即中国，说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这说明古昆吾不在“旧许”、“帝丘”,而应在安邑。所以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指出：“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左氏以为昆吾与桀同以乙卯日亡。韦顾亦尔。故诗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永初山川记》曰：“安邑有昆吾亭，古昆吾国也。”这应是昆吾的最早居地，而商汤灭夏以后，昆吾余部才开始迁徙，故《竹书纪年》曰：“昆吾氏迁于许”。以后又发展到帝丘(河南濮阳)。

　　从以上史实看，“商汤灭夏当在晋南，“汤都毫”在晋南自然顺理成章。在这里我们切不可以后人的地理观念去代替、扩大古人的地理观念和疆域观念。历史明显记载，汤是以“七十里”的毫而灭夏的。因此，汤居西毫，北毫，南亳，而灭昆吾，都是以后人的地理观念去探讨古人的活动，那是离题太远了。由于“汤居毫”在晋南，这是商人最早的活动居地，尔后灭夏建立商朝，因而商汤在晋南影响很大。所以后世人们为了纪念商汤，建立了不少祖庙以祭祀汤。在甲骨文中我们常见有唐地的记载。此唐地，应在晋南。据胡厚宣先生考订，音方为武丁时卜辞中最常见之一国，其地在殷之西方(今陕西)。否方内侵，常至唐地。可知唐在今山西(晋南)①。卜辞曰：作大邑于

　　唐土(《金》611)。唐土即唐社，也就是春秋时期的“皂社”,在甲骨文中又称为“唐宗”,就是在唐地建立祭祀汤的祖庙。据《清一统志》记山西“汤庙有二，一在虞乡县东十里故市镇，一在荥河东北十里。以伊尹仲虺配享，宋开宝六年敕修，本朝屡遣官致祭。”又曰：“汤庙，在闻喜县有二，一在南关外，宋元佑间建；一在中条山中峰，前有湫地，祷雨辄应。又垣曲县汤庙有三，一在县西下毫村，一在县北境坂村，一在县东北峪子村。”②从以上记载看来，晋南汤庙的分布，以垣曲最多，当与汤始居毫地有关。

　　商汤灭夏后，随着商族势力不断发展，逐渐向东南扩张。最早迁徙地应是西毫，今河南偃师。《书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可作夏社。”夏社即夏人祭把的土地神和五谷神。汤自命“致天之罚”而伐桀，胜利后自然把夏代国家的权力社稷，变为商族供奉的那一套神灵。随着商人势力的发展，自然耍准备迁都。有的同志在讨论此问题时也承认汤灭夏后，的确迁了部。可是他们不承认汤迁到今河南偃师西毫，认为是“迁到了原夏桀的地方”②。这是不对的。汉莹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文中说：“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括地志》曰：“毫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营之墟，商汤之都也。”《汉书·地理志》注曰：“偃师，尸乡，殷汤所都。”《后汉书·那国志》曰：“保师有尸乡”,刘昭注：“《皇览》曰：偃师有汤亭。”为什么偃师的汤亭，而后又改成尸乡?《晋太康地记》曰：“汤亭，田横死于是亭，故日尸乡。”可见汤亭之名起源甚早，当与汤迁都假师称毫有关。汤迁都西毫后，坦曲地就变成互的封地，武丁时有亘，封于今山西垣曲县①。亘方据陈梦家先生考订，就是山西之垣，地在垣曲西廿里，并据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认为这一地区是赤狄皋落氏之都②。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商的始祖“契居蕃，”就是“契居薄”、“契居蒲”,也就是“契居毫”。而“汤始居毫，就是“始居薄”,其地应在今山西垣曲县。

　　这里应该指出，“契居蕃”以后，商族不断迁徙。契子“昭明居砥石”。砥石的地望，丁山先生考证甚详，认为是古诋水、石济水所流经之地，约当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③,甚确。这一带地区，正是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的中心区。以后“相土徙商丘，”此商丘应是帝丘。因古商、帝二字形近而讹。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濮阳地区，我们也都曾发现先商文化遗址。这说明商人在此活动。根据邹衡先生的分析，认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线，是以武陟沁水为界，沁水以东为商文化，沁水以西为夏文化④。这样一个分析论断，当有助于我们理解汤灭夏以前商族的迁徙活动。所以在今山西晋南没有发现先商文化，而只有早商文化。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夏商两族文化之间有蓿强烈影响和模仿的关系。所谓：“股因于夏礼”⑤,正说明商文化是吸收了夏文化，而同时夏文化也吸收了商文化。例如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很明显是吸收了商文化，因而有的同志把它作为先商文化，其实仍然是夏文化。而有的同志在探讨郑州二里冈时期文化来源时，认为是直接从二里头三、四期而来，于是把二里头三、四期误作为商文化，是由于商文化也吸收了夏文化。夏、商文化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说明夏、商两族的活动在夏末和离王朝建立前，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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