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蟒之灾我们今天之所以费一番口舌来讨论这个话题，一切的起点，都来自于一个平凡得简直有一些无聊的一天晚上——1944年10月24日，贵州北边的小镇湄潭，一位身材魁梧的英国人，给一群在这里躲避日军侵略的中国学者办了一次讲座。当时主持讲座的是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讲座的主题，是

　　1944年4月、10月，李约瑟两赴贵州遵义和湄潭，访问西迁中的浙江大学。图片来源：都市快报

　　我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已经可以说得上泛滥了，但是用在科技史这个话题上却再恰当不过。怎么解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非历史总是重复巧合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相似。克罗齐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历史，无论是谁，都是用主观的心态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去解读的，所以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成了观察者自己思想的投射。

　　李约瑟作为一个生物学者，为什么会投入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这就不得不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牛津剑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挂上钩。李约瑟本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下，投入到对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思潮的研究中，渐渐地开始关注到中国科技发展观的问题的。

　　在李约瑟之前，世界上对于科学的发展观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沿循另一个路径的。哲学家怀特海，在1925年不无自信地说中国科学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毫无理由相信，倘若只凭他自己，中国会产生任何科学进步。印度亦复如此。【1】数年后， 德国汉学家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魏复古同样在其著作中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如果我们说，学术的演化轨迹是基于无数个不同方向的怀疑和尝试，那么李约瑟就是无数个尝试中的一个。之所以这个尝试被关注到并且无限放大，这可能还是立场的问题——民族主义。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完成现代化，这项工作可以说从中国开眼看世界就开始一代代地传递下来。1915年1月，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此后十年间梁启超、蒋方震、王琎、冯友兰等相继就此发表论文，或者在著作中探讨相关的问题【2】。这些中国现代的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已经崩溃，所以认为必须转向西方文化，如科学和民主，才可以使得民族得到拯救。

　　他们的文章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是率直地假定中国文化的实践是失败的，因为中国文化并没能产生出科学或者可以称为科学的学问。

　　其次，这些讨论大多是论断，是史观，史论，缺少史料的支撑，不能充分展开，无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

　　第3， 这类比较研究，必须依托两边浩如烟海的典籍，在当时的情况，中外都不具备符合这样条件的人才和客观物质条件——整个世界处在动荡之中。

　　所以，这类研究还是只能停留在直觉的判断上，缺乏实证的基础。所以虽然往往能够切中问题要害，却不能进一步开启探索的进程。但即使这样，其启示的作用，也是非凡的意义。

　　1946年，竺可桢在《科学》上发表论文《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它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封建思想，使得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这个论断可以视作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自己母文化的反思的总结。在此之前，李约瑟虽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些名望，其对于科学史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其产生的观点，依然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的。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对于李约瑟的学说的看法，也还是全盘否定的。

　　但是中国的环境变化了。1949年，中国人民一下子从城楼上站起来了。我们就不适合再自惭形秽下去，亟需一个理论来让我们重拾文化上的自信。李约瑟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郎情妾意，于是，在学术界对于科学的发展观问题，形成了以地理国境线为界的两个阵营。

　　李约瑟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李约瑟问题有两个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称为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在李自己的文章中以问题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是他的论断。而且，李在文中，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使人读起来，有一种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十五世纪远远超过西方的印象和暗示——他前文还说的是应用自然知识的效率，后文就变成了科技水平。在文章结尾更是用上了中国科学和技术早期的绝大优势（predominance）这样的词语【3】。

　　但是科学没有产生在东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李约瑟的长期优胜说导致了一个悖论——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千余年来那么辉煌的中国科技从世界领先的位置滑落。而被欧洲在15世纪后飞速超越呢？这个悖论，可能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能及时现代化可以冠以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吧。

　　那么李约瑟难题有什么内涵呢？他最初对科技史的强烈兴致，是因为当年风靡牛津剑桥的马克思主义所激发， 因此对于他提出来的大问题，他自己也是用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经济体制差异为关键。他似乎隐约也是有一丝哗众取宠的意味，他批判了魏复古通过亚洲生产方式来说明中国科学之所以落后，而把中国和西方科技水平的戏剧性逆转的根源放在了另一种对于体制的批判上——理性的体制。中国历史上高度理性的官僚封建体制（bureaucratic feudalism）阻止了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military aristocratic feudalism）却没有这么坚强，它在15-16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崩溃，于是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出现。至于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遵循以下思路发展而来：现代科学之出现是由于可控实验的发展，它补足了古希腊科学只崇尚纯粹理论而轻视实用的缺失，而实验科学之所以兴起，则与实用技术受重视和工商业发展有关，亦即是由资本主义的刺激而来。这样，现代科学， 实验科学，资本主义，文艺复兴，就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显示了整体以及科学上的连续进步，但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就被以指数速度增长的现代科学所猛然超越的解释。根据这个逻辑，李约瑟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何以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出现。这用他自己的话可以表达得最确切：当然，从科技史家的立场看来，中国封建体制与西方封建体制有多大分别并不重要，但两者必须有足够分别来解释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在中国之完全受到抑制，而这两者却能够在西方顺利发展。【4】

　　李约瑟的所有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为了说明自己的核心信念——现代科学突破之所以出现在西方，绝不能够用种族、思想、文化等内在差异来解释，而必须采取马克思观点，即求之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同发展途径这种外在差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虽然有不少人愿意接受体质——人类学或者种族——精神之类因素，但我从头就对于他们的正确性深感怀疑……因此，就科学史而言，我们还得寻找欧洲的体制和其他中古亚洲的体制的基本差异。【5】

　　我们客观的说李约瑟的研究，其主体，就是对于科技史的梳理，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的史观，确实有简陋的嫌疑。但这些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变得不再重要，最重要的反而是李约瑟所有研究的一个简单假设——中国科技曾经是领先于世界很长一段时间的。在这点上，李约瑟不是不知道自己有被利用的嫌疑，但他也的确是半推半就且颇以此为荣。这可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

　　李约瑟批判的体制的延续把李约瑟当做了宣传的工具，而李约瑟一边批判这个体制，另一边还是选择合作。

　　作者博芒特，古早《日本近代史》系列和《教科书批判》系列的作者，炸号重生。博芒特，一个Ph.D.，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想要意识到观察者可能到来却发现时间来不及的塌缩态Alien，塌缩之后质量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