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桐秦汉的立国意义，在于为后世中国提供了一个立国的样板。通过历史的实践，将结构、疆域、文化固化成了观念。可以说，后代的中国都是延续着秦汉帝国的余风、余脉在前行；同时，这也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两千年的死结循环当中。我们如果要重新审视历史的境遇，就要回答历史的伦理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政治上的成功与道德上的合乎伦理，真的能够统一吗？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一个英雄，而刘邦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家与国、公与私、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真的能统一吗？现实的失败与将来可能的青史留名相比，后者又真能弥补前者吗？

　　说，“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的遗民谢枋得在他《与李养吾书》里面就提到，大丈夫行事，要讲究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就是论你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不论是否取得成功)；论万世，不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名声，而不论你一己的成败得失)。谢枋得说，“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人活着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在那里，天地鬼神都能随之而在一样。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回溯的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

　　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故事和五首诗有关系，这五首诗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项羽作为秦汉之际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在乌江渡口最终选择了为他自己的军队殉难，而没有逃离战争的现场，回到他的老家——会稽江东，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这样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老天要灭我了，我还过江干吗呢？“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们不说我，我内心难道不会惭愧吗？所以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项羽该不该死、项羽死得值得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有反复的讨论。

　　唐朝大诗人杜牧，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胜败是兵家常事，能够忍辱负重才是真男儿。江东还有很多的英雄才俊，谁能预料将来是否能卷土重来呢？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

　　又过了不到200年，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说，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地区的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江东子弟今天都在，但哪个还愿意为项羽卷土重来呢？

　　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基础上第二遍“反弹琵琶”，清朝的学者姜宸英——他是康熙年间的探花，著名的诗人——又对王安石唱了第三首“反弹琵琶”。姜宸英说：“虞歌曲尽怨天亡，潮落沙平旧战场。千里江东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汤。”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就感慨是老天要灭亡他，等到历史远去，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旧战场，那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渡过的地方，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都曾在这里运作起了小朝廷，过着安乐、稳固的生活。所以姜宸英是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没有选择回江东是战略上的失误。

　　以上三者都是古人，最后两首则是来自一个近现代的名人，这个人物叫章士钊，他在《柳文指要》里面又对杜牧的《题乌江亭》再次提出了新评价。章士钊是赞同杜牧的。章士钊说：“公孙落魄叟回肠，破庙题篇事可商。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王孙落魄”“叟回肠”，我老头章士钊也很感慨这件事情，在破庙里题写一篇诗，让大家来讨论。杜牧诗中有四个字，入了有心人的眼底，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章士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所说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第二首诗当中，章士钊再次提出“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章士钊说：“柳州箕庙杜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人争隐忍定兴邦。”章士钊说，柳宗元的《箕子庙》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两篇文章都写到，材质强大的男儿、英雄都不愿意投降，这和李清照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可是章士钊接着说，“两字叠山牢记取”，就是谢枋得说的，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哪两个字应该记取呢？一个人要想获得现世的胜利，“隐忍”两个字非常重要。

　　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姜宸英、章士钊、谢枋得，我把它叫作“乌江四叠”，就是用五首诗重新、反复审视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读者朋友们，讲完这个，我其实是满腹感慨。换作我，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还是应该为了那一口气，成全了自我，了断了自我。当我们站在今人的立场，去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知道历史会怎么样，但是这向我们阐释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历史是有其内在的历史伦理的。

　　然而在秦汉时代，我们也看到中国历史的反向伦理，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西汉末年，有一个诸侯王叫东平王刘宇。他听说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非常好，就上疏向国家要求抄一套《太史公书》，即抄一套《史记》和诸子书。

　　汉成帝就问执政的大将军王凤：“东平王刘宇来要诸子书和《太史公书》了，能不能给他？”大将军王凤这样回答，他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王凤对汉成帝讲，《太史公书》里面啊，有些战国的纵横家的阴谋诡计，以及汉朝建国时候的谋臣奇策，还有天官、阴阳、灾异等社会现象，以及国家的山川扼塞，这些都属于国家应当保守的秘密，不能够给诸侯王。

　　然后，大将军王凤又说：“陛下不要直接回绝东平王刘宇，陛下就说，五经是圣人制定的，什么事情都载在儒家经典里面，你如果真的喜欢大道，你的太傅和丞相都是儒生，让他们把五经拿过来，给你早晨、晚上讲一讲，你就可以用来立身、陶冶情操，小的这些计谋，能够破碎道义，小的这些路，无法到达远方。你越想走得远，结果反而会陷溺其中。所以，诸子书和《太史公书》不足以留矣。”

　　这个小故事讲完之后，我想说这样几个感慨：第一个，历史是一面镜子，明了历史的人会变得聪明，而想让别人变得不够聪明，那就让他不了解历史，或者告诉他被扭曲的历史。可是，尽管要愚化他，让他不了解历史，还要编一套说辞来给予回应。这就是汉代政治中的这种政治伦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东平王刘宇在很早的时候就选择了逃离政治。东平王刘宇历二十年，汉元帝驾崩，刘宇就对大臣们讲：“汉大臣都说天子(汉成帝)太小，不能治天下，希望我去辅佐天子，因为我是汉成帝的叔叔、汉元帝的弟弟。我看到《尚书》说‘晨夜极苦’，每天早晨做事，晚上也要做事，非常苦，让我干，我干不来。现在正好是大丧期间，我知道怎么摆脱这件事情了。”

　　等到诏书下来，东平王刘宇哭了三次之后，照样喝酒吃肉，妻妾不离。在服丧期间，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正因为这种态度，新皇继位，下诏书，削了他两个县。可是过了三年，又把这两个县还给了东平王刘宇。东平王刘宇采取的是一种政治上“自污”的方式，就是我故意犯错，消除你的戒心，让你觉着我在政治上是一个没有危害的人。我们发现，这种伎俩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专制时代是很常见的。

　　秦代大将王翦去灭楚，他就不断地向秦王要求财产和土地，以此来让秦王对他放心；萧何为了使得刘邦对他放心，就故意贪赃枉法，让刘邦把他下狱，让他有把柄握在刘邦的手里；而东平王刘宇也是这样，为了逃离政治，而采取这种反向的伦理方式来自污。 我们可以说，大一统的时代，政治上的专制和权力上的集中，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死循环。君主为了拢住自己的权力，就不断地将手伸向民间、贵族和官僚集团。而这种伸手造成的危机，又加剧了他皇权的衰退。皇权的衰退又使得他不得不再次伸手。

　　所以大家会发现，秦汉时代的中国已经无法走出历史循环的这种死结，无论何种伦理都解决不了。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古代弥漫着很多国家不曾有的、一幕接一幕的改朝换代的情况，而这在秦汉时代尤为突出。秦朝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统一了天下，却转瞬即逝；汉朝经过五年的辛苦鏖战，取得了天下，延续了四百年。

　　秦汉的这种变迁，让我们领略到兴亡之间唾手可得。转瞬之际，沧桑百变，中国历史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演进呢？我常常把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归结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叫作“结构性的崩溃”，就是整个机体已经到了无药可医、无法可治，没有任何办法进行和解、调试、改造的时候，整个结构就崩溃掉了。我们看到，其实秦的崩溃和东汉的崩溃，都是这种结构性的。

　　而我们在秦汉时代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所谓的“抽芯一烂”，就是整个地方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大的灾难，而最高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的周围发生了质变，甚至发生了“癌变”。比如西汉末年，为了追求更宏大的理想，王莽被推上历史的舞台，而王莽改革的胡来，造成了新莽中央政权的“抽芯一烂”。无论是这种“抽芯烂”的结局，还是这种整个社会土崩瓦解的结构性崩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世中国不断地上演。而最让我们感慨的是，这种王朝的更迭，似乎是无法走出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人们总相信，新时代会比旧时代好一些，可是很快又发现，没好几天，又走上原来的老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要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主宰时代命运的这个最高权力？它到底在时代的运行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最高权力符不符合历史的伦理？它会不会酿成更多的历史的反向伦理和人间的悲剧呢？我总说，学历史是找不到答案的，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感悟。我们很难从秦汉的大变局当中得出历史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展开的影子，看到历史最初的那个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