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个明星当老婆txt读者对象 ：历史、人物传记读物爱好者，对汤因比、西方史学感兴趣的在校师生、研究者、大众读者

　　◆ 内容简介 ——————————————————————————————————————

　　在《阿诺德·汤因比传》中，威廉·麦克尼尔叙述了汤因比的人生经历、成长环境对汤因比的思想的影响、《历史研究》等诸多著作如何写成、汤因比的世界性声誉如何形成，他还利用档案、书信等大量一手史料，细致、客观地考察了汤因比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失意之处。

　　正如麦克尼尔所称：“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一部世界史领域的作品，因为汤因比思想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由于汤因比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阿诺德·汤因比传》不仅是汤因比的个人传记，还可以被视作一部对世界史、西方史学史进行检讨的史学著作。汤因比在享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批判，麦克尼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写出这部传记，将汤因比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但丁、斯宾格勒、韦尔斯进行比较，剖析汤因比学术上的得与失，解读汤因比作为大师的耀眼成就与作为凡人的缺陷，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重建对汤因比的公允评价。

　　◆ 作者简介 ——————————————————————————————————————

　　威廉•麦克尼尔（ W i ll iam H. McNeill ， 1917—2016），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 “ 现代开创者” ， 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 ， 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他 提倡追求博大宽宏的视野，努力揭示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通过全球史的研究观念重新书写和解读世界历史。

　　◆ 译者简介 —————————————————————————————————————

　　◆ 名人推荐 —————————————————————————————————————

　　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在每次变局中，他都在寻找着峰回路转的迹象，相信世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避免错误。尽管经历并见证了由愚蠢的外交失误导致的百年劫难，他在智慧与博学之外仍保留着某种自己无限珍视的天真。他怀着希望去面对关于家庭或世界的各种消息，从中寻找保持乐观的理由。作为一位祖父，他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理由的榜样。“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拉丁文。他确实从未绝望，即便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里也是如此。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对于另一位更加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的看法。在许多年里，两人都是英语世界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史学者。今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

　　作为读者，我们更关心汤因比的人生，而这本《阿诺德·汤因比传》相当完整与详细地复原出这位20世纪历史哲学家一生的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杰出人物如何产生的生动样本。

　　他的一生受尽苦难，却从未泯灭自己的童心……他将政治思想的洞见与政治立场的真诚融于一身……他最大的弱点是无法从批评意见中汲取教训……他对历史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本质上具有诗性和神秘主义色彩。

　　汤因比的声望将或多或少地从20世纪50年代那些心胸狭隘的批评者们对其成果并不公正的全盘否定中恢复过来，但其史著的错误、缺陷及过分冗长会使得未来的史学家们视之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因其作品汗牛充栋而难以数语概括的次要人物。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学未来的发展走向，以及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是否愿意继续尝试、去将人类在地球上千头万绪的活动简化成一部可理解的整体史。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的话，那么作为这项事业先驱者的汤因比无疑将会得到认可与礼赞。

　　◆ 目录 —————————————————————————————————————

　　一位著名世界史学者对另一位更著名世界史学者的看法 约翰·R.麦克尼尔 / 1

　　◆ 序言 —————————————————————————————————————

　　我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应汤因比之子劳伦斯之邀写了这部阿诺德·汤因比的传记。他于1986年收到邀请，在1988年完成了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威廉·麦克尼尔(1917—2016年)是专攻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思想发展史的约翰·T.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之子。约翰·T.麦克尼尔在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娶了来自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的尼塔·哈代(Netta Hardy)。他们的长子威廉出生于温哥华。全家人日后移居多伦多，又在1927年搬到了芝加哥。在接下来的16年里，约翰·T.麦克尼尔一直担任着芝加哥大学的教会史教授。

　　威廉·麦克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在那段岁月里，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撰写一部关于历史上一切事情的巨著。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考虑的只有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纪与近现代欧洲以及北美的历史——因为那是他学习过的所有东西，事实上也是芝加哥大学所教授过的一切。他带着这份豪情壮志来到康奈尔大学，于1939年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在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1940年)，威廉·麦克尼尔碰巧在怀特图书馆(A.D. White Library)里翻阅了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前三卷；这一契机让他从此脱胎换骨。汤因比关于诸文明兴衰的迷人假说在麦克尼尔(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里引发了共鸣。此时，大萧条的阴影尚未彻底消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对于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那都是一段黯淡的岁月。世人怀疑，西方文明——该范畴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还很少受到质疑——或许注定要走向衰落。但除此之外，麦克尼尔还对汤因比作品展示出的渊博学识感到震惊。汤因比不仅多年沉浸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还试图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掌握欧洲以及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乃至地球上能够探测到文明痕迹的每个角落的历史。麦克尼尔几天内便一口气读完了这三卷著作，并且明白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还相差甚远。他计划撰写的书遗漏了人类历史中80%的内容。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刚刚开始博士二年级生活的研究生，自己需要去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而不是局限于从前所接受的教育关注的那一部分知识。从那时起，他自觉地将工作同汤因比的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他真正认识汤因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解后者而打消了自己从前的许多幻想后，情况依旧如此。

　　麦克尼尔于1941年底应征入伍。他告别了研究生院，在战争岁月里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埃及和希腊等地服过兵役。他最初加入的是炮兵部队。但在偶遇某位当时在国务院身居要职的前康奈尔大学教授后，麦克尼尔被提拔为希腊与南斯拉夫的助理军官随员。他以该身份前往埃及，于1944年在那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伊丽莎白·达比希尔(Elizabeth Darbishire)。她的父亲罗伯特·达比希尔(Robert Darbishire)碰巧是阿诺德·汤因比的至交。两人一道就读于牛津大学，并在1911—1912年间结伴游历过希腊；他们在往后余生中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战争结束后，麦克尼尔实现了自己成为历史学家的梦想。他于1947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教员，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整个教学科研生涯。在汤因比于访问美国期间看望老友罗伯特·达比希尔之际，麦克尼尔通过岳父的关系见到了自己平生最为仰慕的那位历史学家——那同样是在1947年。

　　汤因比在那些年里主持着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承担的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其声望与影响力正如日中天(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他邀请麦克尼尔加入报告撰写团队，撰述关于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合作的那部分内容。《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与矛盾(1941—1946年)》(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46， 1953)。为此，麦克尼尔举家迁居伦敦两年(1950—1952年)，在汤因比名义上的指导下展开了这项工作。

　　同汤因比打交道的经历让麦克尼尔大失所望。在那段时间里，汤因比急于尽快完成《历史研究》的最后几卷。麦克尼尔阅读了他的大部分手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却失望地发现汤因比连一条都没有采纳。事实上，他发现已过耳顺之年的汤因比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不再以开放的胸襟持续修正自己的想法——麦克尼尔所崇拜的偶像毕竟只是一个凡人。

　　麦克尼尔接着撰写自己从本科阶段起一直酝酿着的那部巨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1963)反映了试图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他在书中自觉采用了同汤因比的历史观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彼此影响——汤因比则将兴衰历程中的诸文明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典型例子如《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竞逐豪强》(The Pursuit of Power, 1982)。他的那些著作从未像汤因比的作品那样一炮走红，但总的来说在学术界的同行那里却较后者更受认可。威廉·麦克尼尔成了美国世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声称世界史是一种在学术上合法的史学研究形式，即便它并不以对原始资料的研读为基础——专题性的史学研究则通常必须那样做。他支持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世界史的内容(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全国标准)。他撰写了两本世界史教材。威廉·麦克尼尔一步步走向自己在美国的事业巅峰，于1985年当上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成功部分来自汤因比所树立的榜样，他本人也对此心知肚明。

　　威廉·麦克尼尔于1985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收到了劳伦斯·汤因比希望自己撰写这部传记的邀请。当时，麦克尼尔已离开芝加哥城，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家族聚居地)去了。他没法在那个小村子里撰写汤因比的传记，便设法申请到了一笔科研基金，前往英国逗留数月，阅读了汤因比存放在牛津大学的档案，并同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汤因比的熟人进行了交谈。

　　读者将会看到，本书主要以汤因比卷帙浩繁的通信为基础。因此，这是一部个人生活色彩浓厚的传记。书中对汤因比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进行了大量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以对汤因比家书的推测、研读与解释为基础的。但本书也对汤因比的成就进行了深思熟虑后的评价，并讨论了他在英国与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汤因比在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那里大受欢迎)和日本(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拥有大批追随者)。

　　在撰写这本书期间，麦克尼尔再度对汤因比感到大失所望。依据汤因比的家书和其他文件，他得出了青年汤因比曾在一战期间故意逃避兵役并在此后掩饰这一事实的结论。麦克尼尔经常提及，自己在撰写本书中解释汤因比行为的那些章节时有多么痛苦。在麦克尼尔看来，如此对待那个引导自己成为世界史学者、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打开大门的人物实在太不应该。但他认为自己必须将这些内容付诸笔端，因为他确信它们是真实的。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对于另一位更加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的看法。麦克尼尔和汤因比看待他们的主题——世界史——的方式大相径庭。但由于在1940年阅读汤因比著作带给麦克尼尔的醍醐灌顶式影响，他们毕竟共享着同一个研究主题。在许多年里，两人都是英语世界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史学者。今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

　　编者注：本序系约翰·R.麦克尼尔专为中文版写就。约翰·R.麦克尼尔，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麦克尼尔之子。标题为编者所加。

　　祖父巨著获得的举世赞誉贯穿着我的童年时代。它出版时我还不满1岁。而他将成为文化名人的事实在1947年已毫无悬念：因为他的头像出现在了美国最畅销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那个时代国际声望的重要标志。

　　在那幅肖像画上，簇拥着他的脸庞的是一些攀爬峭壁并坠落下来的人物——他们象征着诸文明的兴衰。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成人期间，老师们、小伙伴的家长们或陌生人都会问我：“你是那位伟大的阿诺德·汤因比的亲戚吗？”可在我心目中，那个人只是给他的孙子孙女们讲历史故事的一位好手而已。

　　对于一个拥有如此宏伟学术抱负、想要认识并理解自文明诞生以来的全部人类生活与经验的人物而言，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未免过于羞涩与沉默了。他的性格酷似《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巫师，是个公众视野里的巨人；但躲藏在其汗牛充栋的著作背后的却是一个害羞、腼腆的人物，并无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大气磅礴。他的崇拜者们的确视之为一位精神导师。日后，批评者们便讽刺他将自己树立为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知和关于人生状态、目的半神秘观念的传播者。事实上，他确曾描述过自己一次顿悟的体验——他突然意识到一切历史都可以按照预测、解释诸帝国兴衰的法则整合起来。

　　但阿诺德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容易困窘、完全不善讲究排场与社交、不喜奢华的人。在个人生活中和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在本质上是一位乐天派，相信人类的进步，确信人类可以通过认识历史而得到提升、人性可以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对于世界的发展前景，他相信世俗的、人道的、自由的未来终将到来，它将消弭人世间的隔阂与纷争。

　　作为一名祖父，他的表现一直好过作为3个儿子的父亲。那或许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儿子们尚且年幼的时候有些忽视照顾家庭。他孜孜不倦地忙着撰写《历史研究》——他那位刻薄的妻子称之为他的“胡说八道的书”；并且他本人也自谦地接受了这个称呼，以便摆脱人们认为他试图将全世界纳入其思想模式的做法过于傲慢自大的指责。与此同时，他也为外交部或颇具影响的智库——查塔姆楼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着。他的儿子们很少去看他，而把自己的关怀留给母亲——尽管后者往往并无慈母风范。

　　但对于姐姐和我(仅有的住在伦敦、且离他较近的两个孙子辈)而言，他是一位靠谱的祖父和讲故事的高手。他会带我们去一些历史遗址——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亨利八世的汉普顿宫，以及各处博物馆与展览馆——用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绘声绘色的故事来对我们进行历史教育。他让过去和历史中的角色在我们眼前活了起来。在通过这些故事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困窘，变得神采奕奕、充满激情与智慧。每次应邀前往世界各地做报告并会见重要国际领导人后，他会在回家后讲述旅途中丰富多彩的见闻，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们捧腹大笑。我一想到秘鲁，就情不自禁地忆起他在安第斯山区骑驴时有个人把痰吐在他袜子里的趣事。他有时会陷入神经性抽搐——那是他感觉不适时表达紧张情绪的方式之一。只有5岁、少不更事的我曾坐在双层伦敦巴士里问他为什么抽搐。“因为我像一只大河马呀！”他答道。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他还会这么风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处世风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跟所有家庭中的情况一样，我们私下里都会取笑他的一些怪癖，尤其是他的极度吝啬。他不愿意花任何钱。如果你去他家拜访的话，午餐通常是一片生菜叶和薄薄的一片火腿——运气好的话还会加上一片面包。他从不坐出租车，永远只坐公交车。他一辈子都为金钱问题感到焦虑，尽管他写作与讲座的成功为自己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在花销问题上的谨小慎微来自他早年过的苦日子。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几代祖辈都是教师、作家或官吏，但他们为了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维持体面而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的父亲哈利在一个济贫机构工作，但在阿诺德和两个妹妹还很小的时候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余生；他的妻子伊迪丝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将孩子们拉扯大，寄居在阿诺德的叔公——年老、脾气很差的退休船长——家里。

　　伊迪丝是位极其严格的母亲。但她的孩子们无需鞭策就能在学校里大放异彩，无一例外地拿到了奖学金，在顶级学府免费就读。阿诺德的妹妹乔斯林成为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另一个更年长的妹妹成为牛津大学的教师。我的这两位姑姑一直未婚，过着充实忙碌的学术生活，带着她们的7只猫住在牛津的一处令我记忆犹新的房屋里。乔斯林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学猫咕噜声的人；她总让自己的白猫米特拉斯(Mithras)蹲在自己的肩上。阿诺德的名满天下令乔斯林感到沮丧：因为她觉得哥哥的光辉在家族史上有些过于耀眼；作为一位同样杰出的同行，她多少对哥哥的声望有一点点嫉妒。

　　他们的母亲伊迪丝鞭策着阿诺德在公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时期拿到了一系列奖学金与奖项。成为一名牛津的青年教师后，阿诺德对其他讲师们的奢侈生活与花天酒地感到惊惧。他写信问自己的朋友：“他们有什么必要那样大手大脚呢？”“这一切着实可耻。”他在本质上是一位苦行僧，过了一辈子精打细算的日子。我们经常听到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会在工作室里累死的！”年老的他极其畏惧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贫穷。为了让自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免遭那样的命运，他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将自己在全世界卖出上百万本的著作的可观版税收入替换为终生享受的一笔津贴——尽管后者的数额要相对小一些。

　　人们常说，先知只在本乡本土才不受尊重。那也确实是我祖父遭遇的命运——他在祖国受到的纪念与崇拜不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东方。他的作品诞生于一个英国史学界已不流行宏大的历史叙事、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碎片进行精细考据的时代。特别是一位青年学者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 Roper)对《历史研究》进行了尖锐批评；他的来势汹汹为其他评论家和学者奠定了基调。这一批评帮助特雷弗罗珀在日后当上了牛津大学的皇家史学教授，也让我的祖父从英国大学那里收到的讲座邀请反不及外国大学那样多——特别崇拜汤因比的是那些欣赏他认定西方即将衰落、东方即将崛起的观点的那些国家。

　　我祖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同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外交息息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让他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同辈人。这部传记认为，他和他的母亲曾设法豁免了他的兵役，这令他悔恨终生。但他在外交部和自己最熟悉的史学领域工作，极其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入侵者对比利时平民施加的暴行——那是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读者在阅读他对每次恐怖迫害进行的极其详尽的叙述时，会感到他作为史学家的严谨精神渗透在每一页文字之中。他摒弃了谣言与无法证实的内容，仅仅保留了确有所本的证据。那并非一部政治宣传品。

　　一战结束后，汤因比参加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但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那里。他正确地预见到，和约对德国人采取的恶意惩罚性措施将会导致日后的矛盾。他始终是和平、调解与国际合作的坚决拥护者，因而积极投入到了筹建国联的工作中去。不幸的是，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击碎了国联的理想，汤因比对理性与和平的殷切期望再度化为泡影。

　　他是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手材料报道者，经常为《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二者都是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报刊)撰文。他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代表外交部对后者进行了采访；他数次会晤过凯末尔和许多重要国家领导人。他的头脑是开放的和善于追问的，从不墨守成见。他曾被派去报道在亚美尼亚的暴行(当时世人认为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人一方)；但在独立搜集了证据后，他认为多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与史学家的品质。在担任研究主任的那些年里，他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了关于世界时事政治的年度报告；那项费心费力的工作让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各种国际时事。汤因比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尽管他与此同时也撰写着自己里程碑式的史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再度同外交部建立了联系。他在战后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重建之前宣告失败的国联的工作之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错失了第一次机会后，为了争取另一次建立国际联盟的机会而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那值得我们为此而拼尽全力。”这些努力的成果是联合国的成立。它尽管自身存在着往往令人无法容忍的局限性，却顽强地存续了下来，成为维系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际睦邻友好关系的希望之火。他从未丧失对于各国可以和平共处与合作的信心，尽管他在同一封信中也坦率地写道：“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经验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在每次变局中，他都在寻找着峰回路转的迹象，相信世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避免错误。尽管经历并见证了由愚蠢的外交失误导致的百年劫难，他在智慧与博学之外仍保留着某种自己无限珍视的天真。他怀着希望去面对关于家庭或世界的各种消息，从中寻找保持乐观的理由。作为一位祖父，他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理由的榜样。“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Nil desperandum)——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拉丁文。他确实从未绝望，即便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里也是如此。

　　编者注：本序系波莉·汤因比专为中文版写就。波莉·汤因比，英国作家，《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诺德·J.汤因比的孙女。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