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色之旅结局由新疆博物馆精心打造的“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自2023年8月亮相以来，不断吸引观众的目光。日前，记者来到展厅，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珍贵文书中，品读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共分简帛文书、纸质文书、碑刻墓志、研究保护4个部分，展出文物150件（组）。

　　新疆文博院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介绍，出土文书是新疆博物馆的馆藏特色之一，因为文书属于有机质文物，保存下来需要特殊环境和条件。新疆文书多出土于古楼兰、和田、吐鲁番等地，这些地区气候干燥，加上出土地多被沙漠覆盖，才使得珍贵文书能越千年而不朽。

　　分朝代来看，新疆出土的两汉时期简帛文书主要来自若羌县土垠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等，涉及诏令、屯戍、邮驿、使者往来等多方面内容，其表明汉朝统一西域后，汉语言文字成为西域通用语言文字。

　　出土的魏晋时期简帛文书则集中在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汉文类简牍内容丰富，涉及设官建制、屯田戍守、封赏赠赐等多方面；非汉文类简牍主要以佉卢文为主，内容包括绿洲古国律令、经济契约、书信、佛经抄件等。

　　出土的隋唐时期文书数量多、类型广、研究价值重大，尤其是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牒、帖、状等格式的官文书，真实反映了当时施行与中原相同的州县、乡里、城坊等行政制度和均田、租庸调、徭役、差科等经济制度，还有镇、戍、烽堠、守捉等军事制度，以及馆驿、车坊、马坊、长行坊等交通制度，是研究唐朝治理西北边疆的珍贵材料。

　　展出的碑刻墓志则从东汉延续到晚清时期，主要包括《任尚碑》《裴岑纪功碑》《姜行本纪功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左宗棠碑》等，记录了历代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的丰功伟绩。

　　“展出的每件出土文献都讲述着一段完整的故事，还原着一段真实的历史。”该展的策展人之一、新疆博物馆研究室文博馆员巴音其其格说。

　　最早的启蒙识字教材什么样？展出的汉代木简《仓颉篇》可以回答。该木简上所书文字四字一句、以韵行文，与居延、敦煌烽燧及阜阳汉简中所见《仓颉篇》体例及部分简文一致，可以互校。而《仓颉篇》是秦汉时期用于学习汉字所使用的启蒙识字教材，出土该木简的尼雅遗址N14居址又可能是汉代精绝王治所，这证实了绿洲古国对汉字的学习以及当时社会的汉语文教育情况。

　　唐代的任命书是什么模样？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可以给出答案。“氾德达”作为西州高昌县的白丁，参加了唐军对西突厥的战争，因战功“破句汨城阵加一转，镇城阵加两转”授勋官三转“飞骑尉”。该告身是当时的皇太子李显（后来的中宗）监国时授予的，由东宫左右春坊官员签署，并由皇太子画“令诺”。而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

　　唐代的诉状上都记录了哪些内容？《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显示得清清楚楚。这件文书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是从纸鞋上拆出的，残存八段，墨书73行。上面记述了原告曹禄山向西州长史控告被告李绍谨：在弓月城（今伊宁市附近）向其兄曹炎廷借了275匹绢（丝织品），两人一同前往龟兹（今库车县）贸易。但后来只有李绍谨一人到达龟兹，其兄去向不明。李绍谨不承认借绢之事，曹禄山与之打架，并且告到官府。高昌县经过多次审讯查实，李绍谨最终供出实情并答应清还本利。

　　《石染典买驴契》和《左憧憙买奴契》同柜展出，颇受关注。“石染典”和“左憧憙”均为吐鲁番的商人，都曾多次在新疆出土文书中出现。前者曾多次离开本县本州去外地做生意，后者曾多次将田宅抵押发放高利贷，关于两人的记载，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盛况的重要文物。

　　“这次展出内容全、数量大、学术和艺术价值高，非常值得细细品读。”于志勇说，展出文物包括一百多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纸文书、帛书写本及碑铭等文献资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且包含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民族语言文字，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让人们对古代西域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在于志勇看来，新疆出土文献具有较高的时代价值和研究价值，它们不仅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事实，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下一步，新疆博物馆将继续在保护修缮、整理研究、科学阐释等方面下足功夫。

　　目前“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已成为新疆博物馆的常设展。今年5月，该展已成功入选由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央文明办、中央网信办发布的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名单。（记者 尚杰 赵明昊 王艺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