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新建“一九四五年冬季，我回到家乡，有时也到县里去。那时县里正在建造纪念抗日烈士的碑塔。县委书记张根生同志很爱好写作，对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非常热情。他告诉我一些烈士事迹，要我撰写一篇碑文，这是不能推脱的。我回到家里，就写了这一篇。”（《孙犁文集·第三卷》第38页）

　　孙犁所说的“这一篇”，就是《三烈士事略》，写于1945年12月。而上面引述的这段线日，出自孙犁为这篇碑文所写的《后记》。

　　由此，我不仅记住了碑记中写到的三位烈士，也记住了被孙犁先生夸赞为“爱好写作”“非常热情”的这位名叫张根生的县委书记。

　　孙犁一向不太喜欢跟官员打交道，但是跟这位县委书记却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一点，从他20世纪80年代还在与张根生通信，就可以看出来——在《芸斋书简》中，收录了孙犁致张根生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抗日战争材料，亟应抓紧整理。我的看法是当前应采取“各自为战”的办法，由老同志回忆，找手下的人记录。有了材料，再征求别人意见，充实修正。不要搞大摊子。也不要总是开会，那样旷日持久，搞不出具体东西。有了完整些的材料，再在这个基础上写电影脚本。这个看法，不知合适否？请你考虑。

　　这些文字，我在以往读孙犁的过程中，肯定都曾读到过。但是，除了记住张根生这个名字以外，并未太留意过。然而，因缘际会，时常是难以预料的——谁会想到，我在遥远的岭南，却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张根生先生发生了一段“书缘”呢？

　　那是在2006年2月19日，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一场发布会，还被要求在会上代表媒体作一个“表态式”的发言。不用讳言，我对这类差事一向是不喜欢也没兴趣。然而，海天出版社是兄弟单位，其社长又是老朋友，我是无法推辞的。只好按时到场，便先得到了一本赠书。一看作者：张根生。名字好熟悉呀，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到过，依照思维惯性，立马翻开书页，查找目录，忽然看到一篇《怀念作家孙犁同志》，不禁眼前一亮，脑海中顿时“锁定”了认知的坐标。快速浏览一遍，不禁暗自称奇：“原来就是他……”

　　我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中间端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看了一下简介，原来这位作者出生于1923年，当时（2006年）已八十有三了。一张履历表相当亮彩，先后在广东、吉林这两个省当过省委书记、省长，如今定居广州。

　　因为过一会儿要上去说话，我赶紧利用会前的间隙，又把张根生的文章细读了一遍，果然，他也写到了孙犁先生文中所记的事情原委——

　　“记得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孙犁从延安回到故乡，继续担任冀中导报记者工作……那时，我已担任安平县委书记，因此，我俩接触较多，记忆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为家乡的抗日英雄镌刻碑文之事。那是在1945年12月的时候，他和王林（冀中文联主任）先来到安平县，过了一两天后，闫子元同志（也是安平县人，时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30年就担任过县委书记）也来了。……当时安平县委正在讨论要修建一个烈士陵园，以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们。此事向闫子元等同志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孙犁同志虽然大多数时间在外地工作，但他十分热爱家乡，当他了解到家乡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之后，主动提出，要把二区区委书记刘英等三位烈士的英勇事迹篆刻在碑文上，让后人永远铭记。”

　　这样，就与孙犁先生的《后记》所述的对上了号。对20世纪80年代的那封回信，张根生也讲得很清楚：“1984年春季，安平县委发出通知，要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收集整理安平县建党以来的革命历史资料，特别是八年抗战的资料，编写党史和抗日战争史。当时是我亲自写信邀王林、孙犁两位老作家回来参加活动。孙犁同志收到信后，特地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他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这个活动，并对活动的开展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当时由于他身体不好，未能参加。”

　　这两段引文皆出自张根生所著《和谐与小康》一书。（海天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339-342页）。这是来自当事人的直接反馈，两相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孙犁先生当年落笔为文的实情。不过，有一个时间点出现了“错位”：孙犁复信注明的时间是1982年2月10日，而张根生先生的文章却说是1984年春季，相差两年。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是记忆有误的。究竟错在哪一方，恐怕就不能全靠我来臆测了。

　　发布会的“前戏”大概有半个小时，随后，各方代表的发言就进入程序了。我的发言被安排得比较靠后，我便还有几分钟时间，在那张印有“银湖旅游中心”字样的白纸上，匆匆草拟了几行简单的发言提纲——非常幸运的是，在我珍藏至今的张根生先生的这个签名本中，竟然还夹着那张发言提纲，其中第一点就标记着：从孙犁先生与作者的交往来“切入”主题。在此，不妨把这段文字引述如下——

　　“今天见到张老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二层意思：一是张老是河北安平县人，在我曾经供职的天津日报，有许多来自冀中导报的老同志，口音都是这样的，我很熟悉。二是，我刚才翻看了一下书里的文章，发现张老与孙犁同志不光是老乡还是老战友，确切地说，是老文友，有过跨越几十年的文字交往，这实在太难得了。我与孙犁先生同在一家报社十多年，他是我的老前辈，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今天，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读到前辈之间的友情和文字，确实感到很亲切……”

　　如今，旧景重温，我相信，当我上台发言的时候，应该是把面前的这位作者，曾经当过什么大官、拥有多大的权力，忘得一干二净了。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和这样的“官事活动”，我不能再简单地说“不喜欢也没兴趣”了，因为这当中不仅融入了浓浓的情感，而且有了些文化含量。

　　2008年1月，也就是与我见面的两年之后，张根生先生去世。这一面之缘，遂成被收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