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达拉自爆是第几集■腊碧士（AlfonsLabisch）：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原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

　　任何人都会活出自己的历史，并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当我们出于某种原因被迫出逃时，我们会带上什么东西？首先肯定是生存必需品：食物、饮料、被子。但每个人都会带上自己的证件、证书和一些全家福照片之类的东西，这些无疑是凝结的历史。当我们申请一份工作、一个职位时，我们会写些什么？可能会杜撰一些适合这份申请的历史。总之，我们承载着自己的家庭、童年、青年——乃至我们整个生命的历史，就像蜗牛背着它的住所一般。

　　实际上，对于更大、更为密集的人类群体来讲也没有什么两样：家庭、团体、城市、省份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神话在各类群体的自我发现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一个团体或社会变得日益密集、庞大时，首先是歌者/说书者（在欧洲是荷马，在中国是《诗经》和《春秋》），接着是历史学家，他们承担了讲述这个群体历史的任务。当一个社会不断向内外扩展，当文字变成了交流的途径，就会产生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历史。换言之，世界历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成今天的全球史。一个致力于未来工作的科学计划，应当对勾画其基本特征的“全球史的历史”进行理论和纲领上的论证，对其主题范围加以限定，并在方法论上使其变得更为敏锐。但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详细论述，那将是一部“巨著”才能承担的任务。我们只能就这些论题提供一些设想，以明确未来全球史研究的工作规划，指出今后项目实施的方向。总之，我们要阐述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今后工作的整体构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部“巨著”真的会产生。

　　“历史”（Geschichte）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就德文而言，它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面：历史事件——“我经历了一段历史”；历史叙事——“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德文里“Geschichte”的另一个意思是“故事”）；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我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历史学，我用史学的方法来讲述它”。

　　历史之中都有一个讲述历史的主体。这个主体决定了在历史上要观察什么，什么是重要的。这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它始终与讲述者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普遍史（Universalgeschich-te）、世界史（Weltgeschichte）或全球史（Globalgeschichte）的前提是世界同属一体的想法。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某些可选择的方面而言，它都是关于人类内在联系的历史。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所有人共有的东西。普遍史、世界史或全球史不是一部编年史或者关于所有地区和民族的资料汇编，它涉及一些特殊的、关乎整体人类的问题，涉及用独特的观点去研究和阐述在某些方面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

　　历史终将在科学著作中被阐述。我们日常历史知识的基础来自那些偶然的、由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干巴巴的文字，读起来很费力。这些文字通过各种媒介，最终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因为真实和公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最终奠定了团体、组织或者社会自我诠释的基础。但这一基本思想应该保留下来，在写普遍史、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基本思想的存在。

　　“历史”一词源于希腊语ìστορέω(historéō)，意思是“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获取知识并成为评判真理的专家。希罗多德（Herodot，约前484—前424年）和波里比阿（Poly-bios，约前200—前120年）是迄今所知西方书写世界历史的鼻祖。希罗多德完成了他的著作《历史》（Histo-riae），因而在欧洲被称为“历史之父”；中国的司马迁首先在《史记》里以中国为中心来勾画人类的相关历史，所以他被尊为中国的“历史之父”。我们在这里不能描绘所有时代和民族的世界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东西方历史学的伟大创始人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一事实我们在下面还会回顾。

　　普遍史的第一个历史哲学概念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那里，历史是“神的行为的普遍表达”。到了启蒙时代，这种救赎思想被世俗化：“人类普遍理性的内在进步思想将取代神的救赎计划的原则”。法国的伏尔泰（《论普遍史》1754/58）和德国的席勒（《何谓普遍史以及人们学习普遍史的目的》1844/56）便是西欧这方面的例子。

　　受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相关性原典，史学的科学性一直拒绝跨界的历史学，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它在方法论方面无法取得突破。为此，在同时诞生的历史哲学中，产生了辩证历史的概念，从黑格尔创立的世界历史精神发展到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

　　19世纪末，历史学依仗强大的文化学，同时出现了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9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开创了世界文化的循环模式。同时在欧洲之外，也出现了世界历史的雏形，如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年）和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后的作品就反映了当时中国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的情况。

　　直到20世纪60年代，史学才冒险重新变得更加全面，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世界史。这种冒险行为的产生，源于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讨论，包括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发表于1963年的极富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从西方的传统出发，认为现代世界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无论如何，世界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层面，如合理化、世俗化、科学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等，以及在经济史方面也有所突破，诸如英国和中国的工业化及其可能的原因和取得的各种突破（如《大分流》，彭慕兰，普林斯顿大学，2000年）。

　　18世纪的普遍史得益于启蒙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而19世纪的世界史则建立在哲学和以不同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之上。20世纪的世界史沿着关于现代化的讨论的路径发展。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则建立在全球化的经验之上。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世界史的物质基础。18世纪工业化初期，人们把中心放在机械方面，并不断强化其重要性。技术及其社会化的后果难以估量，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算和启发式思维的过程主要依靠机器来完成，由此产生的技术和社会效果目前尚无法估计。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由此产生的通信技术，而与全球同步的数据交换又促使全球性的生产组织得以成立，使全球性的新闻、商品和服务销售变成了现实，与此相对应的是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来组织再生产，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前在欧洲，有人会开玩笑说：就像在中国倒了一袋大米那样那么重要（EsistsowichtigwiewenninChi-naeinSackReisumfält.意思是说，完全不重要，跟我们欧洲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当下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对世界而言都很重要；同样，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当然，这是指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

　　全球史和普遍史、世界史相比，其原则性的区别在于，全球史并不是世界的整体历史。经常被人抱怨的欧洲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欧洲以外的过去都被置于同等的地位，全球的历史都交织在了一起。同样，以历史哲学为基础的目的论（Teleologie）并不存在。

　　如果我们从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尤尔根·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Osterhammel）有关全球史是全球系统的互动史这一观点出发的话，那么全球史就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时间上，全球史的出发点并不考察过往世界史的整体性，而将重点放在现代各个时期的融合史上；在空间上，比较典型的是，全球史并不把整个世界纳入其研究范畴；反欧洲中心论，全球史的出发点即是要脱离讲述“欧洲的世界史”；在关系史方面，历史进程是相互联系的，由各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目前研究全球史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对文明的分析以及全球化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建立“全球史研究院”而跨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性的传统之中。同时，通过建立“全球史研究院”，我们也跨入了当今世界范围的科学领域。在这一科学领域，我们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历史，而更多地是要探讨关于人类起源和目标的根本问题。同样，我们也会关注当今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全球史”将为当前各种讨论以及它们的背景做出贡献，这同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一个特定目标。

　　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建立“全球史研究院”，进入一个如此深刻和广泛的研究领域，那么我们能做出什么样“自己”的贡献呢？我们可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我们的这个科学领域里开创出哪些事业？我们的专业基础是什么呢？

　　根据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观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高度文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当今世界的思想和命运，而所有这些文明都产生于大约同一时期。有关这些，我们可以参考之前谈到的欧洲和中国的第一批世界史著作。另外，李约瑟（Jo-sephNeedham）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了东西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诸多同步性。雅斯贝尔斯认为，各种文明都产生于几乎同时建立的基础之上：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人类在古希腊、中国和印度同时实现了突破，原本各自独立的发展突然改变了方向，产生出一个具有世界史向度的早期启蒙纪元。雅斯贝尔斯认为，通过反思和超越性，人类的思想不再为实体性和生命的局限性所限制。这便是“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理论。几千年来的影响构成了这些文明及其附属文明的世界图景，这一世界图景在超验的要求和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来回摇摆。

　　人们经常会把轴心时代的现象等同于现代宗教的出现，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轴心时代更多地代表了系统性，人类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世界中凸现出来。他们从迄今为止被看作是早已存在、因而是“自然的”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脱颖而出，并认识到，他们一方面虽然是自然和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和改造它们：自然和文化被认识和理解成是需要加以解释和改造的对象。人类不是从天堂中被驱逐，而是从天堂中逃离了出来。

　　因此，人类必须从这三种思想范围中找寻到自我，并不断对自己进行新的定位：与其自身的关系（内在世界）；与其他人的关系（人与人的世界）；与周围的自然（外部或周围环境）的关系。总之，人类面对的问题是，这些思想体系能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可以重新与最终的有效性相连，或者这种关联性根本不存在！

　　当一种文化重新得到思考并走向复兴时，如果人们能够思考它和哪种思想、哪个时代相关，那么轴心时代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重新接受的思想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参照系（例如中国近代以来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不断“复兴”）。长期作用的社会价值在它的体制秩序和现实生活的表现中重新得到体现。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已经被现代化理论学家施穆尔·艾森斯塔德（ShmuelN.Eisenstadt）转换成了“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äten）的概念，即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其自身的文化条件和目标决定了发展的速度。多元现代性的多元世界构建了人们活动和创造有效历史事件的框架，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观察者们更容易理解。

　　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成果在于，在经验构建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和直观—名人轶事式的历史经验的夹缝中，寻找通往目标的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允许一些一般性的陈述和适当比较，并由此创造相关研究的可能性。

　　图书馆里关于普遍史、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相关讨论的总体概述，我们只想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工作找到理论、概念、基础以及经验的基点而已。

　　普遍史、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基本观点有：1）将不同区域和主题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一个水平的时间轴心；2）关注历史的发展，从而总结出一个垂直的时间轴心；3）和以往一样，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内在价值需求。对于全球性的历史而言，经验在所难免，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书写整个地球的历史，因此，在轴心时代和多重现代性的纯粹理论框架内，思考时间、空间、主题和方法非常必要。

　　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的主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一部关于普遍史的极具影响的杰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时间模式，使我们工作的时间跨度扩展到整个历史。这一模式坚决反对一个固定的看法，即全球史仅仅局限于研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布罗代尔把“总体史”（histoiretotale）分成三个时间层面：第一个时间层由一段漫长的历史决定，这段历史的变化几乎察觉不出来，但它仍然是历史进程的基础和基本核心。自然、气候和海陆航线是一种文化的物质和地理基础。这就是“地球历史”（géo-histoire）。第二个时间层是长久存在并缓慢改变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几百年不变，这就是“长期历史”（histoiredelalonguedurée）。第三个时间层似乎是我们每天感受到的表层的东西，即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人通常研究和回忆的“事件历史”（histoireévénementelle）。但这个“事件历史”只有在“地球历史”和“长期历史”的基础上来看待和领会，才能得到理解。

　　正是在“地球历史”这个时间层上存在着轴心时代的理论和多元现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文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虽然没有创造出文化的地质—历史基础，但却创造了文化—文明的基础，正是这些基础几百年来潜移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当今时代，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层称为“地球历史”或“轴心历史”（histoireaxiale）。而在“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中，似乎正是几百年来一直起作用的社会结构，把建立在“轴心历史”基础上的“长期历史”引入到了我们的视线中。只有在多元现代性的“轴心历史”和“长期历史”的基础上，才能研究“事件历史”以及短期的、持续几十年的当今发展的历史。

　　轴心时代和“多元现代性”的概念虽然以文化—文明史为重点，构成了当今全球史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但只有在“轴心历史”、“长期历史”和“事件历史”这三个时间层的基础上，才可能用必要的理论和概念深度来研究当今的全球史。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深度必须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跨越几个世纪的专业知识相适应。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设想使全球史的现代化问题有目的地回归到“长期历史”的“轴心时代”的“轴心历史”的进程中。例如，轴心时代文化的物质历史需求，同样在世界的这一时间和特定区域内，可以产生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的基本进程。这种对古代人类历史的研究反过来为全球史的“长期历史”和当今的“事件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问题圈内，带着这些问题意识，才可以深入探讨当今全球史的深层文化影响，反过来也可以从长期和中期的历史出发，提出关于当今全球史的新问题。

　　这样一个全球史的设想是全新的，至少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它将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一个标志。

　　全球史的研究大都提出或隐含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哪些地方通过哪些因素、何种途径，发生了哪些历史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历史性的比较不可避免。但它不是研究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历史性的比较在以宏观理论为导向的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大问题。

　　因此，选择面积不大的国家或民族进行比较是合适的，因为它们首先在历史上是偶然的，它们即便不是最新时代的产物，通常也是近代的产物。此外，还应当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来选择研究的区域。东亚和欧洲的全球史几乎不能单凭经验来理解，并且不够典型。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全球史也相当困难，中国和欧洲一样大，并且如此丰富多彩。因此，对全球史而言，对将要研究的区域应当根据先前确定的参数来进行阐释，以便精确地对其加以分析和描述。

　　正如在全球史的研究中要确定时间和空间一样，内容同样也需要予以确定，因为我们不可能研究和阐述在所有时代发生在所有大陆的全部社会、文化、科学和经济事件。

　　我们认为，对全球史的专题划分，最好的例子是上面提到的奥斯特哈默尔的著作《世界的改变：19世纪的历史》（JürgenOsterhammel,DieVerwandlungderWelt.EineGe-schichtedes19.Jahrhunderts.München2009）。奥斯特哈默尔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也不遵循事件的时间顺序。相反，作者把世界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丰富资料，分成三个主要方面，然后又细分为18个主题来进行准确的阐述。第一个主要方面是“相近的方面”，它又分为：1）记忆和自我观察；2）时间；3）空间。第二个主要方面是“概观”（每个现实区域），它又分为：4）固定不变与变动不居；5）生活水准；6）城市；7）边境；8）帝国和民族国家；9）权力系统、战争和国际主义；10）革命；11）国家。这两个主要方面通过下列主题得到进一步补充：12）能源和工业；13）工作；14）网络；15）等级制度；16）知识；17）“文明化”和排斥；18）宗教。通过这种方式，最终这本1500页的著作变成一块巨大的马赛克，上面每一块小石头都是为专门的全球史分析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这些主题包含了范畴（如时间或者空间）、问题领域（如边境）、对转变的情况的调查（如生活水平）、进程（如革命）、结构（如城市或国家）或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定义范围（如工作或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忽视对历史人物或轶事／叙事的外在逻辑的分析。

　　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其基本的前提就是不要落入“欧洲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误区，虽然现代文化和政治纲要的突破以及目前全球史的本质诉求可以追溯到欧洲文明的异端基督教运动，多元现代性的概念最初也以欧洲为中心。这是多元现代性概念的主要优势，现代性能够和欧洲以外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相遇中，现代性从本土的需求中吸收了不一样的特征。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自身的文化条件、参与者以及在这些文化需求中可以考虑和实施的行动之上。为了掌握现代全球性的进程，必须参考和借鉴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参与全球化，或者认为全球化有问题的思想和思想家的反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是全球化的产物！

　　仅仅从欧洲的或中国的视角看世界都是片面的。不预设一方为标准来评判另外的一方，而采用一种交互比较的视角，欧洲以外和中国以外的视角必须重新被重视。此外，还要区分本国和全球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水平和垂直的相互渗透，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共同的历史”。

　　我们对这一报告提出的目标是：1）给普遍史、世界史和全球史作一个概述；2）制定出一个独立的理论和概念基础；3）简明扼要地论述内容和方法论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音乐会上发出自己的悦耳声音，并让别人听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需要加以补充和澄清的地方，其中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全球史研究院研究人员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另外一些个性特征也建立在学院自己的历史基础之上。这些个性特征源于：翻译研究；由此产生的专业知识、对所涉及的语言的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由此产生的关于原典性的知识；此外还有在拥有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世界观、知识和技术的迁移。这些都是有待拓展的领域。

　　研究院具体的研究和有待开拓的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西方所提出来的全球史理论提出东亚学者的应对方案；2）不同语言的全球史著作的译介，特别要重视英语以外的全球史著作；3）不同主题的全球史研究项目，包括政治事件、传教、制度、性别、移民、贸易、技术、概念、疾病等，重点在于中国与世界；3）知识的迁移：欧洲与中国；4）翻译与现代性。

　　总之，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目标就是要建成一个全球史研究的国际平台。我们希望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本文系腊碧士、李雪涛2014年12月1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主旨发言。吴礼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