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雪黑骨膜所谓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最早出现在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的《父母和青少年》（Between Parent & Teenager）一书中，可谓十分形象了。孩子自幼便在这种父母盘旋在头顶的环境中长大，逐渐丧失了与同龄孩子玩耍的时间、自己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如文中所言，现如今，“许多成年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其他人，已经不再习惯见到独自一人的小孩；当他们遇到一个孤身一人的孩子时，往往会默认出了什么问题”，既然我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的存在，又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两年前的圣诞节，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市外的作家安娜·罗林斯（Anna Rollins）和她当时5岁的儿子一起去散步。这个孩子总是渴望自己做事，他说他想一个人走会儿。当罗林斯拒绝时，他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他走在一排房子的一边，妈妈走另一边，然后他们会在不远处碰头。这段路程也就四栋房子的距离，而且社区里没有车辆往来，所以她同意了，并告诉他要走在草地上。“这是独立的一个好的开始，”罗林斯在走路时心里想着。

　　但当她到达约定地点时，她的儿子不在那里。她跑回他所在的那一边，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最后，她在马路对面发现他和一对年长夫妇在一起。

　　“这是你的孩子吗？”当罗林斯匆匆走过去时，那位女士问道，“他一个人出来的。”罗林斯试图解释——孩子的要求、计划、独立——但收效甚微。“圣诞快乐，”那位女士冷冷地说着，把孩子还给了她。对罗林斯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你得感谢我，我从你不负责任的育儿方式中解救了你的孩子”。

　　与过去的几代孩子相比，现代美国孩子往往生活在高度监控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主权。相反，如最近的研究人员发现的[1]，现代孩子在饮食和穿着方面比历史上的大部分孩子拥有更多发言权，只是他们很少有机会体验“在远离成年人的监护下，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和个人责任”。

　　许多父母当然有理由担心孩子们四处闲逛。然而，摆脱成人的密切监管对于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发展心理学家和人类早期学习合作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安娜·布鲁索尼（Mariana Brussoni）告诉我，当家长不再过度监管时，孩子们只能被迫独立解决问题和争议，这可以提升他们的管控力和社交情绪学习，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适应能力。

　　独立性对心理健康也很重要[2]。分离焦虑、恐高症、对未知事物的紧张感，这些都是儿童成长中的正常现象，它们在保护孩子的安全方面具有进化的目的。然而，它们不会自行消弭；这可以通过让孩子们远离父母监管的经历来逐渐缓解：比如在朋友家度过一个下午、爬树、独自走到公交车站等等。

　　学会应对这些经历中常常出现的强烈情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心理学家将美国儿童心理健康不断下降直接归因于对他们自由的限制[3]。

　　然而，高度警惕式的美国育儿方式不仅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甚至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期望。在采访中，我听到一些父母说，当他们没有拉着3岁孩子的手过马路时，其他成年人曾威胁要报告儿童保护服务部门；他们被警告说他们的5岁和7岁孩子在游乐场距离他们稍微有些远；还有人因为让他们的孩子独自走路上学而遭受责骂。

　　这种对儿童独立的社会不适感已成为其发展的障碍。“我经常发现自己更在意别人的想法，而不是我的孩子的安全问题，”罗林斯告诉我，“如果只考虑孩子的安全，我可能会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布鲁索尼告诉我，这是一种常见的忧虑。她与父母的交谈中，他们通常提到三个主要担忧：交通安全、绑架，以及其他人对此的想法或反应。

　　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既然过度保护式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又称为直升机式育儿）已成为标准，那么如何才能使其停下来呢？

　　20世纪中后期，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削弱了父母对孩子面临未来繁荣的信心，从而推动了一种强化型的育儿方式[4]。起初是在富裕家庭中开始流行，但后来逐渐蔓延到各个阶层，这种方式要求孩子们花更多时间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如小提琴课和曲棍球训练，从而减少了他们自由玩耍的时间。

　　城市化和汽车的主导地位使孩子们难以安全地独自外出[5]，也减少了邻居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削弱了父母对陌生人的信任[6]。双职工家庭的增加意味着很少有父母能够在家中监督孩子在社区里的活动，同时也减少了年长兄弟姐妹照看年幼孩子的机会。

　　此外，媒体普遍渲染了各种恐怖事件，加剧了公众对孩子在公共场合面临风险的担忧。

　　因此，儿童自由的受限导致了滚雪球一般的效应。布鲁索尼表示，随着孩子们独立活动的减少，我们就越来越认为他们在自我管理方面的能力较弱。随着每一代的变迁，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如今的孩子们能够像一个世纪前那样自主完成很多事情，因为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的父母越来越少了。

　　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孩子们需要在至少青春期之前接受持续监督。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7]，超过三分之二的父母认为，孩子在放学前或放学后至少应该满12岁才能独自留在家里。同样，12岁也是孩子们被允许独自步行、骑自行车上学或去朋友家的平均年龄。

　　考虑到如今有这么多孩子都有成人陪同，许多成年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其他人，已经不再习惯见到独自一人的小孩；当他们遇到一个孤身一人的孩子时，往往会默认出了什么问题，就像那对把罗林斯的儿子拉到一旁的老夫妇一样。

　　“我们几乎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成人监督，就会自动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致力于促进儿童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成长”（Let Grow）的主席莱诺尔·斯凯纳齐（Lenore Skenazy）告诉我。

　　越来越多地，这一现实在美国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疏忽的体系中得到了体现，“自由成长”组织的民权律师和法律顾问戴安·雷德利夫（Diane Redleaf）告诉我。在美国，儿童遭受虐待的报告多数是（家长的）疏忽行为引起的。然而，美国法律对疏忽行为的定义通常较为宽泛和模糊[8]。当有人报告疏忽行为时，通常意味着一个孩子（通常年龄在5至9岁之间，但有时也可能是更大年龄段的孩子）在任何时间段内没有得到直接的监管。

　　但由于让孩子在公寓外玩耍、遛狗或在街区周围跑步，或者在凉爽的天气下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几分钟，父母都可能被举报、接受调查，甚至面临指控。对于这样的惩罚，特别是对于黑人家庭来说，他们更有可能卷入社会福利系统的困境，这常常影响到人们的育儿决策[9]。

　　过度保护式的家长行为模式还受到我们对于与我们不熟悉的孩子在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普遍不确定性的影响。即使是有能力的孩子也还在学习中。要让他们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融入社会，需要大家都能接受孩子的行为和困惑，同时愿意在需要时给予帮助或指导。

　　蒂姆·吉尔（Tim Gill）是儿童游戏的倡导者，也是《无所畏惧：在一个风险规避的社会中长大》（No Fear: Growing Up in a Risk Averse Society）一书的作者，他认为我们对这种社会契约不太习惯，因为孩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相对较少。他告诉我：“我们正面临放弃‘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社区参与’的观念。”

　　维吉尼亚州弗朗特罗亚尔的作家和历史学者迪克西·迪隆·莱恩（Dixie Dillon Lane）告诉我，当她11岁时搬到巴黎时，她的父母允许她在这座城市里自由活动——这在巴黎的同龄人中很常见。莱恩认为，这种自主权的存在可能部分是因为，至少在当时，巴黎的成年人似乎对教导陌生的孩子没有太多顾虑。

　　有一次，当莱恩坐到拥挤的公交车上的一个空位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男人告诉她应该让一位年长的女士坐下。根据莱恩的经验，许多美国人对于对非亲生孩子的权威性不太确定。布鲁索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旁观者，尤其是男性，通常对与他们不认识的孩子互动持谨慎态度，以免被怀疑有不良意图。

　　正如吉尔所言，这种“对于孩子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社交焦虑”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布鲁索尼表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如缩窄街道以减慢车速，将面向家庭的活动空间建在离住宅可步行的距离内，使公共领域更适合儿童。同时，像现在已有八个州这样，修改含糊不清的儿童疏忽法律，以允许一定合理程度的自由活动，可以帮助缓解家长对于给孩子一些自由活动空间的犹豫。来自公共卫生协会的信息传达儿童独立的重要性，可以影响学校、图书馆、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决策。

　　家长还可以试着在自己的社交圈中鼓励孩子的自主性。布鲁索尼和其他几位邻居家长决定让他们的孩子像过去一样玩耍。结果是，她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十几岁了，他们度过了和她自己童年差不多的时光——在附近的社区里奔跑，在公园和朋友一起玩耍，进出彼此的家。

　　这样的约定无法涵盖所有可能遇到孩子的人，所以父母可以教导孩子如何与陌生成年人交谈。这正是罗林斯认为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她告诉孩子避开陌生人，却没有告诉他如果遇到陌生人应该说什么。

　　然而，罗林斯无法控制其他人对她孩子独自外出的反应。她的经历是一个更大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而文化的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起码到目前，给孩子一些冒险的空间可能意味着自己也要冒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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