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淘西周国人暴动后出现的过渡性政权形式。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到周厉王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于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逐，逃到彘，在厉王出逃期间，朝政由召公、周公共管，史称“共和行政”。一说厉王出逃后，由共国（今河南辉县）一位名叫“和”的国君（即共伯和）代行王政，故叫“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十四年后，厉王在彘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共和行政结束。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代至元的最高军事机构。唐始设枢密使，掌文书，以宦者任之。后唐改称枢密院，枢密使辅佐宰相，分掌军政。宋设枢密院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辽代按南北面官分设北枢密院与南枢密院。元代，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事务、边地防务，并兼禁卫。明代，朱元璋废之，改设大都督府统军。枢密院的设置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控制。

　　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吏任命改革。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命的流官。雍正时期，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改土归流先后在云贵川桂等地进行，撤销土司，在原土司地区设府县厅州，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等。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西南边防。

　　1885年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3)中国以后修筑铁路，应同法国商办；（4)法军退出台湾、澎湖。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19世纪末清政府进行的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 准许官民上书言事。新政范围很广泛，对旧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并且开始推行某些新制度。

　　1917年张勋拥立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帝制。又称丁已复辟。1917年因是否参战问题，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争端。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带领军队入京拥溥仪登基，恢复清末官制。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要求讨伐张勋。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7月12日即结束。段祺瑞凭借讨逆有功得以重新执政。

　　第三条道路即所谓中间路线，是指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及派的政治主张及其纲领，他们主张走国、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在政治上要求以法治代替人治，军队属于国家，实行多党政制；外交上主张在美国、苏联之间保持中立；主张经济现代化与工业化等等。

　　文化政策主要有书同文和焚书坑儒。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秦始皇和李斯改革并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统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 李斯建议颁布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非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全部焚毁，民间只准保留医药、卜 筮、种树之书；民间藏书限期交官府焚毁，谈论诗书者处死;严禁私学,欲求学者“以吏为师”。公元前212 年，又以“谣言以乱黔首”追查、捕捉方士和儒生460人，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的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 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一）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二）经过。天宝十四年（755年），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 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因其密友史思明与其协同叛乱，故史称“安史之乱”。叛军连败唐军，攻入洛阳。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坚守南阳，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至德二年（757 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又杀安庆 绪，自立为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一、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

　　三、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四、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独立。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因此，就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和敌人，放过了主要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对于封建势力，没有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结果是袁世凯反动政权代替了清王朝。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它也不能充分地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因此也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孤立了自己。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组织松懈，内部派系纷杂，在革命胜利发展时已经四分五裂，甚至一部分革命者转化为了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力图挽救垂败的革命，但未能获得成功。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真正建立和掌握自己的革命武装，他们缺乏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们不得不向掌握反动势力的袁世凯迁就和妥协。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辛亥革命给封建主义以致命的一击，使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第三，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基础。

　　第四，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随之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的成立和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五，辛亥革命对近代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尤其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着明显的影响。

　　总之，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于1949年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7章60条。它主要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还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各项总原则。《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宪章，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 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相同处：（1）具体就两次国共合作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促使国共合作扫除封建障碍。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为了共同抗日，解救中华民族危机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但都共同面对的任务而实现合作，这是从国共合作的原因上讲的。

　　（2）共产国际积极促成，中共的推动下实现。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一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倡导和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其中共产国际也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3）在国共合作期间都曾发生的摩擦事件，且最后都是发动的破裂统一战线的行动。

　　（二）不同处：（1）两次合作原因中任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大革命，进行了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扫除封建军阀。而第二次合作主要任务就是反抗日本侵略。

　　（2）两次合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党内合作，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没有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及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和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即陕甘宁边区政权。

　　（3）中共在领导权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维持国共合作，不重视甚至放弃领导权，以退让求团结。抗日时期，中共中央坚持用拳头回复蒋介石的行为，坚持领导权，以斗争求团部。

　　西周国人暴动后出现的过渡性政权形式。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到周厉王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于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逐，逃到彘，在厉王出逃期间，朝政由召公、周公共管，史称“共和行政”。一说厉王出逃后，由共国（今河南辉县）一位名叫“和”的国君（即共伯和）代行王政，故叫“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十四年后，厉王在彘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共和行政结束。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代至元的最高军事机构。唐始设枢密使，掌文书，以宦者任之。后唐改称枢密院，枢密使辅佐宰相，分掌军政。宋设枢密院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辽代按南北面官分设北枢密院与南枢密院。元代，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事务、边地防务，并兼禁卫。明代，朱元璋废之，改设大都督府统军。枢密院的设置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控制。

　　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吏任命改革。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命的流官。雍正时期，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改土归流先后在云贵川桂等地进行，撤销土司，在原土司地区设府县厅州，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等。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西南边防。

　　1885年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3)中国以后修筑铁路，应同法国商办；（4)法军退出台湾、澎湖。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19世纪末清政府进行的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 准许官民上书言事。新政范围很广泛，对旧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并且开始推行某些新制度。

　　1917年张勋拥立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帝制。又称丁已复辟。1917年因是否参战问题，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争端。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带领军队入京拥溥仪登基，恢复清末官制。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要求讨伐张勋。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7月12日即结束。段祺瑞凭借讨逆有功得以重新执政。

　　第三条道路即所谓中间路线，是指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及派的政治主张及其纲领，他们主张走国、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在政治上要求以法治代替人治，军队属于国家，实行多党政制；外交上主张在美国、苏联之间保持中立；主张经济现代化与工业化等等。

　　文化政策主要有书同文和焚书坑儒。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秦始皇和李斯改革并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统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 李斯建议颁布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非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全部焚毁，民间只准保留医药、卜 筮、种树之书；民间藏书限期交官府焚毁，谈论诗书者处死;严禁私学,欲求学者“以吏为师”。公元前212 年，又以“谣言以乱黔首”追查、捕捉方士和儒生460人，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的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 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的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一）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二）经过。天宝十四年（755年），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 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因其密友史思明与其协同叛乱，故史称“安史之乱”。叛军连败唐军，攻入洛阳。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坚守南阳，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至德二年（757 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又杀安庆 绪，自立为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一、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

　　三、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四、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独立。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因此，就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和敌人，放过了主要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对于封建势力，没有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结果是袁世凯反动政权代替了清王朝。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它也不能充分地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因此也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孤立了自己。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组织松懈，内部派系纷杂，在革命胜利发展时已经四分五裂，甚至一部分革命者转化为了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力图挽救垂败的革命，但未能获得成功。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真正建立和掌握自己的革命武装，他们缺乏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们不得不向掌握反动势力的袁世凯迁就和妥协。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辛亥革命给封建主义以致命的一击，使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第三，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基础。

　　第四，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随之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的成立和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五，辛亥革命对近代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尤其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着明显的影响。

　　总之，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于1949年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7章60条。它主要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还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各项总原则。《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宪章，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中心。但自魏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江南，以及江南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有这些都促使南方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起，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初步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来说其过程为：

　　（1）东汉末至三国时吴国对江南的开发。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牛耕之法、水利灌溉事业都推广到江南地区。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为吴国对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总的经济发展看，这一时期江南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开发仅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吴立国之后，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屯田，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大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北方人民举族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峰。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人民共同致力于江南的发展。农业方面，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以及种植方法的改进，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建康、成都等都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还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市场。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而南迁，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茶叶生产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出现了扬州、益州等商业城市。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

　　（4）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南方各政权比较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吴和南唐以及吴越，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五代南方都重视发展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各有新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总之，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5）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南方经济也随之出现了第三次飞跃。农业方面，水利建设、生产技术、种植方法、粮食产量等都迅速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制瓷业等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商业极其繁荣，如江浙一带已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商业中心。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 最终完成。

　　（二）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同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相同处：（1）具体就两次国共合作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促使国共合作扫除封建障碍。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为了共同抗日，解救中华民族危机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但都共同面对的任务而实现合作，这是从国共合作的原因上讲的。

　　（2）共产国际积极促成，中共的推动下实现。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一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倡导和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其中共产国际也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3）在国共合作期间都曾发生的摩擦事件，且最后都是发动的破裂统一战线的行动。

　　（二）不同处：（1）两次合作原因中任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大革命，进行了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扫除封建军阀。而第二次合作主要任务就是反抗日本侵略。

　　（2）两次合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党内合作，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没有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及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和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即陕甘宁边区政权。

　　（3）中共在领导权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维持国共合作，不重视甚至放弃领导权，以退让求团结。抗日时期，中共中央坚持用拳头回复蒋介石的行为，坚持领导权，以斗争求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