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情劫所有博大精深的文明，都有它萌芽时的万千可能；所有殚见洽闻的文明探源者，都有他出发时的懵懂探索。即日起，国学开设“探源者说”专栏，邀请考古文博学界的大家学者，讲述他们与中华文明初遇时的青春故事，有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风尘仆仆满载而归时的不忘初心、依旧少年。

　　我从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研究过东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带队发掘过河南偃师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陕西周原的西周宗庙遗址、安阳殷墟……我可能是考古界得到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最多的人。

　　1995年，我在日本发表了第一篇博士论文，关于中日古代王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九州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后，广岛大学就给我递来了橄榄枝，聘请我做副教授。我算了算，年薪折合人民币有30多万元。

　　那时候我在国内一年工资不到3000元，整整100倍，确实很有诱惑力。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既然学的是考古，就要研究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程度，日本没法儿比。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谢绝了，回国走上了我的考古之路。

　　1954年，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去的时候正好是1月，冰天雪地，屋外冷，屋里也冷，大家都戴着帽子睡觉。两年后，抽调回长春的工厂，我又当了5年工人。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已经23岁的我报名参加。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原本希望报理工科，但想到自己只读了一年半初中，数理化的知识恐怕不够。这时，一个熟识的长辈对我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不妨考虑。

　　其实那时候我对考古没有什么概念，但看过一部纪录片《期间出土文物》，里面有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中国的文物如此丰富多彩，又想到考古可以走南闯北，开眼界、长见识，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考文科也要考数学，而我初中的那点儿数学知识估计是考不上吉林大学的。幸好，在工厂做学徒的时候，我学的是钳工，钳工需要掌握平面几何知识。当时我的妹妹在读初三，我就跟她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靠着这段自学经历，我的数学得了35分，这35分让我能够进入吉林大学，让我能够学习考古。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句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是1979年春天，在河北张家口市蔚县的筛子绫罗遗址做考古实习。当地是贫困村，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毛钱。我们住在老乡家，条件很艰苦，睡土炕，炕上有虱子跳蚤，也没有地方洗澡。没办法，我就让妈妈给我缝了两个口子可以扎紧的褥单，这样虫子就进不去了。

　　那时候，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我们在附近的供销社买手套等劳保用品时，开发票，他们把考古队的“古”，写成了“骨”，令人哭笑不得。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工作生涯中，我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是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一干就是5年。然后，我就被单位派到日本留学了。

　　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是传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事实上，我关注中华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从日本回国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在当年秋天率队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进行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2002年至2016年间，我又领衔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日本学习的3年时间里，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十分发达，考古事业十分兴旺，大众对考古很感兴趣，考古学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看到当时日本的考古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和各种测量仪器，考古工作者拥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也积极地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段学习经历，一方面，我学到了日本考古学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可以从日本考古学中借鉴的东西，感受到了中国考古未来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回国、又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之后，就把推进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也颇有成效。

　　考古这门学科，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岭、日晒雨淋，有些像地质学，但考古又有它独特的魅力，它给人期待、给人希望。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学术目标，通过自己的发掘调查，总会有收获。

　　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辈子，但他发掘的墓葬从来没有出过青铜器，在他快60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该墓地出土了92件青铜礼器，是中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编者注）。

　　考古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初出茅庐的青年考古人，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也许就会改写历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学者，依据当时看到的考古资料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几乎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解决的。

　　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都会让国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灿烂辉煌。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延绵五千年，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人生观价值观，都可能在考古发掘中找到它的原型，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所以，考古学家看待万事万物时，会拥有一个历史纵深的眼光。

　　考古学家在发掘的时候，会感觉在和祖先对话。比如，发掘一个居住遗址，房子当中有一个灶，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有一个三四口之家，围坐在灶炕边，取暖、烧烤；屋内其他地方比较平坦，可能是他们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些正在制作中半成品的石器、玉器，那会不会是儿童的玩具呢……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国门看世界。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学的学子，将来能够学成归国，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中华民族的发展，这是我的心里话。

　　现在回想，当初回国的选择非常对。在国外发展再好，也不如在自己国家研究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的意义更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是30多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年轻人在做人生选择时候，要考虑长远而不是一时。

　　考古是一个朝阳学科，国家越来越重视，大众越来越感兴趣，考古学家和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现在，我们考古科技的设备和水平，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比肩，年轻人大有用武之地。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考古队伍，加入这样一个既有挑战又有光明前景，肩负重大责任、又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专业领域。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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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博大精深的文明，都有它萌芽时的万千可能；所有殚见洽闻的文明探源者，都有他出发时的懵懂探索。即日起，国学开设“探源者说”专栏，邀请考古文博学界的大家学者，讲述他们与中华文明初遇时的青春故事，有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风尘仆仆满载而归时的不忘初心、依旧少年。

　　我从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研究过东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带队发掘过河南偃师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陕西周原的西周宗庙遗址、安阳殷墟……我可能是考古界得到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最多的人。

　　1995年，我在日本发表了第一篇博士论文，关于中日古代王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九州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后，广岛大学就给我递来了橄榄枝，聘请我做副教授。我算了算，年薪折合人民币有30多万元。

　　那时候我在国内一年工资不到3000元，整整100倍，确实很有诱惑力。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既然学的是考古，就要研究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程度，日本没法儿比。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谢绝了，回国走上了我的考古之路。

　　1954年，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去的时候正好是1月，冰天雪地，屋外冷，屋里也冷，大家都戴着帽子睡觉。两年后，抽调回长春的工厂，我又当了5年工人。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已经23岁的我报名参加。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原本希望报理工科，但想到自己只读了一年半初中，数理化的知识恐怕不够。这时，一个熟识的长辈对我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不妨考虑。

　　其实那时候我对考古没有什么概念，但看过一部纪录片《期间出土文物》，里面有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中国的文物如此丰富多彩，又想到考古可以走南闯北，开眼界、长见识，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考文科也要考数学，而我初中的那点儿数学知识估计是考不上吉林大学的。幸好，在工厂做学徒的时候，我学的是钳工，钳工需要掌握平面几何知识。当时我的妹妹在读初三，我就跟她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靠着这段自学经历，我的数学得了35分，这35分让我能够进入吉林大学，让我能够学习考古。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句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是1979年春天，在河北张家口市蔚县的筛子绫罗遗址做考古实习。当地是贫困村，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毛钱。我们住在老乡家，条件很艰苦，睡土炕，炕上有虱子跳蚤，也没有地方洗澡。没办法，我就让妈妈给我缝了两个口子可以扎紧的褥单，这样虫子就进不去了。

　　那时候，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我们在附近的供销社买手套等劳保用品时，开发票，他们把考古队的“古”，写成了“骨”，令人哭笑不得。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工作生涯中，我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是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一干就是5年。然后，我就被单位派到日本留学了。

　　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是传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事实上，我关注中华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从日本回国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在当年秋天率队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进行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2002年至2016年间，我又领衔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日本学习的3年时间里，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十分发达，考古事业十分兴旺，大众对考古很感兴趣，考古学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看到当时日本的考古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和各种测量仪器，考古工作者拥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也积极地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段学习经历，一方面，我学到了日本考古学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可以从日本考古学中借鉴的东西，感受到了中国考古未来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回国、又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之后，就把推进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也颇有成效。

　　考古这门学科，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岭、日晒雨淋，有些像地质学，但考古又有它独特的魅力，它给人期待、给人希望。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学术目标，通过自己的发掘调查，总会有收获。

　　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辈子，但他发掘的墓葬从来没有出过青铜器，在他快60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该墓地出土了92件青铜礼器，是中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编者注）。

　　考古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初出茅庐的青年考古人，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也许就会改写历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学者，依据当时看到的考古资料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几乎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解决的。

　　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都会让国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灿烂辉煌。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延绵五千年，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人生观价值观，都可能在考古发掘中找到它的原型，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所以，考古学家看待万事万物时，会拥有一个历史纵深的眼光。

　　考古学家在发掘的时候，会感觉在和祖先对话。比如，发掘一个居住遗址，房子当中有一个灶，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有一个三四口之家，围坐在灶炕边，取暖、烧烤；屋内其他地方比较平坦，可能是他们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些正在制作中半成品的石器、玉器，那会不会是儿童的玩具呢……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国门看世界。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学的学子，将来能够学成归国，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中华民族的发展，这是我的心里话。

　　现在回想，当初回国的选择非常对。在国外发展再好，也不如在自己国家研究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的意义更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是30多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年轻人在做人生选择时候，要考虑长远而不是一时。

　　考古是一个朝阳学科，国家越来越重视，大众越来越感兴趣，考古学家和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现在，我们考古科技的设备和水平，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比肩，年轻人大有用武之地。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考古队伍，加入这样一个既有挑战又有光明前景，肩负重大责任、又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专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