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2022,中国教育行业平稳运行之下暗潮涌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启动,新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多高校退出世界大学排名,行业大趋势背后,1076万高校毕业生遇上“最难就业季”,名校毕业生向二三线城市扩散,全国教资报考人数破1100万……2022年即将结束,与搜狐教育格致计划共同推出“2022教育行业年度热点事件”策划,总结2022,展望2023,期待中国教育行业蒸蒸日上,中国教育事业越来越好!
2022年4月8日,网络上出现了中科院因近千万的续订费用停用知网CNKI数据库的传闻,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说,由于知网多年来一直维持较高涨幅的续订价格,2021年中科院订购总费用已达千万级别。
4月19日,知网终于回应,称经过友好协商后,将继续向中科院提供正常服务,直至2022年度协议签署并启动服务。
5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依法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据某校图书馆统计,2000年以来,知网每年的报价涨幅都超过10%,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如此连年涨价,让谁受得了。2016年1月,该校发布了知网停用的通知。结果,一个月后又屈从。只因面对市场上强势的一方,不得不低头,又吞下多少委屈与苦水。
如果知网仗着市场上的老大地位,不顾用户的承受力,也不顾作者的权益,继续玩“大斗进小斗出”的把戏,赚取自己的利益,最终会作茧自缚。道理很简单,如果都觉得知网惹不起了,还会来招惹吗,只会跟中科院一样,退而求其次,以其他渠道或方式来获取学术资源。如果“天下苦知网久已”的诉求得不到解决,“众怒难犯”之下,知网还能继续美滋滋吗,恐怕会自食其果。(极目锐评)
根据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近年来,全国教资考试报名规模一直在增长。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410万人,2019年则攀升至近900万人。
此外,近两年的数据显示,2020年教师资格证报名人数达到990万;2021年教师资格证报名人数突破1000万。按此计算,5年来,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约飙涨了3倍!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教师招聘,也出现了海内外名校硕博士扎堆的情况。比如,深圳几所超级中学吸纳了一大批清北毕业生。其中,2019年10月,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发布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20个录取者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有13人为清北本硕连读。
“教资热”现象也折射出当前的就业形势与学生就业心态。储朝晖、李剑萍等认为,一些年轻人在就业比较紧张的形势下,更愿意选择比较稳定的行业,这和高校中出现的“考公热”“事业编热”等趋势同步。此外,毕业生规模扩大、就业难度提升,也让大学生们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择“多一张证多一条路”。
南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军提示,目前教资考试仍面临“冷热不均”问题。不同地区教资考试和教师招聘的“热度”不同,发达地区、大城市更受欢迎,贫困边远地区则比较冷清。(新华网评论)
2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并同时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在首轮建设名单公布四年多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扩增,从此前的140所增至目前的147所。相比首轮,按照“总体稳定,优化调整”的原则,无论是建设高校还是建设学科,都未作大进大出的调整。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指出,进入首轮建设的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学科门类,占普通本科高校的11%。新一周期建设高校和学科数虽略有增加,仍然是中国庞大高校和学科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它们数量虽少却充满丰富性、多样性和内在生长性,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发展的引领性。
值得关注的是,与第一轮不同,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是将探索建立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设体系作为重点之一,引导建设高校切实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中国经营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指向缩小名校省际录取率差距,建议按照各地高考生人数分配名校名额。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提出建议,教育部直属高校应按各省区市高考人数分配招生指标。
一方面,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生源大省,但仅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难以很好地承载百万学子的“名校梦”。
另一方面,省外“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河南投放招生计划较少,与优秀河南考生上好大学的迫切需求存在较大矛盾。
如果光从大学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来看,各省市的差别没那么大,不过名校尤其是985、211高校的录取率,省际差距最高可达5倍。
【观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来自河南、广东的代表、委员提出的建议,有从区域本位考虑的立场,无法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同区域、学校、家长对教育资源的诉求,本身具有排他性,显然不能够仅仅按照某个地方性的意见来解决全局性的问题。
储朝晖指出,一张考卷一个分数线,看起来公平,但这只是形式的公平,不是实质的公平。因为不同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不一样,所考的分数并不等值。这要依靠高校的专业团队,根据对考生的实际情况判定,衡量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考的分数,这才是更加公平合理的。(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人民大学将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此外,南京大学校方曾明确,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兰州大学也对外表示,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多所高校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此事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十多年来,很多高校存在着按照大学排行榜排名指标办学的问题。但这些指标和整体的排名体系一直存在争议,尤其世界大学排名需找到每一个大学可量化的共性指标和数据显性指标,如规模体量、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研究生比例、国际生比例等,这样一来就使得大家容易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重视规模而忽视内涵。尤其世界大学排行榜学术性指标可能要占到50%、60%以上,导致学校要提高排名就要增加规模体量、在数量上做文章,“功利”地做论文,这也是这几年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及被社会诟病之处。此外,也存在着过度重视排行榜问题。(海报新闻)
今年是“双减”政策出台后的首次中考。此前的2022年3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要求,科学合理设置试卷难度,既要防止试卷过难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也要避免试卷过易难以体现区分度。
命题难度降低是多地考生对今年中考的普遍感受,随之出现的高分膨胀现象,北京显得尤其突出。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仅海淀区今年655分以上的考生就有517人。而在去年,645分以上的考生,北京全市只有268人。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双减”对于中考的指挥棒作用正在显现:它考查的不再是死记硬背和超前学习能力,而是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突出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从选拔角度来说,题目就不能太简单,必须要有明显的区分度,目前也只有通过分数才能筛选出适合读高中的学生;但是从评价角度来说,如果题目难度太高,很多学生都将不及格,这显然无法体现“双减”成果,而过于强调评价,比如今后将综合素质纳入录取体系,家长和公众又担心会制造新的不公。在校际、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均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多元评价体系,这一直是中考改革的难点。(财经杂志)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硕博毕业生扎堆任教的现象,正在由深圳中学、北京人大附中这样的一线城市“牛校”,向二、三线城市的中学扩散。
最近,浙江省温州中学公布了今年招聘上岗的新任教师,11人中有7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1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这11人中有2人拥有博士学位,4人是硕士毕业,甚至还有1人曾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的子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在不少教育专家看来,在地区性重点中学的教师中,顶级名校的硕博学历越来越多,这是中小学教师整体学历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储朝晖说,在发达国家,博士做中小学教师甚至幼儿园教师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数量不少。
熊丙奇说,发达国家的高中教师大多数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随着国内研究生培养规模增大,硕士、博士到二三线城市就业的现象将越来越多,中小学教师整体学历提升是大势所趋,毕竟现在硕士的培养规模是1998年本科和专科培养规模的总和。(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中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达到约1600万人,为多年来新高,其中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规模创新高,首次突破千万。1999年,也就是高校扩招启动之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仅为100万人左右。
“长期来看,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需要在顶层构建终身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也就是面对需求变化,让更多人有更新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机会和能力。”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就业研究室主任曲玥认为。
在学者看来,从根本上说,稳就业和稳增长密切相关。今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也是考虑到今年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速与创造就业岗位密切相关。刘元春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现在GDP每新增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新增就业是180万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此前在对两会进行解读时也强调,没有5.5%左右的增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会很难。(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8月,教育部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由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实施。2021年,全国设置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招生488.99万人,在校生1311.81万人。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2021年,全国设置高等职业学校1518所(含32所职业本科学校),招生556.72万人,在校生1603.03万人。2012-2021年,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规模从111万人增至129万人,增幅17%,“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超过50%。
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与地位,并对发展职业教育进行全新的顶层设计。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通过推进普职融通,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地位,避免“类型教育”仍旧是事实上的“层次教育”。
“层次教育”是把职业教育作为低于普通教育一个层次的教育,如中职低于普高、高职低于本科院校。成绩好的同学进高一层次的普通教育,成绩差的学生进低一层次的职业教育。于是,就出现了中考时的“分流变分层”以及“分流焦虑”,以及高考时的激烈竞争。
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则不同,它和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从学历层次看,职业教育既包括中职、高职,还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硕士层次的职业教育以及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从2019年起,国内新建了一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校——职业技术大学,推进把职业教育建设为“类型教育”的具体实践。(界面新闻)
12月,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引发舆论关注。根据该办法,教师的退出渠道包括待岗、转岗、离岗退养、解聘。此外,意见稿还为上述渠道列举了多种情形。
教师是否应有“退出机制”,一直都是这个行业的热议话题。也有观点认为,教师职业本身的培养周期和成长周期较长。另外,教师与其它职业相容性较差,离开教育行业,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在升学专家梁挺福看来,“连大家一致认为工作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都有退出机制,那么教师有退出机制再正常不过了”。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虽不宜把企业的人员管理机制引入学校,但教师并非不能考核、评价,我国教师管理的问题在于,不管是否达到相应的聘任条件,进入教师队伍后,就很难退出,基本上就是“终身教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一些并没有职业理想、兴趣者,难以胜任教师岗位的要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表示,由于缺少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退出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和争议,“比方说对某一个老师的考核,依据是什么,是学生成绩还是什么?”梁挺福也认为,教师退出机制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科学、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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