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学概论音译在风险治理领域，学术界对情绪的态度，从原本需要被管制、被引导的对象和“非理性”产物，逐渐转变为可以被征用的治理资源。重庆大学教授郭小安和博士研究生卢松岩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刊文，认为这种认知流变既拓宽了风险治理、情绪传播、情绪治理等相关理论的解释空间，又丰富和优化了风险治理的“工具箱”。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要避免庸俗化、片面化、不合时宜的征用模式，避免引发“弄巧成拙”的后果，同时还应避免因过度征用带来的“空心化”陷阱。文章认为，应正视风险治理中社会情绪功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深入研究社会情绪传播的规律，超越“理性人假设”以及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格局，构建情感融入式的舆论引导新模式，这对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媒介化时代，风险变幻莫测，防控难度升级。尤其是重大风险事件爆发后，伴随社会心态的剧烈波动，容易产生“情绪焦虑综合症”，导致“信息疫情”之后果，甚至引发非理性集体行动，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挑战。但同时，社会情绪又是公众一种特殊的认知、表达、参与和动员方式，蕴含了深层次的民意。因此，正视风险治理中社会情绪功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此基础上既采取有效方式规避过激情绪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又对情感资源进行有效吸纳和“征用”，这对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过往的研究中，“情绪”与“理性”长久作为对立的两极出现在学术讨论中，作为理性对立面的情绪，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关于公共生活的讨论中，广为接受的是理性主义范式，情绪的作用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麻烦制造者。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情绪的负面作用被不断夸大，以致不少学者往往将非理性情绪的泛滥，视作导致舆论场混乱的直接原因。在类似研究思路的影响下，情绪几乎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头号难题。于是乎，针对情绪这一“痼疾”，“管治观”在学术界应运而生，研究者开出多种“药方”，旨在缓解情绪化带来的秩序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心理层面入手，建议政府部门尽可能降低大众在面对突发风险事件时的应激性恐慌情绪，切断恐慌情绪在群体范围内的传播链条，从而快速消除群体对于模糊情境的灾难化思维倾向。

　　二是借助技术手段，重点从数据监测的角度出发，对情绪进行长时段、全覆盖的综合评估和干预，以多样化的评价指标建立情绪评估的综合体系。

　　三是凭借政策法律手段，对引起社会恐慌或负面社会情绪的个人或平台施行惩戒，如由国家网信办牵头进行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与管治观相比，“引导观”对情绪的认知更为温和，其将情绪视为一种正常的生理或心理反应，即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反应。这种看法不再简单僵硬地将情绪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是试图将情绪作为一种社会症候的心理表现，是在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一种集体交流方式。因此，情绪并不是事实的对立面，而是认知心理和理性系统的构成要件，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资源。倘若简单粗暴地扼制民众的情绪，非但难以平息舆论场上的风波，反而容易引发更大的负面舆情。因此，如何掌握暗藏在民众情绪表面下的深层民意，并引导官民的理性互动才是化解舆论风险的根本。于是，风险治理中的情绪也从“被治理”转向了“被引导”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管治观还是引导观，在价值立场上都是将情绪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主张用理性力量化解其负面效应。其逻辑前提依旧建基于情绪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法上，情绪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症候的“表征”而出现，这一逻辑暴露出引导观的局限，即情绪依旧会因为其非理性的特征而被归结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正是建基于这个前提，情绪引导观才得以成立。此类研究实际上依旧没有正视情绪本身的正面价值，更缺乏将情绪作为一种治理资源的想象力。

　　近年来，随着风险治理研究的图像化、情感化、情景化转向，情绪本身的正面功能逐渐被重视，共情地位不断凸显。此外，随着智能媒介的日益发达，情绪作为智媒时代论证人类存在合理性、独特性的工具而具备了新性质。这推动了研究者不断发掘情绪的正面性功能，也引发了将社会情绪视为一种治理资源的“新尝试”。因为情感在促进公共利益诉求和加强社交网络紧密度中，发挥重要作用，情感治理正在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转向。

　　情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治理资源，在于现代社会中情绪表达的规则化和可控性。在波兰学者埃利亚斯看来，情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就在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美国学者霍克希尔德则直接提出了“感觉规则”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情绪的社会性和可调控性。也正是缘于这种特征，情绪才可以被选择为压抑还是迸发，具备规则化和可控性的特点。情绪得以被征用为治理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情绪资源被征用为爱国主义行动的“助燃剂”。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的“情感地缘政治学”主张将民众的主观情绪纳入到国际事务中，让情绪成为国际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一个代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推特账号“China SCIO”在5月28日艾特了推特用户@Tibetans，并问道：“哥们，你去过西藏吗？”一句问候，幽默、亲切又不失中国立场，实现了硬信息的软着陆，符合西方的传播逻辑，契合受众的接收心理，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话语空间。美国有线电视台网等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时，情绪成为国际舆情中的重要资源，被征用到风险危机的化解中，成为“国家认同”的“助燃剂”。

　　其次，情绪资源被征用为一种社会动员力量。在新冠疫情中，由粉丝群体所成立的“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就成为粉丝援助武汉的公益行动组织。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6日，有323个粉丝组织加入“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共发起捐款捐物393次，捐赠的款项及物资总额达886.1万元。这些粉丝原本是出于对某个明星的狂热崇拜而形成组织，而武汉疫情期间的“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则是征用了粉丝们狂热的追星之情，并将其转化为应付突发事件的治理资源。曾经饱受民众诟病的粉丝群体，在此时发挥出良性社会作用。上述案例中，被征用的情绪资源恰恰是其传统意义上的“非理性”部分，但这种情绪反而推动了社会动员的力度和广度。

　　再次，情绪资源被征用为一种城市形象宣传的驱动力。以山东淄博发布为例。疫情期间，当面对被紧急转移而来的山东大学的学子们，淄博市委、市政府发布了《致山大学子的一封信》，“凡我在处，便是山大；待你来时，这就是家”，“封控不封爱，隔离不隔心。淄博这座城市历来有情、有义、有爱、有光，只要是大家所需、淄博所能，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始终与同学们肩并肩、心连心，携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可见，淄博并没有将转移而来的大学生们视为“麻烦”，而是作为潜在的人才引进对象，他们在每个桌子上放置一份精美的人才引进政策，对入住的大学生们施以精心照料，让同学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关怀。淄博以真诚动人的话语既化解了被迫紧急转移的学子们内心的不安，也巧妙地预防了这一突发事件转化为风险事件的可能，成功实现了“危险”与“机会”的转化，为疫情结束后淄博烧烤的“出圈”奠定了基础。

　　最后，情绪资源被征用为议程设置的主要素材。在重大风险事件中，有研究呼吁，主流媒体在进行日常的“情绪设置”时，应及时关注线上、线下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边缘群体的民意和呼声，主流媒体借此既反映社会情绪，又纾解社会情绪，起到了灭火器的作用。因此在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中，逐渐出现了“情绪设置”的新型议程设置模块。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调查了全国5万多名普通民众的心理压力和情绪状况，结果显示约有35%的受访者遭受心理困扰，5.14%的受访者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面对民众的情绪问题，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以此来指导各地做好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营造相互关怀的社会环境。各大媒体也纷纷关注民众的情绪问题发布文章，如新京报的《疫情当前，如何守住自己的心理健康“绿码”》、光明日报的《疫情趋缓后，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等，这些文章对缓解民众的焦虑和不安，实现舆论引导的科学化和精确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上，社会情绪是国家治理、社会动员、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资源。然而，由于情绪资源本身具备极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蕴含了较多风险，这决定了对情绪的征用绝非随心所欲，而须遵循严苛的适用条件。

　　在重大风险事件的新闻发布中，“不能将丧事办成喜事”已成为基本共识。如果不分场合强行卖萌或“打情骂俏”，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引发次生舆情。此外，政府部门在面对突发风险事件中“报喜不报忧”的应对措施，其实也是误用正面情绪的表现，他们往往只突出“领导者”的辛苦，却忽视了基层民众的“苦难”。2015年1月2日，哈尔滨道外仓库火灾，致5名90后消防员牺牲。然而，在官方微博“@平安哈尔滨”发布的通稿中，全稿585个字，其中领导“高度重视”“做出批示”“紧急部署”部分占了258个字，多名领导的名字和职务都在文中出现，占据了大半篇幅，而群众关切的人员伤亡、人员救治和人员疏散等，却只有寥寥数语，这不仅不能展现当地政府的英明，反而因为丧失了人文关怀而挫伤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

　　被征用的情绪，其本质还是一种应对风险事件的策略和手段，因此，对情绪的征用必须要遵循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契合特定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的要求。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情绪征用为搪塞民众的手段，容易造成情绪征用的本末倒置。在2010年7月16日，某公司发生了输油管道爆炸所引起的火灾事故，该公司在尚未总结教训和追究责任之时，竟召开了“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不可否认，借助表彰大会既可以安慰受灾的民众情绪，又是对救灾贡献者的鼓励。但问责尚未结束、就表彰先行的做法，只是征用了情绪的外壳，实际上有文过饰非之嫌。有评论员称，“一次输油管爆炸带来的只是有形的财产损失，而一次失衡的奖惩和谬奖，则严重得多，既混淆了社会对是非的理解，又传播了诸多的负面暗示。”这种对情绪不合时宜的征用，反而会弄巧成拙，与原目标背道而驰。

　　首先，对情绪资源的过度征用容易导致情绪资源的失控。比如发生在2020年的“411中泰网友骂战”，就表现出粉丝民族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情绪的极端，即“小粉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此次中泰网友骂战事件并非遵循泰国艺人涉嫌“辱华”然后中国粉丝行动起来捍卫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刺激-应对”逻辑，整个事件的发酵事实上就源于部分粉丝在发泄自身的不满。有学者分析称，粉丝民族主义这种聚合狂欢色彩浓厚的行径，是一种简单化、暴力性的网络空间占领行为。原本为应对风险事件而被征用的粉丝爱国情绪，在日常化的实践中演化成了另一种具备暴力性的风险事件。

　　其次，情绪征用失控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引发集体行动。比如发生在某市的“PX事件”，有民众在该市市委大楼前聚集，针对二甲苯（即PX）化工项目发起抗议，市民认为这种化学工厂的建设将严重危害他们的身体健康。在警方介入后，形形色色的谣言不断在网络上传播，网民情绪被点燃，群情激愤之下，最终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这场突发事件中，民众的情绪不断被挑动，逐渐累积成风险事件，民众的情绪压过了事实，也压过了其他话语表达的空间，最终沦为一场情绪的狂欢。

　　再次，对情绪过度征用可能引发“空心化”后果，表现为个别政府部门只为民众提供表面的情绪价值、开情绪的“空头支票”，但不见实际行动。2011年，某地多个政府部门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经媒体报道后一度获得民众的拍手叫好，赢得了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其做法也在全国多地推广开来。但在此之后，记者却在调查中发现，所谓的“马上就办”只是为应对上级的检查和暗访，在具体的落实中依旧存在拖沓、扯皮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媒体将类似的情况命名为“笑面官僚主义”，将其特点总结为“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事却照样难办”。如果只有情绪而没有实际落实，那么前期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情绪就会转变成刺向自身的利剑。

　　最后，过度情绪征用可能引发虚假信息。这既容易引发伦理法律问题，也容易造成同情疲劳、情绪透支的后果，影响政府的公信力。2023年某日报发布了一则正能量视频，视频中间的标题写着：小战士端着没吃完的饭睡着了。此视频一出立刻便引发了民众对抗灾战士辛劳付出的感叹与心疼。然而，就在民众沉浸在感动之中时，有网民发现，视频中的这张照片实际是3年前的一张老照片，而且照片的事发地也与该报报道的不一致。这家日报原本试图借助这则视频来征用民众的同情之心，结果弄巧成拙，既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也加大了此后征用民众情绪的难度。

　　公共舆论关乎公众的情绪倾向，它敏感而脆弱，复杂却多变。智能传播时代，以算法推荐技术为依托的数字平台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情绪传播的多面性与多变性。

　　首先，需警惕平台社会中社会情绪虚浮性的一面。征用观相比管治观和引导观，其立场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再单纯地将民众视作不明事理的“乌合之众”，而是认识到了民众情绪的合理性与正面性。但在此之余，对情绪的征用依旧需要认识到民众情绪虚浮性的一面。随着数字平台日益基础设施化，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各种情绪化的表达层出不穷。在这其中，虽然不排除具备社会症候性的情绪，但也不乏那些以宣泄为目的，或者受“好玩”心理的驱动所产生的情绪。因此，需要提高对民众情绪的辨识度，避免陷入被民众情绪所裹挟的境地。

　　其次，需认识平台社会中情绪结构的圈层化与差序格局。共情机制既重要又脆弱，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要求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体验，这依赖于空间、时间、经历、身体、心理、表情等要素的连接，而这些都注定共情的发生效应遵循“差序”原则。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结构中，以个人为核心的关系布局。民众对自己情绪资源的调动也表现出这种差序原则，即越是那些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事件，就越能够激发出个体更丰富的情绪资源，反之，则越匮乏。对此，在应对风险事件时，我们可以借助圈层中的差序原则，来对社会情绪进行“弹性”征用。在需要调动民众情绪时，以诉诸情绪的最大公约数为原则，用共情式的话语修辞来建立事件与民众之间的情感关联，穿透圈层的壁垒；而在需要稳定民众情绪时，则需要斩断风险事件与民众情绪之间的强联系，将其作为遥远的、孤立的个案，以此来避免民众因共情泛滥而导致群体性事件。

　　再次，需重视对数字化情绪的识别、监测与征用。这种数字情绪主要表现为网民以数字符号打造而成。数字情绪的暧昧性，导致其语义经常处于模棱两可的流变中，也因此，在数字情绪的外壳之外，往往能涵盖更多的具体所指，继而也就能吸纳更多的情绪主体，从而具备更强的舆论动员能力。比如，在2016年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中，表情包之所以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而形成一种米姆式的传播模式，恰恰就在于表情包这一文本符号指向的暧昧。在表情包这样的数字情绪载体之下，既包含着民众对分子的愤怒、嘲笑、轻视，以及民众集体“出征”时的狂欢，还包含着对于非“”的台湾同胞的友善和关心。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数字情绪所具备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其蕴含着极强的被征用的潜力。

　　最后，需关注数字情绪被高度中介化、智能化的特征，即民众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情绪表达的时候，既要被数字平台本身的物质性所中介，还要被具体的情绪载体，如网络流行语、表情包所中介，这也决定了数字情绪本身不稳定、不持久之特征。此外，出现在数字平台上的社交机器人，通过模仿社交网络中的其他真实用户来习得人性，日益表现出“类人化”的智能特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往往成为混淆人们视听的工具。对此加以识别和引导，也为我们征用情绪资源打开了新的主体面向。

　　总之，“社会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将其纳入风险治理范畴有其积极意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需依托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测量重大风险事件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情绪的生成演化规律，分析社会情绪对重大风险事件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直观且准确地探测到线下民众真实的情绪感受。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感与理性交融、线上与线下相互关联、人工研判和智能机器人交互的新型舆论引导格局，实现风险治理的差异化和智能化，这对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5期，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情绪传播：风险治理视域下的认知流变与征用策略》。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作者简介】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特邀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大风险事件中的社会情绪传播及舆论引导策略研究”（22BXW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