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天记为历史作决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件需要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才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的决策，充分体现党牢记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党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

　　作为一名20年来一直坚持党史写作的作家，我在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过程中，更加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懂得了“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来之不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对于我们生活、生存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百年沧桑写就百年巨变，百年苦难铸就百年辉煌。为庆祝建党百年，我创作了《红船启航》（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7月版）和《人民的胜利》（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两部长篇报告文学。《红船启航》通过微观和宏观叙事，向人们展示了从“红楼到红船、从石库门到，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画卷，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人民的胜利》则选择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立体再现了这一阶段的创业史、奋斗史，展现中国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无法抛弃历史。历史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历史将人们编织在一起，将不同的世代连结起来，既有世俗的也有神圣的意义。而对历史写作来说，坏的历史叙事能解构一个民族，正如好的历史叙事可以凝聚一个民族一样。好的历史叙事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脉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生活的意义。精神的虚无将导致肉体的毁灭，历史的虚无将导致精神的毁灭！正如有学者所说，“当我们忽视我们的历史叙事，我们会变成道德口吃者，而一旦我们毁掉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成为野兽。”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决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归根结底，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一种文化观、价值观。马克思认为，所谓理性并非是指“欲望”“感性”的节制或者对立面，而是一种在时间中、在历史中才能展开的“责任伦理”，即只有那些面对前人的牺牲感到深深的愧疚，而对后来者怀有巨大责任的人，才是置身于历史中的人，才是置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正是这种愧疚、正是这种责任，要求、命令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后来者造福的事业之中去。因此，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理性的人、对历史负责的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配称为理性的事业。做一个理性的人，做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这是历史题材创作者必须要坚持的使命与担当。

　　古人云：“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穿越百年，初心最美丽。我始终相信，一个历史作家和一部历史作品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思想。优秀的文学家必须拥有思想家的品格。历史文学创作最能体现功力的就是作家和作品的思想。

　　首先，历史写作要坚持正确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也就是说，历史写作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为，党的历史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以文艺作品写好党史，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精品力作表现人民的心。因为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人民构成的历史，是永远来自人民、始终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历史。如何才能写好历史文学？如何把人人都了解却不一定完全明晰的故事写出新意？写得人们愿意看，认为值得看、好看？一句话，这就要求作品要呈现新的面目。显然，这就需要作家付出研究和阅读历史的心力和脑力，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多用新发现的事实，而且对于这种事实要有自己新的判断和见解，并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从而达到新的高度、新的水平。当然，这种高度与水平不是自我拔高，而是“水涨船高”，因为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材料之“水”，我们就不能在水面之下，而应该永远站在船上，才能眺望到最遥远的日出。也就是说，作为后来人，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才能眺望到遥远的未来。

　　其次，历史写作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历史文学作品不仅要有阅读价值，还应该兼具学术价值。我始终坚持走“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就是决心既要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还要把历史事件写准确，更把历史人物写生动。也就是说，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还必须有血有肉有筋骨。对历史发展过程既要有直接的镜头，让人看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种历史现场的再现感，还应该由内而外地具有一种思想的力量引领，得其会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不是主要目的，关键是讲出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讲出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讲出“中国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如何在历史写作中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大的历史观，回顾过往，展望未来。如果我们现在只知道讲故事，没有一个理想、一个远景，就不会吸引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就难以引领他们、团结他们。所以，历史写作必须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党史写作的实践告诉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写作的同时，我借每一次参加文学研讨会的机会不断总结，提升理论思维。近年来，我发表了《文学的创造性是价值自信》《捡了故事，丢了历史》《历史之问》《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意”》《批判与事实》《“非虚构”不是虚构剩下的东西》等数十篇文艺评论，强化和提高了我历史写作的能力、经验和水平。

　　第三，历史写作必须准确把握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历史的天空，群星闪耀。在历史写作中，我始终怀抱敬畏之心、仰望之情，不敢造次，拒绝虚构，抵制庸俗，反对虚无。历史写作有它特殊的难度，是一种有限制的写作，是更需要思想、智慧和才情的写作。在历史题材写作中，我牢牢把握了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有人说，写历史题材，既很难采访历史人物，也较少做田野调查，就是坐在家里阅读资料，从书本到书本，这样的写作不符合报告文学写作常识。其实，在我的历史写作经验中来看，采访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静态的采访，就是通过阅读、探索、研究、考证、比较、辨析，与历史对话，从而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历史真实。

　　茫茫九派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无论是《红船启航》，还是《人民的胜利》，我所讲述的不仅是“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故事，而是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价值的深厚蕴藏，展现了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精神。现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时代的见证人，作为一名历史题材写作者，认真学习历史，深刻把握现实，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世界风云变幻，忽然有了“一览众山小、荡胸生层云”的感觉，想起主席1949年的一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