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天女一百年前的辛亥年，一场起初略显慌张的起义正式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中国历史的沉重齿轮终于再度向前拨动了，皇权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建制、理论和信仰即将灰飞烟灭，代之而崛起的是两个令中国人感到陌生的词汇民主、共和。

　　革命深深刺痛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制观念和利益，也因此遭遇反扑和挫折。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很多双手于必然或是偶然中推动了历史的沉重齿轮。本文选取的，就是10位在辛亥革命的关键节点上施力转动了历史齿轮的人物。

　　在后人的认知里，辛亥革命注定与孙中山这个名字相联系。历史教科书对于孙中山的爱国情操、革命激情、坚韧意志记述很多，而在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上着墨不多。张鸣教授在其著作《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则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首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当孙中山回国指导革命时，刚刚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正在为共和政府的名称、定都、正副总统人选、国旗、制度等等争论不休。孙中山的回国，彻底改变了革命党四分五裂的局面，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革命党一下子拧成一股绳，这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

　　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远赴檀香山学习，留学时期，孙中山不但努力攻读医学，还广泛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军事、科学书籍，并结识了不少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

　　1894年，留学归国的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他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此坚定了革命救国信念。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05年，孙中山团结了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内的多个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后来闻名海内外的“”。

　　武昌起义爆发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孙中山毫不气馁继续领导革命，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立即在欧美各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支持。同年12月，孙中山回到中国，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临时政府自成立起就面临封建保守势力的反扑和革命党人内部的分裂。1912年元月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由于立宪派和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被迫于2月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自代。就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则一心复辟，孙中山在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后，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告失败。

　　此后至1925年逝世，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及改组的，先后进行了讨袁斗争、护国、护法革命，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了，主张国共合作。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上与北京政府共商国事的途中病逝，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也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愿。

　　民国史学家冯自由如此评价黄兴：“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黄兴被赞为民国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孙中山的第一知交。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黄兴有许多次机会执掌领袖之权，他都坚决地拒绝了。黄兴有名言为：“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恰可形容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个性与历史功绩。

　　1905年之前，黄兴与孙中山没有关联，他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与孙中山少年即赴西洋留学不同，黄兴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如宋教仁、陈天华等等，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他与光复会甚至立宪派要员和军界的关系也融洽、密切。

　　难能可贵的是，黄兴是一个不在乎名利的人，自与孙中山相识后，黄兴就从来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虽然黄兴在一些问题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但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

　　武昌起义后，黄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912年元月后，黄兴原本被推举为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但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

　　黄兴与孙中山的争执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爆发。国内讨袁斗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将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为解决涣散问题，提出党员立誓效忠个人，黄兴对此坚决反对，终与孙中山意见不合而拒绝加入。即便如此，黄兴仍配合孙中山，主持反袁斗争。

　　1916年，黄兴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奋斗，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年仅46岁。作为终生的挚友和革命同志，孙中山亲自为黄兴举行了国葬并主持治丧活动。

　　说到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武昌首义的功绩，更不能不提到熊秉坤。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汉）人，早年经商，后投鄂军第八镇第八营当兵。虽然身在新军，但熊秉坤是革命党人，作为共进会在该营的总代表，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就秘密发展了两百余名会员。

　　1911年10月9日，新军革命党人商议起义，原定起义时间是当晚操课结束后，但因营区发生意外冲突，起义被迫提前。10日晚上，新军工程营起义计划意外暴露，熊秉坤身为工程第八营正目随机应变，吹哨笛集合队伍，对空连放3枪，率先进攻楚望台军械库。

　　这场临时起义起初虽然略显慌张，但一旦爆发却异常激烈和凶险。在进攻督署的战斗中，熊秉坤率领40人组成敢死队与清兵浴血奋战，最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经过一夜鏖战，起义军攻克了清政府在湖广的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署，占领了武昌城。12日，起义军终于收复汉口和汉阳。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熊秉坤升任民军将领，他反对南北议和。在袁世凯复辟后，熊秉坤在湖北参与组织“反黎倒袁”，1913年遭到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并在此加入中华革命党。

　　熊秉坤后追随孙中山回湖北组织讨袁军，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1927年参加北伐，北伐胜利后任职政府。解放后，熊秉坤历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关于熊秉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书。1961年，新中国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熊秉坤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在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得知熊秉坤在场时，主动提出与熊秉坤会面。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溥仪来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熊秉坤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辛亥年任湖广总督的瑞，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辛亥革命中的关键性人物。瑞曾任职上海道、江苏布政使，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办新政卓有成效，处理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若干劣绅，还给湖北官库积累下数千万元银两。但就是这个瑞，也成为促成武昌起义爆发和成功的反面推手。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曾领导了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党在新军将士中逐步发展了势力，这成为瑞心头的最大担忧。

　　1911年9月，革命党因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致一些党人被捕，新军革命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到瑞手里。瑞依照名册屠杀了彭楚藩等三位革命党将士，并悬首示众，但对名册上其他人却未及时抓捕。新军革命党为此人心惶惶，湖北革命党人因而决意率先发动起义。

　　武昌起义当夜，瑞听闻士兵暴动，立即找来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避。楚豫号兵舰管带陈德龙则劝说：督府太危险，而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此话正合瑞心意。

　　于是，新军工程营的炮一响，瑞连大门都不敢走，令士兵在督府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带着妻妾仆役儿子媳妇等等，一大家子从狗洞里钻出去，逃到楚豫号兵舰上。

　　如果说，瑞对新军革命党领袖的格杀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那么他在起义当夜的出逃，则加速了革命成功的脚步。由于湖广总督出逃，清军士气大泄，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瑞也在楚豫号兵舰躲不下去，顺流直下到了上海，被故交犹太富商哈同收留在上海租界。

　　事后，清廷对瑞下了“逮京治罪”的处分，但此时清廷已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处治拒不回京的瑞。瑞在上海租界灰头土脸地躲了四年，最终窝窝囊囊地病死了。

　　端方是清末满族官员中的翘楚，这不仅表现在他就任了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而且他开明地支持立宪。早在戊戌变法时，他就是满族官员中十分难得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时，端方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在慈禧派出的五位出洋考察立宪大臣中，端方是最重要的一位。正是他向慈禧进言“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令慈禧放下心来立宪。端方在地方任上大力改革，虽然出于清朝官员的身份，他不得不防范革命党，但他对被捕的革命党人的处置相对比较温和。

　　光绪和慈禧过世后，端方被摄政王载沣等人弹劾，罪名是他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真正的原因则是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端方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以载沣为首的少年亲贵欲翦除袁世凯势力，端方自然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端方在清王朝倒计时的几个月里被重新起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被认为是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奏，这项任命因此成为端方与辛亥革命的直接联系点，也成为他日后被部下割下首级的直接原因。

　　端方名义上带着从湖广总督瑞那里讨来的一个团入川保路运动，实际上他只是停在资州观望。端方多次表示过对保路运动的理解，他不仅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而且弹劾了前任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和时任总督赵尔丰。

　　但是，端方释放的善意并不能阻止局势的不断恶化。端方所带的这一团士兵中也有不少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功后，士兵全部剪了辫子，越发激进。新军士兵急于向湖北革命军政府证明自己革命，他们将端方和其弟按在四脚板凳上，将他们的首级砍下，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一路带回了武昌。清王朝中相对开明的立宪派官员端方，就这样落了个身首异处的悲剧下场。

　　在所有描写辛亥革命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袁世凯恐怕是曝光率最高的反面人物。有人斥他为“两面派”，他先痛哭流涕地逼清皇室退位，继而握北洋重兵要挟南方革命党。也有人骂他是“贼”，他迫使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却在共和的日光里做起皇帝梦。

　　然而，今人几乎不知袁世凯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被国人寄予建设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深切期望。然而，袁世凯却辜负了历史的期望。

　　1912年2月27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迎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深知，离开北洋势力盘踞的北京南下就职，是孙中山为限制他而设的门槛。尽管如此，袁世凯表面仍满口答应，盛情接待。

　　临时政府专使在北京不仅享受到正阳门进城的尊荣，还受到了袁世凯宴请。但是就在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地点正在专使住所，兵变逼得专使仓皇逃到洋人开的六国饭店，据说有人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其后，天津和保定也起哄式地跟着兵变了。

　　事后查明，兵变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是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指使众说纷纭，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曾授意曹锟和一些军官，找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袁宫保走了，我们没人管了！”虽然历史对兵变幕后尚无定论，但袁世凯的确惯用此种伎俩。这次兵变不仅令临时政府迎袁南下的愿望落空，更深远的影响是它姑息了军人干政，成为民国军阀霸权的开端。

　　一年后，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为扫除共和障碍，再次使用此种伎俩，派人暗杀了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如果说袁世凯的政治生命有清朝重臣、民国总统和复辟皇帝三个阶段，那么权术和军人霸权就是他衔接三个阶段的最管用工具。

　　1913年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9月，南京被北洋军攻陷，讨袁运动失败。得意的袁世凯着手筹划帝制复辟，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称帝。

　　自以为登上权力顶峰的袁世凯，成为共和国的公敌。革命党人遂发起护国军起义讨伐袁世凯，其中蔡锷率领的云南讨袁护国军声势迅猛，成为袁世凯最大的心病。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郁郁而死。

　　辛亥革命爆发前，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人，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不仅被推举为革命军政府都督，还断断续续地当了几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之所以成为资历较深的辛亥革命元老，一是因为武昌起义时他是武昌新军的协统，二是因为黎元洪圆融规矩的性格能够以不变应付多变的民国政坛。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学堂，后来成为严复的学生，并得到张之洞赏识，因此改投陆军之后，顺利升为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的最大特点是为人谨慎，胸无大志，规规矩矩。他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

　　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作为清军将领，本意是阻止革命，但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也没有继续弹压。在起义爆发前，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原本已经选好了革命军政府都督，但起义爆发后，事先定下的领袖人选或是被杀或是出走，革命军一时群龙无首。恰巧，黎元洪在陆军特别学堂的学生吴兆麟在起义后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他对黎元洪印象良好，遂推举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

　　当时，黎元洪就任都督即便不是如传说的“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也是迫于无奈。黎元洪答应就任之前，首义功臣、革命党人张振武已将所有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出，黎元洪已骑虎难下。

　　但是，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故被称作“黎菩萨”。后来，他亲见武汉三地相继光复，加之士绅汤化龙规劝，黎元洪才终于答应就任都督。黎元洪从此成为首义的象征，首义功勋也为他赢得了后半生的政治资本。

　　在孙中山没有回国、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的过程中，黎元洪的威望甚至不低于革命元勋黄兴。后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都出任副总统。很多政客也喜欢这个面相老实的副总统。

　　难得的是，黎元洪虽然最初对革命不以为然，但就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后却支持共和。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他都没有“变节”屈从。黎元洪断断续续地当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曹锟将其赶下宝座，不久后去世。

　　秋瑾留学前就在上海创办报纸，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积极宣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为投身革命事业，已身为人母的秋瑾还与夫家诀别，脱离家庭关系，赴日留学。一介女子的秋瑾留学科目竟心向军事，她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自称鉴湖女侠。

　　秋瑾在日本结识冯自由、陶成章、蔡元培后，加入了光复会；后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她曾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但未果。1905年7月，秋瑾在同盟会员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任督办，计划联络浙江、上海的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但计划泄露，不幸被捕。

　　面对审讯，秋瑾毫无惧色，她根本不屑于跟审讯官员谈革命党的事。面对严刑拷打，秋瑾留下了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赴死。

　　鲜为人知的是，女中豪杰秋瑾所设计的军制也十分高明。她为部队设计了三三制的结构，比北洋新军二二进制更灵活，后来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北伐军，所用的军衔跟秋瑾的设计相似。

　　可惜的是，秋瑾赖以成事的人是当时的会党，其散漫习性无法适应先进的军队编制。这不仅连累秋瑾牺牲，也让秋瑾精心设计的军队建制，直到民国黄埔建军后才被采用。

　　也许是因为章太炎先生“国学大师”的名号过于响亮，以至于世人几乎忘记了他早年也曾是一位革命家。

　　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作为维新人物，在上海与汪康年等人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有趣的是，正是因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日益与革命主张靠近。后来章太炎加入了光复会，也成为同盟会的元老，同盟会聘他担任机关报《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

　　章太炎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因为登门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严格说来，此次不算坐牢，待遇也比较好。另一次坐牢则是因为《苏报》文字狱案，1903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要求，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将《苏报》主要撰稿人章太炎、《革命军》作者邹容等人拘捕，并查封了《苏报》报馆。

　　《苏报》的老板是陈范，主编是章士钊，章太炎仅仅是撰稿人，报馆被查时老板和主编都走了，但章太炎却不肯走，因此被判刑三年。章太炎和革命名士邹容被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里，备受虐待。监狱里的印度看守经常对他们群殴，他们后来以绝食反抗，邹容被。此案因此引起英美领事恐慌，章太炎的牢狱生活得以改善，刑满后被释放。

　　《苏报》案是章太炎一生的分水岭。此前，章太炎是革命家，但坐牢回来他声名大噪，相较于政治，他反而更关心起学问。加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太炎因《民报》经费与复刊、政府定都、暗杀光复会成员等问题，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屡次出现分歧和罅隙，政治路径渐行渐远。深感失望的章太炎决意不再过问政事，潜心学问，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位核心人物。武昌起义发生前，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议长，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等行径，感到十分愤怒。

　　武昌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汤化龙主动找到革命党人，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使得立宪党人不得不有所作为。

　　当天开会商议，汤化龙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答应就任都督，并指挥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在清朝海军舰队里任海军大臣萨镇冰的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时，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

　　应该说，武昌首义的胜利有立宪党人的功劳。立宪党人主要是中国士绅阶层，他们利用与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保持中立，并且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地位。

　　立宪党人还帮助革命党人巩固了革命成果。武昌起义后，仅凭不足四千之众的革命士兵，显然无法捍卫武汉的起义成果，汤化龙倡导的市民自治组织“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立刻投入维持秩序的工作。除武昌外，在浙江和江苏，名绅张謇和汤寿潜也和汤化龙一样，投入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努力。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和温和了许多，革命并没有扰乱百姓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