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商机网多年来,如何让符合条件的残障儿童无障碍地进入普通学校学习,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是邰丽华一直关注的话题。她建议,“拒绝一切形式的教育歧视。”所有幼儿园应当承担接收本社区内特殊需要儿童入园的主体责任,保障适龄特殊需要儿童就近入园、应随尽随。
为保障“双减”政策免于流于形式,胡卫呼吁各中学保证孩子们白天仅有的点滴休息时间,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监管层面,胡卫建议,将抢占课间时间纳入考核体系,请所在区域的教育局副局长牵头负责,督导作为责任主体;在学校层面,请副校长牵头,由年级组长作为责任主体;可在日常巡查的基础上,采取提醒、警告、通报、处罚等方式,夯实保障学生课间休息的校方责任。
刘丽表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性侵,不仅会带来身体伤害,还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希望孩子们可以提前学到防性侵知识保护自己。刘丽介绍,《“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还缺乏全国性、制度性安排,迟迟难以普及。
“双减”政策的落地,使中小学生拥有了走向户外、拥抱自然的时间,家长需要在教育观念方面转变思维,学校也需要在素质教育方面进行深入变革,而把知识教育和旅行拓展结合起来的研学旅行就成了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紧密衔接的创新形式。王填认为,新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要紧扣时代脉搏,与社会发展相呼应,既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又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使学生成为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型劳动者。王填建议,提高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祛除“家务活父母全包办”“成绩决定一切”“安全第一”的思想,给劳动生存的空间。完善劳动课教师的岗位设置,不断提高劳动教育生活化、探究化。
佘德聪建议,进一步修订九年义务教育法,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政策,全国统一免除中小学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改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补贴等方式实现免费提供课后服务;建立中央财政增加中小学教育课后服务专项基金,对地方财政实施统一支付补贴;加快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新建扩容工程建设,全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校、幼儿园公办教师的师资力量配置,工资待遇保障制度,全面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充分调动学校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黄震代表民进中央作题为《推动“双减”政策更加落实落地》的大会发言。他说,“双减”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变革。落实“双减”政策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推动“双减”成为广泛共识,形成全社会合力,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才能实现“双减”政策的主旨和初衷,推动“双减”政策更加落实落地。
黄震表示,“双减”政策群众关心、社会关切。实施半年来,各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推动落实,取得初步成效。在取得良好开局的同时,“双减”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实际问题:部分家长“唯分数”的思想观念尚未转变,“培优补差”仍有很大生存空间,相关配套保障措施亟待完善。
黄震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做好“双减”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工作,让更多家长理解孩子的未来幸福需要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和主动学习的能力,消除焦躁和顾虑,使“双减”政策真正深入人心;学校要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教师要提高专业教学能力、多元评价能力和家校共育指导能力,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基础教育保障体系,切实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以素质和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完善普职分流政策,促进“双减”政策产生实效。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持续努力,就一定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黄震说。
胡卫:挺起职业教育的脊梁,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体制障碍。①横向要融通,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专业教育的横向贯通,为学生发展搭建平台;②纵向要畅通,要打通断头路,畅通职业的升学渠道,特别是要以能力和实操作为导向,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并使它成为职业本科、职业专科招生的主渠道。此外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很重要的是要使职教毕业生在就业、落户、薪酬待遇等方面能够享受和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以此来扭转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缓解家长的焦虑。
霍启刚委员说,“我希望我们香港所有的学校,以及我们以后推广的所有青少年活动、爱国主义活动,要更重视国歌国旗的教育,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尊重国歌、尊重国旗是我们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责任。”
武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科学素质提升,他在接受新华网两会采访时谈到,“对孩子们而言,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无论来自城市或者乡村,他们对科学都具有高度的好奇心和兴趣,应该在他们成长的全过程实施科学教育,助力他们成长为具备科学家潜质的群体,从而产生未来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大潮的精英。”
来自教育第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秀云和兰臻,多年来一直关注农村儿童素质教育。她们建议:要补齐农村儿童美育短板,让音乐美术的大门向每一个孩子敞开。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玉龙结合调研实际,把自己多年来对教育的思考,提炼成《关于落实抵边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议》《关于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体育系统教职工编制的建议》《关于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建议》等20余条意见建议,均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今年全国两会,玉龙将继续围绕教育问题提出建议。“作为一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我会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建言献策,履行好人大代表职责。”玉龙说。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时刻关注山区孩子的身心健康,通过调研走访发现,山区孩子的音体美劳师资较为缺乏。支月英建议,在国家“双减”政策背景下,应增加乡村学校音体美劳师资配置,促进学生五育并举。她认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应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促进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
李君建议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对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企业追究相关责任。
李君指出,所有网络游戏开发者必须强制设置人脸识别登陆,通过人脸识别功能,来预防未成年人登陆网络游戏,游戏的过程中也可不定时进行人脸识别抽查。另外,尽快全面推行游戏分级制度。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来进行游戏分级,限制不良类游戏面向未成人人开放。
放开三孩后,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政策进一步延长了产假,陪产假也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各地产假范围大概是128天-190天,主要省市基本上都是158天。而男性陪产假在7-30天,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
蒋胜男认为,目前产假和陪产假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增加女性的假期,新增的产假进一步加大了产假和陪产假的天数差异,这会加剧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使得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
在蒋胜男看来,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目前的产假实质上默认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这里参考了女性的产褥期是42天,正是非常需要配偶照顾的时期。
蒋胜男还提到,综合考虑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不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及实力差异、职业女性个体对生育的不同诉求,“建议将产假分为强制性产假和弹性产假两部分。例如国家规定128天的法定产假,这部分产假期间的工资像目前的产假一样主要由社保基金支出,另外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本单位的弹性产假政策在员工手册等内部制度中明确。企事业单位可以自行决定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X天产假,产假期间工资照发或者不发放薪酬。这样企事业单位可以将产假作为一项福利量力而为,员工也可以在择业时自行选择符合自己预期的单位。有利于避免职业歧视,加强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她还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因为全国一盘棋也便于各项法规和政策的高效落地和执行。
关于“育儿假”,蒋胜男认为,“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体天数应考虑家中子女数量。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颁布新增育儿假的规定,大多数地区要求育儿假在子女3周岁前享有,父母双方每年育儿假的天数在5-15天之间。育儿假的新增为父母对子女的时间投入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制定统一的标准。考虑到3-6岁的幼儿也需要父母大量照顾,建议1、育儿假在子女6周岁前均享有;2、每个子女对应的育儿假天数为父母各5天,同时规定15天封顶。”
孙伟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立法,从国家层面统一将产假从98天延长到至少18周,探索延长配偶护理假为至少3个月。同时,进一步提升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争取做到个人不再支付生育医疗费用。
孙伟说,可以考虑将城乡居民生育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实现城乡居民生育保险的全面覆盖。“对于领养新生儿的父母,也应当平等享受产假、生育津贴等生育保险待遇。”在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方面,孙伟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产假时间,从目前的98天延长到至少18周,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孙伟还建议,参考国际社会关于父亲育儿假制度的经验,研究探索延长配偶护理假为至少3个月,未休的配偶护理假不可转移给女方,配偶护理假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以减轻就业性别歧视,推进平等就业,进一步体现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导向。
面对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五年呈持续下降的势头,黄细花在《建议》中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一、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提倡自主生育。虽现在有意愿生育四孩及以上的夫妇占少数,但鼓励生育不限多少胎,更符合国情发展,建议国家发改委开展调研,尽早放开生育政策的限制。
二、加大转变生育观念宣传。相关部门要从过去宣传“只生一个好”转变为宣传“多生孩子利国利民”,并加大宣传力度。
三、发放育儿补贴。“放开了”仍然“不愿生”,担心“养不起”等经济社会因素是影响生育的更大阻碍。可考虑发放生育补贴,例如,儿童从出生到满6周岁,国家财政每月发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四、加大政策托举力度。国家财政部、教育部、税务部门可研究实打实地给予家庭帮助。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房产方面,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返还或减免一半房贷利息;医疗方面,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
五、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且重返岗位时累计工龄。目前各省均延长了产假,但若延长产假的成本由企业负担,可能导致企业尽量不招聘女职工。因此,国家财政应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六、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大龄未婚女性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独立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相关部门应出台政策允许单身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育权利和福利。
要让更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很重要的一条措施便是通过税收手段鼓励生育,切实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目前,依据国家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家庭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郑坚江认为,这项政策仅考虑的是家庭适龄子女的教育经费支出,并未考虑托儿、抚养等支出,且扣除标准较低,对鼓励生育二孩、三孩的税收支持力度不足,达不到鼓励生育的效果。“建议提高家庭生育二孩、三孩的子女教育支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即二孩按3000元/人/月标准扣除,三孩按5000元/人/月标准扣除。”
本次两会上,金李带来多份提案。其中,他将在两会上就“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加快生育保障制度建设”提出建议。为进一步提升民众生育积极性,加快生育保障制度建设,金李提出五大建议,一是实施长期的个税减免和经济补助政策。二是大力兴建公立托幼机构,提高儿童入托率。三是进一步完善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增加儿童医疗的国家投入,为个体家庭减负。五是对于多子女家庭提供较高基本居住条件保障。
周燕芳就关于为女性减轻育儿压力、维护职业发展权益,提升生育意愿提出八方面建议。
在周燕芳看来,开放三胎政策无法决定性地提升生育率。只有设立涵盖婚恋、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社保等多方面完善的支持计划,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建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合理分担机制,全方位支持保障女性权益、减轻女性育儿压力,才能全面保障家庭发展,从根源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谢文敏委员建议,地方社会保障体系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按月发放生育补贴,健全现行社保已经涵盖的生育津贴外,还应另行增设生育补贴制度,鼓励育龄家庭生育意愿、减轻育儿负担;扩大参加生育保险的育龄妇女范围,广泛适用生育补贴制度;完善养育休假制度,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生育二孩奖励性产假,增强育龄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大力推行男性陪产假;政府承担起基本责任,支持托育产业发展,补足家庭育儿短板。
贺丹认为,托育服务需求太紧迫了,普惠的托育服务可以参照幼儿园的标准来制定补贴的办法,包括财政补贴、政策补贴,应借鉴养老服务体系和普惠幼儿园服务机构经验、建议一步到位,不要先从社会服务为主再到普惠、最后再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因为人口问题太紧迫了、托育需求非常迫切,希望国家加强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达到十四五的普惠托育建设标准,参照各地幼儿园标准制定,不仅要补床头、补砖头、补人头,使优质托育服务能够降价,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目标。
翟美卿建议,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功能,为生育妇女提供更多优待政策及福利措施。促进婴幼儿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如公益托育服务站、哺乳室、妈妈之家等,优待二、三孩妈妈。
此外,政府可通过适时出台母婴用品保障性采购目录,鼓励地方发放生育消费券、育儿津贴等措施,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更多生活福利和物质支持。
王明洋建议:充分发掘一切现有幼儿教育资源,停止盲目新建、扩建公办幼儿园,减少国家财政浪费。
提高公办幼儿园满园招生,降低公办园运营成本,减缓财政压力。近年来,由于疫情导致国际经济形势趋紧,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有些地方连公办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没办法保障,拖欠工资时有发生,包括给普惠幼儿园的生均补贴也都拖欠不给。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办园却投巨资建设豪华,装修奢侈,建议国家应将有限的教育经费花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办好九年义务教育,保证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科学合理规划财政投入,将现有未满园招生的公办园招满学生,杜绝盲目投资建设豪华公办园。
向社会购买服务、委托管理公办园,降低公办幼儿园的生均培养成本支出,促进公办幼儿园学位发展。支撑一所公办园的正常运转,政府不仅要一次性投入巨额建设费,而且财政每年还需拨款上千乃至数千万元维系正常运营。为使政府投入幼儿教育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及经济效能,解决政府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建议政府可釆取免租金、奖补政策、向私立幼儿园购买学位、或者委托服务管理公办幼儿园等方式,来达到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这样,政府在幼教方面的支出,比政府自己办公办园可节省30%至65%的开支,即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达到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目的。目前多地政府如成都、西安、江苏、湖北、广西、天津、江西等地都在积极推行公办幼儿园委托管理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通过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学前教育发展新模式,有效解决了公办园资源不足、政府财政压力大、教师编制不足等现实问题,促进了公办幼儿园学位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提升了公办幼儿园学位比率,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
洪明基认为,普惠幼儿园不能变成“普亏”现象;普惠性幼儿园不应搞一刀切,经过两三年努力,普惠性质幼儿园比例大幅提升,缓解了学前教育上学难问题,但普惠园园费下降后,以亲子班变相收费、餐费在涨,另强行推动民办园转普惠园过程中,出现教育质量下降,优秀老师离职、新老师直接带班、原来不错的幼儿园双语教学和特色兴趣班被一刀切取消,幼儿园变成保姆班、托管班,呼吁对于家长的教育素质差异化需求,教育部门应予以更多关注,让普惠园降费不降质,办出质量、办出特色、不只强调降费、应考虑持续性发展、在生存的基础上持续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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