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涡网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开始的前一天下午，出版人苏芒来到国贸三期二楼的宴会厅。作为创始人，她将在慈善夜上第一个发言，被要求提前来这里排练。

　　扶梯上到二楼，一辆辉腾汽车被摆在红毯起点，这个位置意味着任何来参加慈善夜的明星都必须经过这辆汽车才能入场，他们需要在这里与它合影。这是辉腾第二次赞助芭莎慈善夜。当被问起原因时，苏芒将其归结为慈善夜为明星与品牌制造出的亲密关系：“前一年李亚鹏和王菲在一起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这辆车的前面拍的。”两人离婚后，这张照片在网上大规模传播，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看到了他们背后的辉腾汽车。

　　当苏芒走进国贸三期的宴会厅时，眼前的一切正从无到有被搭建起来。在大厅前方，一个巨大的书形舞台将被作为投影背板播放画面。整个空间被幽蓝的光晕渲染，工作人员为此已经工作了两个通宵。苏芒兴奋地全场奔跑，不断地喊：“这个太震撼了！这怎么可能啊？建一个城市啊！你们老板做事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要干死了！”热情洋溢，动辄兴奋，眼睛闪闪发亮，拥抱着她的工作人员。

　　芭莎明星慈善夜以名人众多闻名，这些关系大多来自苏芒个人。前一年是这个慈善夜创办的第十年，那个夜晚，苏芒决定挑战全新极限——邀请100个明星与100个模特。

　　“我那些明星可不是假的。”苏芒提醒，他们不但有周杰伦、成龙、章子怡这类娱乐明星，甚至还有马云、张近东等商界人士。

　　为了吸引王菲，苏芒在那一年特别把自己的善款捐赠给了嫣然天使基金会，华谊、李连杰、成龙等同样拥有名流资源的基金会也得到了拨款，这些都保证了芭莎慈善夜的明星质量。

　　第十一届慈善夜苏芒筹划了9个月。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卓越的人而言，邀请100个明星都让人心生畏惧。当苏芒正苦于如何筹办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时，她的朋友王潮歌邀请她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自己最新执导的《印象国乐》。

　　王潮歌是一个擅长用那些宏大景观渲染情感的女性导演，《印象国乐》则来自她对中国民乐演奏者在现代遭到冷落的不平。

　　这场演出中，王潮歌没有只是让演员们演奏乐曲，也让他们开口讲述自己的命运。当观众途经售票口、剧院大厅、长廊、电梯与咖啡厅时，所到之处皆能看到民乐艺术家的表演：管乐演奏家与他的妻子；笛子演奏家以音乐向对方告白；二胡演奏家诉说自己从小学二胡，如何因二胡而安身立命的经历；琵琶演奏家携学生依次登台表演……他们以感性个人化的方式，讲述着演奏家与音乐之间的真实故事。

　　和以往的演唱会与音乐会不一样，王潮歌在《印象国乐》中通过情感、场景的变化，把各个演奏环节串成了一个舞台剧，给了演奏者以身份、生命，配合音乐，通过他们的故事与遭遇产生一种情感力量。

　　苏芒出生在济南的一个古筝世家，不到5岁时，便被逼迫天天弹奏这种乐器。“就跟家长逼弹钢琴一样，它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力，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苏芒说。

　　苏芒15岁那年，因母亲担心偏科严重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让她比同龄人更早尝试高考。“想考一类大学分数的就是音乐学院，否则我不可能来到北京。”

　　比起枯燥的乐器，苏芒更喜欢浪漫主义文学。在大学时，她开始写爱情小说与诗歌，一种“年轻人一听就明白”的爱。

　　这种对民乐者命运的渲染令苏芒回忆起了自己作为古筝演奏者的遭遇。“他那个指挥就说您很忙，穿过长安街一定堵了很久。你可以去歌厅，你可以去夜总会，你可以去看电影，你可以去跟朋友吃饭，为什么来看一场国乐呢？其中一个人说我吹笛子已经30年了，另一个人说我和我的师父说我下辈子还要吹笛子。”这种迫切呼吁一下子让苏芒“热泪盈眶”。

　　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听王潮歌和中央民族乐团创作的《印象国乐》，从5岁开始学古筝，那似水流年，翻涌而来……我从出生便长在音乐里的前20年……已如隔世之远，箜篌、筝箫、琵琶的琴弦……流泪听琴声，少年！它是那笛箫绵长的悠叹，筝阮圆浑的悠颤，紧紧的琵琶密密麻麻，我那民乐里的少年……我放弃了你，你却永远在我心里，从没有离去。

　　相信共鸣并擅长利用这种情感力量符合苏芒一贯与世界相处与激励他人的方式。苏芒常常把自己做杂志的动力归结为第一次去美国培训时与当时Cosmopolitan主编见面的场景。当对方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做杂志是要帮助人的”，苏芒从中获得了力量。“这句话真的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苏芒说。也是从那时起，苏芒对她所从事的事业开始保持惊人持久的勤奋。

　　《智族GQ》的主编王锋曾经是《时尚先生》的主编，《时尚先生》是时尚集团的另一本杂志。当谈到和苏芒的交往时，他回忆起的是苏芒说自己常常会一个人在家，夜里看庄子和那些古代诗词，读到泪流满面。

　　李冰清曾经是《时尚芭莎》驻上海的编辑。“她只是看到我写的一些稿子，并没有说一定要我，”李冰清回忆，“但当另一本杂志突然也说要我时，她就变得很紧张。她当时正在度假，就让编辑部主任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来《时尚芭莎》。”第一次接到苏芒电话时，苏芒用她的方式激励了李冰清，她认真地说：“从此之后，这本杂志南边的大门就由你来掌管。”此前她们甚至还没有见过彼此。

　　“她永远都觉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她的一个特色，”李冰清说，“但作为一个新人，你会因此特别有斗志。”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我相信在你的手是握着拳头的时候，你的底气是顶出来的时候，你有爆发力的时候，你有激情的时候，你的灵感也好，你去说服别人的能力也好，你甚至能调动你自己所有的组织能力，调动一切的能力，高度专注，那个效果特别好。”苏芒说。

　　有一段时间，因为太专注，苏芒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定“法力”。有一年在三亚搞活动时，忽然暴雨倾盆，苏芒的员工打电话劝她使用第二套方案。苏芒说，不用第二套方案，没有第二套方案，雨必须停。“然后就真的是趴在地上开始祈祷，用全部的专注力，然后雨就停了。”苏芒专注地看着我。

　　还有一次是在慈善夜十周年，那天暴雨橙色警报，到了四点多忽然下起大雨。苏芒想，这不行，因为外面全是大电视，几百万元的音响。“别笑话我，”苏芒说，“真的是水泥地，我‘啪’就跪下了，必须要停，一定停，停下来，我在做慈善，十周年，我在做慈善，在做慈善，一直在那里，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等我站起来出去的时候雨就停下来了。”最后很多明星走的时候对苏芒讲，来的人都是怀着善念来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巨大的善意聚在一起雨就没下来。这让苏芒非常受鼓舞。

　　在为《印象国乐》哭泣之后，苏芒在一周后的一天忽然意识到了这里有她期待慈善夜达到的情感力量，她应该邀请王潮歌来执导芭莎慈善夜。

　　就这样，王潮歌把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舞台变成了一本翻开的书。整场慈善夜将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就像一场戏剧一样，苏芒、李冰冰、成龙、沈南鹏等戏剧中的角色将作为这场舞台剧里的演员登场，以声情并茂的诗朗诵诵念着自己的慈善经历以及与《时尚芭莎》的故事。

　　而穿着红色礼服的苏芒则要从一个十米左右的舞台上在一群山区少数民族少女的搀扶下第一个走向观众，舞台在这时开始呈现出冬天风雪交加的氛围。

　　“你们已足够有名，也已经足够成功，为什么现在还牵挂着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颗慈善的中国心。”苏芒表情真诚热烈，大眼睛中闪着兴奋的光亮，雪白的牙齿被精心打理过。

　　来之前，苏芒在《时尚芭莎》12月刊拍摄现场绘声绘色地为章子怡描述过这个场景，随后，她朗诵了这段台词。坐在化妆间镜子前面，章子怡皱着眉头听完后请求苏芒。“我能指导你一下吗？”她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调都往上扬？你不能一直往上，要有抑扬顿挫。”

　　2013年10月15日，苏芒生日的前一天，由于生日当天她要飞往巴黎参加曾梵志的画展，时尚圈的品牌方和她的下属决定在这一天为她献上生日礼物。当苏芒来时，这间白色的、充满香氛气味的办公室里已经堆满那些有Dior（迪奥）等品牌名字的鲜花。

　　苏芒作为一名时尚杂志的主编，无数刚来到中国的公关公司想要拜见她，如何让她抽出时间约见自己则需要运气。其中一个公关公司拜见前先快递来了一个LOEWE（罗意威）的手提包，当拎出这个包时，苏芒像一个被讨好的儿童一样开心地告诉助理，这个可以接见，这个可以接见！其他不可以接见。

　　当得知徐克正在她的编辑部楼下拍摄，苏芒从办公室的花海中拿起一盒玫瑰前去探望。

　　“您这一部3D真的更细致了，我代表我们办公室送您一束花，真的很美丽很美丽！”苏芒说。

　　“是是是！您在那边休息休息，这束很美的。我们照个相可以吗？谢谢，谢谢！祝您成功！”苏芒说完走出了化妆间。

　　在经过摄影棚大厅时，苏芒看到地上铺满样衣，它们把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板全部占满。“好大的卡司，”苏芒赞叹，“你们的杂志咋跟我们比啊？”苏芒自言自语着。

　　如同世界上所有依靠独特性格闻名的时尚杂志女主编一样，苏芒同样擅长制造戏剧效果，并让人们对她产生向往，乐于讨论她。她在其中时而轻浮、拜金，时而充满幽默感、感染力与一种让人喜欢的少女般的可爱。

　　在时尚圈关于苏芒的传闻中，有一则是在《时尚芭莎》刚刚创刊时，有个美术编辑因为加班过久，他的女朋友要和他分手。苏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亲自把他的女朋友叫到自己办公室不断表示自己的歉意，随后，打开一柜子的化妆品跟她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你想要什么随便拿。”苏芒喜欢强调《时尚芭莎》是她和编辑们共同的梦，那些物质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有编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常常指着那些化妆品与奢侈品做出保证，这些都是你们的，我为你们而工作。

　　不过，与安娜·温图尔因品位优渥而导致的冷漠与疏离不同，苏芒的戏剧感来自她的兴奋和乐观，擅长与下属缔造一种共同的事业，以及一种迫切为事物赋予意义并让你感受到其真诚的能力。就像每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

　　《时尚芭莎》在2001年创刊，在那一年，苏芒带领她的团队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办公室里进行着辛苦的创刊工作。当时，《ELLE世界时装之苑》《时尚COSMO》已经进入中国很多年，作为后来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时尚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至今记得在网络还不够发达时，他们如何只能通过邮寄光盘获得美国总部的帮助。在那一年开年会时，苏芒和他们一起幻想了这本杂志十年后的样子。“因为我们当时做得很辛苦，当时忘了谁想到了一个小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梦想，编辑都在国外度假，滑雪，在海边晒太阳，然后苏芒去看秀，卡尔·拉格斐都打来电话，说要请她吃饭。”沙小荔回忆，对于那个小品，时尚集团总裁刘江记忆最清楚的则是他们在表演时把广告客户都变成了自己送上门来。“100万算什么，500万再谈吧。”刘江笑着说。

　　“可以说，我们当时的梦都实现了。”苏芒说。在今天，Harppers BAZAAR（《时尚芭莎》）在中国早已超出了仅仅作为一本女性时装杂志的范围。除了母刊《时尚芭莎》中国版之外，苏芒还创办了《芭莎男士》等其他三本杂志。这些新类型在BAZAAR的国际体系里前所未有，这极大改变了既有规则。中国的芭莎成了版权输出方，在《芭莎艺术》创刊的三年后，全球出现了八个版本。

　　2008年8月，大量品牌因北京奥运会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在那个月，《时尚芭莎》的广告收入达到了历史新高——2700万元，全体员工非常振奋。

　　当时的芭莎办公室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茶几，那是这个空间里所有人的视觉中心。一个下午，苏芒拿着那本九百多页的杂志，伴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来到了这个茶几前。她把书重重地摔在上面，巨大的声响引得所有人侧目，人们都扭过头等着看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已工作近十年的资深员工，两个人就像精心排练过一样，当苏芒把手从后面伸向他时，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给了她。苏芒随意翻到了杂志的一页，拿着这张人民币在上面了四下，恰好拼出了大约一张纸的面积，然后说：“我想印钞机也不过这个水平吧！”她指的是这本杂志的单位面积的价格比纸币还要昂贵。

　　刘江喜欢这么形容苏芒，“单纯、认真，对时尚热爱，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特别愿意追求新事物”。刘江关于苏芒最清晰的回忆是在《时尚芭莎》刚创刊时，下班时飘起小雪，“她会跳着走路”。当公司的厨师邀请大家包饺子的时候，“她的热情马上就会被点燃，又弄馅，又擀皮。她有品位，对好东西充满渴望”。

　　1993年，《中国旅游报》的记者刘江和他的同事吴泓辞职创办《时尚》。刘江在那时希望把这本杂志做成康泰纳仕的VOGUE，“那个杂志最好，广告最多”。

　　大学毕业之后，不喜欢弹古筝的苏芒一心想要从事文学工作。不过，没有一家出版社或报社愿意雇用她，为了留在北京，她只得去了武警文工团。

　　就这样，当有人打电话告诉苏芒有一个草创的杂志时，苏芒成了最初加入《时尚》的七个人之一。

　　在一开始，苏芒并未如她所愿负责内容，而是被安排去拉广告。不过，苏芒没有感到灰心，她不认为这是丢人的。“我觉得我很自豪，就好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要养家糊口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苏芒说。

　　作为一个销售，苏芒的表现很快让刘江惊讶。“她去国贸，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老板在外面，说赶不回来。苏芒就问，她今天会不会回来。对方告诉她会回来。她就在那儿等，一直等了六个小时。”刘江回忆。很快，刘江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房地产的广告，她一去就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餐厅的广告，她一去就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信用卡的广告，她也谈成了”。

　　苏芒第一次真正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是在27岁那年，她在那时面临了自己的第一次职场危机。

　　那一年，她有了孩子，同时，集团承诺将她提升为《时尚COSMO》的主编，她将要离开销售的位置，负责梦寐以求的内容。

　　“我星期天生孩子，星期五才休息。”苏芒回忆。不过，当她休完三个半月的产假再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已经没有了。

　　“她非常厉害，回来以后没发胖，又特别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刘江回忆。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行业一样，时尚杂志社当时正飞速发展，不允许有丝毫懈怠。“那个时期我们压力非常大，不能允许有断，我临时让别人做了她做的事，她很失落。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没辙，从客户上来讲，丢一个都不成，丢一个都可能会亏损，多一个可能就是有微利。”

　　苏芒一开始很不理解，觉得所有人在刁难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后来我理解老板没有经历过员工生孩子，他不能相信员工生孩子之后会很快进入状态。当时唯一一个想法就是绝不能输。”苏芒说。

　　为了赢，为了有精力做更多的事情，苏芒从那时开始有意训练自己的专注能力。她从一个她曾采访过的外企高管那里学来一个方法，把人生看作抽屉。

　　“你有很多的抽屉，你要善于把不同的事放在很多抽屉里，当你拉开这个抽屉之前，就把别的抽屉先关上。当时刚生完第一个小孩，没有一个母亲不会牵挂那么小的孩子。交给一个陌生的阿姨，这不可能的。当我离开家，扭下钥匙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没有小孩，我没有小孩。从我下了班要回去的时候，我在打开门之前，我在把钥匙插进去的时候，我会说我没有工作，要非常强悍地去训练自己，非常不容易。”苏芒说。

　　《时尚芭莎》创刊的最初三年对于苏芒而言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她当时担任三个工作，主编、广告总监、出版人，这三个工作应该是三个人来做。“老板让我找广告总监，但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多做一点，一个杂志开始还是很重要的，就这样一做做了三年。”

　　在《时尚芭莎》刚刚创刊时，苏芒有四年的时间一直失眠。“别人会不断地质疑你，各种问题，让你日思夜想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你睡不着。”

　　那段时间，她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本子，在失眠的漫长夜里，苏芒不开灯，在黑暗中想到什么就写出来，直到疲惫不堪睡着为止。

　　“她甚至晚上做梦都是梦到工作，而且工作可以和白天接起来。”徐宁说，“比如说睡觉之前这个工作做到这一步，做梦的过程中，就在梦里继续往前推进，早上起来再往下走。她就像一个很勇猛的猛兽吧，但她不会伤害别人，她眼中没有任何人，就是朝自己的目标去抓动物。”

　　有一段时间，苏芒想要提高《时尚芭莎》的报道水准。一个新闻类从业人员提醒她对图片投入过高而对文字投入不足，并建议苏芒，你能找最贵的摄影师，也应该去找刘瑜这种最好的作者。苏芒一下子变得非常振奋，她不断感谢对方，称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种表现让对方十分意外：“很多中国人当听到别人建议自己什么时，他们都会想很久，但苏芒不会，她会立刻表现出她的兴奋。”苏芒拒绝困惑或停滞不前。

　　《时尚芭莎》成功之后，苏芒又开始了她激进的扩张，她要再做一本《芭莎男士》。在芭莎全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本男性时尚杂志。

　　“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苏芒说，“不同意？那我不要钱也不要人，赚了钱是公司的，赚不到5000万我什么都不要，先骗着公司让我做。”

　　在中国，拿到刊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芒无法立刻让《芭莎男士》独立，她先是让这本杂志和《时尚芭莎》共用一个刊号。当《芭莎男士》拥有刊号之后，苏芒又立刻把《时尚芭莎》的刊号共享给了另一本准备独立的电影杂志。

　　“她的目标设定特别清楚，三年5000万。一个人这么热心地去做，自己没要求加工资，人员上也没加几个，等于不要一分钱投入，完全这么凭空做出来，何乐而不为？”刘江说，“她就这么一个一个复制了自己的芭莎系。”

　　当谈到苏芒身上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亢奋时，刘江把它归结为在不断成功之中对自己选择方向的认可和信心的加持。“这种兴奋越来越强烈，”刘江说，“一个事情就这样成了，用这样的方法，再做一个事情又成了，对人的信心是一个增强。”

　　2013年9月10日，苏芒的时间表上一共有10项工作，从九点半开始，她要在金融街与Facebook首席执行官对谈，参加国家会议中心的万达商会，在银泰为“《芭莎艺术》校园行”驻场，参加章子怡《非常完美》的首映。而当得知章子怡这次无法参加慈善夜时，苏芒又决定晚上去丽思卡尔顿请求成龙为慈善夜捧场。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和她的同事说，见了大哥什么也不说,我们就喝酒，先把自己喝死再说！

　　那一天里，苏芒去的十个地方分别在北京东、西、北三个至少距离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苏芒和她的司机必须严格计算好时间，从一个地方准时离开，再开车准时到达下一个地方。

　　临近黄昏，当苏芒又一次准时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和她的助理甚至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掌来，赞扬她太棒了。苏芒显得很兴奋，但这却让人一下子觉得这一天忽然成了一个竞赛或者游戏，它绝不是现实生活。苏芒想要赢，这种赢让它变成了一场戏剧。

　　时尚集团是一个介于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企业，它的期刊属于旅游局，广告公司则属于私人。两年前薪资调整之前，工资都是接近国企的标准。苏芒有着旺盛的斗志，但她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她无法用高薪资去驱动她的员工和她一样努力。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动用奢侈品界的免费资源。时尚界充斥着大量全球范围内的品牌邀请。很长一段时间，时尚集团的员工需要去外地出差采访名人时，往往会先看看各种品牌在当地有没有活动，在使用品牌的酒店和机票参加活动的同时，完成他们的拍摄与报道工作。

　　“苏芒不会守住自己的资源，这跟其他杂志主编完全不一样。”苏芒的一个编辑说，“苏芒觉得我的资源也是你的资源，但是你要通过这个资源去拿更多的资源，带回给《芭莎》。你自己在其中拿了什么东西，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苏芒还会不断在卷首语和访谈节目中宣传这种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每天都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明星打交道，拿着品牌的免费机票去全世界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苏芒反问。

　　苏芒喜欢把时尚理解为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竞赛：“它的指标是绝对的，只有一个标准，没有什么中等时尚、第二时尚，这里面没有任何逻辑，就是做到最好。”苏芒喜欢将自己的顽强追求与她所理解的“时尚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极致的精神就像她在那些欧洲奢侈品工坊里看到的，“一个印花要印90次，一张羊皮必须要经过无数次的鞣制才能产生这种无限的赞叹”。

　　“对苏芒来说，她确实没有公司化的机制，但是作为年轻人，你跟她工作久了，你可能会离不开她。因为她一直希望你变得更好，所以你离开后会害怕不在这条去往更好的路上，你害怕你已经被取消了资格。”徐宁说。

　　刚毕业的赵婷婷是苏芒的助理。在一次会议中，苏芒要求刚来到芭莎的赵婷婷能够全部记录下她所说的内容。“你知道她讲话非常快，”赵婷婷说，“第一遍有一半都没有记下来。”苏芒在这时教给赵婷婷了一个方法，她要求赵婷婷用左脑听，右脑指挥手去写。“一定要强制性地记。”苏芒说。“她是我的老板，我可能有那种紧张意识，真的激发了我的潜能，她讲完我就写完了。”

　　还有一次赵婷婷要写一篇编辑选记，她写完已经凌晨两点钟了，发给苏芒时，苏芒立刻回了一句“婷婷写得太好了，进步太大了”。“她还要求其他同事发微博说婷婷加油，一起鼓励我。”

　　2013年10月14日，苏芒要去参加一个青年励志类节目，当她看到采访提纲里面的几个问题时，已经坐在车上的她变得非常气愤，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宁可吃泡面也要买名牌包？”

　　苏芒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属实，它们缺乏最基本的调查。她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在电话里，她要求编导修改脚本。“不确认问题让我上台，我会非常尴尬，观众会冷不丁提出这些问题，朴实、执着、勤奋在漂亮行业同样需要。”

　　“这个时候要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要勇敢有担当，”苏芒对她说，“你可以成为更棒的人，解决它，我用这个事情锻炼你，你明白了吗？我们是一体的，不要担心，你刚刚开始，你还小，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人。”

　　晚饭后，当助理告别时，苏芒在她推门走出包间的那一刻，又对她说：“加油婷婷，你今天表现非常优秀，真的进步了。”“我会越来越好的。”助理认真地点头。

　　“苏芒注重各种细节，她每天都在想，这个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她想出一个新东西就要立刻实现，这是她这么多年能成功的原因。”徐宁说。2012年5月，《芭莎艺术》在香港举办了“艺术之夜”，在这个夜晚，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邓文迪等知名人士、香港藏家都会到场。“这个活动在香港，比在内地操作难度大得多，同时它的规格又很高。工作人员已经非常辛苦。”徐宁说。

　　就在开幕的前几天，苏芒在同一个酒店里参加了另一个晚宴，与“艺术之夜”更符合国际礼仪的长桌不同，这个晚宴使用了圆桌，苏芒觉得非常完美，她立刻要求全部改方案，改成圆桌。

　　“市场部的人告诉她第一这要增加预算，第二圆桌本身就比方桌更昂贵。但老板的风格就是让你改就赶紧改。”当得知改成圆桌需要多增加60万元预算时，市场部的人不敢自己面对苏芒，他们叫上了徐宁。

　　苏芒听到之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她指责他们：“你们动不动脑子，我去哪儿找60万？第二就说你们什么事都让我想办法，能不能承担点儿责任？”同时哭得非常伤心。

　　“我认识她七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都是因为感动，比如讲完某个话，或者慈善夜成功结束，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

　　“当时别的人都走了，我就留下来坐在她面前，当时我也很难过，我不希望我做一个活动让她这么崩溃，因为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她就是这样，对每个细节太注重。她问我，刚才她是不是失态了。我说你确实失态了。她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老板如果做这一件事让你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其实想告诉她，她其实很累，很辛苦。

　　“以前也许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过，她一下子就冷静了，不哭了。我当时感觉到她被触动。”

　　但很快，苏芒又回到了她原来的价值观中，在一次中层会上，苏芒跟所有人说徐宁批评了她。“但她不是说我做得不好，而是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工作态度，觉得我敢这么去说她，她觉得特别好，她希望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件事被这么说出来之后，徐宁觉得已经不是他们当初所沟通的内容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在同一个地点参加过一个晚宴，她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她已经知道没别人好。”徐宁说。

　　“兰姐，我是芒芒。”苏芒在电话里说，“别生气，我发了短信给您，您没回，我等您不生气再打电话，您了解我的，那两个人我塞不进去。”在这年慈善夜，俏江南的老板张兰希望苏芒能把她的两个朋友安排在自己的旁边，苏芒发现张兰坐的主桌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位置。“但我不会让他们离您太远，您自己好好的，我亲亲您，您知道我心细如发，您和我是亲人一样的感情。”

　　当谈到苏芒与其他主编对待名人的不同态度时，李冰清讲了一个故事：“现在很多杂志都说要推本土时装力量，但苏芒的做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邱昊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羊毛标志大奖的设计师，当得知邱昊获奖之后，苏芒第一时间跑去上海表达祝贺，更关键的是，她会亲自带着陈鲁豫等明星朋友去他的店里买他的东西。“其他主编更多的会先看，看你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她们的态度还是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

　　在名流面前，苏芒绝对主动。苏芒常常把男性名人、富豪称为“哥哥”或“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很多很多年很好很好的朋友。”她说。女性名人则被她称为“姐妹”，“冰冰是我的姐妹”——两个冰冰都是。而她们则会亲密地称苏芒为“芒芒”。

　　当谈到苏芒与当时很多时尚行业从业人员的不同时，参与了《时尚芭莎》创刊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当时作为时装编辑，我们喜欢那些长得有特点的女孩，她们在片子中造型感和时尚感更强。”在那时，吕燕是中国最知名的模特，很大程度上因为她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但苏芒明白，这种形象并不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苏芒要的就是漂亮。”沙小荔说。在一个一开始严重受到外国规则影响的小圈子里，苏芒更希望取得的是中国大众的认可，去迎合他们，再获取影响力。这让苏芒很快改变了全球BAZAAR的策略，作为一个时装杂志，她不再使用那些模特，而是使用在中国人眼中更具辨识度与作为浮华生活代表的娱乐明星。

　　拍摄时装片需要那些最新单品，但在《时尚芭莎》创刊的年代，时尚品牌并不会把非常好的单品放在内地，它们大多选在香港。这就导致在一开始大部分时尚杂志都只能拍摄香港艺人，那里有更全面的奢侈品货源。

　　但苏芒很快改变了这一切，她坚持让内地明星上时尚杂志的封面，这对中国时尚杂志而言是第一次。而在一个品牌资源与明星资源并没有充分交融的时代，苏芒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把明星介绍给品牌高层，促成他们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苏芒受到了明星们的拥戴。

　　这种主动姿态造就苏芒今天的社交奇观，苏芒号称自己是最早看好章子怡和曾梵志的时尚杂志女主编。在很早的时候，她便预感到了他们的成功，随后，她和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同时，苏芒还是第一个给邓文迪杂志封面与正面报道的时尚杂志女主编。在2008年，邓文迪正准备全面在中国推广社交网站Myspace时，她的办公室就租在苏芒的楼上。当邓文迪非常不满地控诉张朝阳的搜狐如何以猎奇和反讽的语言描写自己时，苏芒则亲自在杂志上撰文肯定了邓文迪的不凡。在那一年的慈善夜，邓文迪不但亲自参加，拍到了全场最贵的一幅艺术品——周春芽的《桃花》，还为苏芒带来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苏芒推崇成龙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当成龙开始他的国际巨星之路时，他的一个师父告诉他，永远只能当一个好人，一个英雄，一个代表正确价值观的人。当李连杰试图通过演绎阴暗角色在电影表演上获得突破时，成龙忠诚地把这句话贯穿到了他的电影角色中、为人处事里以及和政府的关系上。

　　苏芒的杂志以能搞定众多名人封面闻名，不过，她对名人报道的方法却也注定无法令她真正赢得尊重，那完全是奉承和安全的。2008年，当《芭莎男士》的主编认为也许李宁将会是点燃火炬的人时，苏芒决定邀请李宁登上8月刊的封面。但当时，李宁已经很久没有接受采访了。为了说服李宁，苏芒想到一个办法，她先让她的编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通篇赞美李宁的文章发给了李宁本人，告诉李宁他们将刊登这篇文章，一篇没有对李宁进行过任何采访和接触的文章，请李宁对所有采访与拍摄完全放心。

　　这种影响力与日积月累的名流资源终于在2008年得以爆发。在那一年，苏芒与她的市场部总监景璐每天等在奥组委门口，最终拿到了在奥运期间申办活动的资格。“其实这个资格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有一场演唱会发生了塌台事故，这使得主管单位把一切活动都禁止了。”苏芒回忆。

　　2008年，这场少有的在奥运期间举办的非官方活动星光熠熠。除了奥组委的官员、众多明星，奥运会更多为她带来的是邓文迪、布莱尔等国际级名人，使得芭莎慈善夜一时为整个中国所知。

　　随后的两年里，苏芒继续把她的活动与国家大事紧密结合在一起。2009年，她把慈善夜放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期间长安街一家顶级酒店里，2010年则在上海世博园内。这三年成为“芭莎”这个品牌收获巨大知名度的三年。

　　“这是她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说，“她想的不只是这能卖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她不是一个专门做杂志的杂志人，而更像一个政治家。”

　　除了杂志之外，苏芒的扩张还体现在实业上。当苏芒发现《时尚芭莎》的价值观能够真实影响中国富人阶层时，销售出身的她开始羡慕那些阿斯顿·马丁或者宾利的代理商，他们卖出去的是一个真正昂贵的商品，苏芒和她的名流圈也许能影响富人阶层的购买能力，也让他们向往，但她的商品只是一本20元的杂志。

　　因此，在《芭莎男士》之后，苏芒创造了《芭莎珠宝》，相比而言，这是一个更加类似产品册的东西。“就像男人愿意看汽车杂志一样，女人也应该对珠宝充满向往。”苏芒说。

　　而更有创造力的是，这本杂志的团队还创造了一个叫“百媛会”的组织。“她们选择了一百个有购买能力的女性加入这个组织，和苏芒共享她们的圈子。百媛会带着这些女性进行购买，实行严格的排名制度与人数控制。如果有人想进入，那么最后一位将被淘汰。”一位重庆时尚发布中心的负责人说，他们曾通过《时尚芭莎》邀请这些名媛来重庆做过活动。不过，这个组织也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一个在《芭莎珠宝》工作过的人说，事实上，在《芭莎珠宝》成立的三年里，它只卖出过屈指可数的珠宝。除此之外，苏芒还做过两档电视节目，这两档节目的名字同样极具苏芒本人特色，它们是——《芭莎绝对时尚》和《芭莎必须时尚》。

　　在欧美，时尚杂志的产生与时装设计师、专业模特、时装评论、灵感缪斯等时装工业的相关部分相伴产生，根植于时装工业，时尚杂志起到了设计师推荐、时装教育、购买指南，以及潮流判断等专业作用。

　　但如同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依靠一个在落后境遇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作为美好物质的载体，时尚杂志在这个国家的意义将与在欧美截然不同。

　　“刚创刊时，我更多地把《时尚芭莎》理解为一类视觉杂志，但苏芒不同，苏芒喜欢在精神与价值观的层面去解释它。”《时尚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

　　苏芒天然明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当国门再次打开时，时尚杂志远比时装产业的其他部分更早地登场了。在它们诞生时，中国甚至没有那些真正的设计师、模特以及规范的时装教育。相较于更复杂的设计师文化、模特与国民的时装品味而言，时装杂志无疑更容易出现。

　　在一个时装工业没有成形的时代，时尚杂志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梦想或者欲望，一种关于浮华生活与奋斗的期待。苏芒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她更多以自己的欲望而不是以时装去理解时尚杂志。因此，在《时尚芭莎》上，你能看到那些在国外时尚杂志上无法看到或者并不重要的气质与内容被刺眼地放大了，它们是励志故事、商界女性、金钱崇拜，甚至是国学或者平面电影。苏芒决定让更有影响力的明星而不是超模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比起时装本身，《时尚芭莎》更多在中国幻化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虽然《时尚芭莎》是一本时装杂志，但苏芒首先强调的是这本杂志的文字而不是图片。“这是它成功的开始，它的文字是基于这本杂志价值观的体现。”

　　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时尚芭莎》真正乐于讲述的是这些女性的“成功”，用苏芒的话说，“写的是她们的奋斗，而不只是她们的成就”。2008年7月，邓文迪接受了苏芒的访问并登上杂志封面，苏芒在文章最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邓文迪，一个丝毫没有被财富惯坏的女人。”2012年7月刊，在李冰冰的封面故事中她写道：“人生是竞赛，我想赢，我要赢，我要努力做冠军。”

　　“因为我一点儿都不虚伪。我觉得如果你想过美好的生活，但你不追求个人成功只想靠不正当的方式，我不愿意这样去号召，给你描述只要嫁了一个白马王子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这样一个虚幻的东西。我认为你想过好生活不要寄希望于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成功，而且人只有短短的一生，别人能行你也能行，”苏芒这么解释她所支持的成功学，“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爱情那当然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苏芒也渐渐确立了这本杂志拍明星的风格。“我们慢慢开始为明星的包装建立起一些自己的特性，那就是这个人要有很强势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要很有劲、很强势，要很美。”沙小荔说。

　　刚到《时尚芭莎》时，李冰清的片子总是被毙，一个资深的编辑告诉她，很简单，你只要把人物的头、脖子和腰椎拍在一条直线上，这就过了。“她的框架是她觉得女人一定要端庄。端庄的标准是什么呢？大礼服、盘头，站姿或者坐姿要笔挺笔挺的，光要非常明亮，非常有富丽堂皇的感觉。”

　　而《时尚芭莎》第一次出现让苏芒线年纪念刊的章子怡。“这组整体都很好，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美艳的，但绝不取悦于别人，没笑，不再靠过分的妆容，几乎是光靠人物状态。”那一次，苏芒先是仔细地跟化妆沟通，又跟章子怡本人沟通，就连“整个影棚里放的音乐也是有沟通的”。苏芒说：“我们那种感觉想象的是安娜·卡列尼娜。”

　　芭莎美学除了端庄之外还体现一种极端。苏芒喜欢强调“接地气”，而不是一味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时尚杂志圈常把这种极端归结为中国富人阶层的穿戴对苏芒的启发。“有一次，她的时装编辑看到一个温州富婆十个手指戴着十个戒指，她们认为中国富人喜欢这种表达，这很快得到了苏芒的认可，也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一个视觉编辑说。在《时尚芭莎》的美容片里，这种极致与物质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负责珠宝与美容的美容总监董刚创造了一种把珠宝镶嵌在模特的脸上，配合妆容效果的美容大片，它更多的是展示炫耀的美而不是实用性。

　　某种意义上，按照“中国特色”做事情的苏芒也从不在乎什么西方时装规则和专业性，这常常让她的编辑很是苦恼。

　　2013年10月9日，苏芒和她的团队在宋庄一处摄影棚里拍摄章子怡，时装编辑为这次封面选择了全部的“高级定制”。

　　苏芒让她的工作人员把这些衣服一件件拿到化妆间里，她把它们依次在章子怡面前打开，等待章子怡的意见。章子怡对其中的一件表示出了反对，她觉得那一件太隆重了。苏芒带着章子怡的意见来到了楼下，她要求时装编辑用一件成衣去换掉这一套“高级定制”。

　　“那个不行，高定和成衣不能出现在同一套片子里。”时装编辑抗议。“你看Dior给你的，那倒是高定，跟工作服似的，为什么Dior的高定做成那个样子呢？它叫它高定就是高定？谁也不能绑架了我们，不用拘泥这个。”苏芒有些生气了，“我要的是好看的封面，不是runway（走秀台），衣服好看最重要，效果最重要。”

　　“这很不professional（专业），”苏芒离开之后，时装编辑抱怨道，“这种做法就像把贫民窟的生活与上流社会混为一谈。”

　　在中国，《VOGUE服饰与美容》和《时尚芭莎》常常被看作是两本最顶级的女性时尚刊物，然而，在专业性上，中国版的VOGUE与《时尚芭莎》截然不同。

　　除了每年的纪念刊会选择多人构图或者礼服外，中国版VOGUE的封面大多是一个模特穿着一个单一准确的设计站在一个单色背景中，凸显时装和设计本身。而《时尚芭莎》的封面则完全像是一个奢华的电影或者戏剧，几乎每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无法见到的盛装场面。

　　当VOGUE刚刚来到中国时，苏芒曾经在卷首语暗讽这是一个没有价值取向的产品，她认为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最顶级的梦。她不明白，只会使用超模作为封面的杂志为什么要称自己是顶级的，那些超模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或者中国梦。

　　不过，自2012年开始，全球的时尚杂志集团都在积极应对新媒体化，苏芒的观点或将被改变。康泰纳仕的大部分媒体已经将发行工作交给了亚马逊，而随着亚马逊开始涉足奢侈品电商，时尚杂志将变得更加专业、实际以及强调推荐作用：人们可以直接通过iPad上时尚杂志的介绍链接到电商上完成购买。在进入中国前八年时间里，伴随着时装业的完善，严格在时装专业规则之内做事的《VOGUE服饰与美容》利用单纯的背景和明确的设计起到了教育初级市场什么是真正的设计的作用，在向实用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被苏芒认为不够炫耀性的做法或许是更专业和更正确的。

　　2012年，《时尚芭莎》的明星编辑唐宜青前往美国读书，第二年暑假回来的第二天，她去苏芒的办公室探望了她。苏芒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边学到了什么。唐宜青和苏芒描述了她在那边的见闻：“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校园里所有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没有人拿着杂志在看，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时尚信息。”

　　“其实我离开杂志社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新媒体是接下来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美国的经历证实了我的判断。”

　　在一开始，苏芒的反应非常排斥。“她说现在新媒体有赢利的吗？等谁赢利了我赶快去做不就行了。我当时没有说话，我是回来和大家叙旧聊天，分享这么长时间的心得，之后我就回去休息了。”

　　半个月后，唐宜青突然接到苏芒的微信，让她回电话。“她特别直接地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是你什么时候完全毕业回来，第二问我新媒体怎么做。我很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说你不是不做新媒体吗？她说做啊，我没想明白我当然不做，如果我想明白了我当然做。”

　　见面之后，唐宜青按照她的思路告诉苏芒利用《时尚芭莎》现在的资源可能能做什么，未来能做什么。“她就一直在听，她就说特别好特别好。我也很震惊，因为我发现你跟她说的这个东西她不再抗拒了。芭莎整个就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唐宜青说。她至今记得第一次去《时尚芭莎》面试时的情形：“他们看到我的简历，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我当时还没有提问题。”同时，看中唐宜青的还有《芭莎男士》。“见完之后中午就跟《芭莎男士》和《时尚芭莎》的人一起吃饭，他俩就在饭桌上抢我，他们说你来我这儿，你来我这儿，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特？”

　　让唐宜青做出决定是在见到苏芒之后。“她那天穿了一个大的V领裙子，半隐半透地看到她的胸，然后她就突然特别热情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荣辱与共。我当时想我不是来面试的吗？”随后，苏芒开始和唐宜青讲述自己的理想，“讲我们的杂志是什么样的，她想做一个最好的杂志，如果我来做应该做某一个领域最好的编辑”。

　　“有一段时间我想要逃开这种东西。”唐宜青说。2012年，唐宜青选择了留学。“但我在美国待了一年，我发现我逃不开那个东西，芭莎包括苏芒依然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东西，我去掉不了这种气质。”

　　在与苏芒见过两次面之后，苏芒带着唐宜青见了时尚集团总裁刘江。“她就特别激动，坐在那儿跟刘总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她让刘总相信她，她做的东西从来没有赔过钱。”随后，刘总同意唐宜青和苏芒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新媒体产品。唐宜青暂停了她的留学计划，回到《时尚芭莎》。“我真正决定留下来就是那天，之前我还没有下百分百的决心。”

　　“有时候我特别烦她，她原来特别爱周末半夜给你发一个关于事业的奋斗的或者某一个创业的微信或者短信，就觉得很烦。因为那个时候你在休息或者你处在休假状态，那是你的老板发过来的，你会很紧张。”

　　不过，在做了老板之后，唐宜青越发地敬佩苏芒，她发现自己更能理解苏芒了。“我原来觉得她身上有些不可理喻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会这样干，并且我开始做老板后会发现她身上承担的东西很多。她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并且她会鼓励手下、保护手下、表扬手下，去激发别人的创造力，并不是拿威权。她没有上下级的概念，她跟你说这个事她觉得不对就是不对。她说事的时候会很强势，但是做人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地强势，我们出去吃饭甚至都是她在夹菜。”

　　慈善夜到了，一个珠宝商人正在往苏芒的脖子上挂两串自己家的项链产品，他们希望这两条项链能够随着苏芒的照片一起在第二天登上各大媒体。第二天，时尚集团的另一本杂志编辑正在津津乐道地讨论苏芒身上那一天究竟有多少赞助商的产品。“她一共挂了两串项链和四个手镯。”其中一个女编辑说。

　　在那个晚上，《印象民乐》的导演王潮歌将苏芒和她一直以来的慈善夜伙伴融入了一出类似于舞台剧的场景中，他们将伴随音乐在这个舞台剧里扮演他们自己，情绪化地向在座的嘉宾诉说自己这十一年来的慈善故事。当听到她的两个在《时尚芭莎》做了十年以上的同事回忆艰难往事时，苏芒泣不成声。

　　当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苏芒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做事非常注重行动力和效率，最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做成的能力，大大超越只停留在那里的想象与评估，要勇敢。”

　　2013年9月29日，一辆奔驰开往清华大学，苏芒和她的女儿坐在车的后座，她要陪她一起去看贾斯汀·比伯的演唱会，那是当时那个15岁小女孩喜欢的男歌手。

　　苏芒手里拿着装有演唱会门票的信封，当打开这个信封时，她的女儿兴奋地叫了起来。“妈妈，是第二排！”她说。

　　“真的吗？宝贝！太棒了！”苏芒说，“你到时候可以跑到台上，和比伯一起跳舞，妈妈在下面用手机给你拍照，传到YouTube上你就红了！”

　　“你想出名吗？想出名就要付出，你踩着第一排的肩一下子就到舞台上了。”之前，这个女孩告诉过她的母亲长大想当演员。

　　即便危机重重，但在当年10月，《时尚芭莎》纪念刊的广告额也已经超过4000万元。因业绩优秀，在BAZAAR的全球表彰大会上，赫斯特集团国际杂志总裁兼CEO邓肯·爱德华要求苏芒第一个上台发言。他希望她能为全球BAZAAR主编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

　　在传统媒体危机重重的时刻，苏芒用她一贯充满自信、热情与积极的态度把一句中国名言当作演讲主题分享给了女魔头们：发展就是硬道理。她告诉她们，这句话来自她的祖国，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