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午梅近况审美人格是一种远功利而入世、融小我入大化的诗性人格。它追求以无为精神来创构体味有为生活，着意于生命过程的诗性自由。审美人格的精髓是以美涵容真善，以情提领知意。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功利实用观念不断强化的当代生活中，审美人格正日益凸现其独特的人性尺度指向和生命标杆指向，其本真、和谐、超越等特质，拓展了人与现实关系的情感、诗意、反思等张力纬度，为人性涵育与人化生存确立了重要的主体条件和理想目标。

　　孔子主张将“道”、“德”、“礼”、“仁”的追求和修养都内化为心灵的悦——“乐”，即经过情感的转化由外在的规范而成内在的自觉。“乐”之于孔子，既是具体的音乐艺术，也是心灵的快乐自由，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姿态和人生境界。颜回之乐与曾点之乐，知者之乐与仁者之乐，疏食饮水之乐与曲肱枕之之乐，儒家倡导的始终是积极进取、悉心融入的生命过程及在其中所体会、所升华的精神愉悦。这种“乐”的本质就在于将个体生命融入到群体社会的广阔图景和历史宇宙的宏大进程中，使个体生命的得失、忧乐、存亡都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与更崇高的目标。这就是“仁者不忧”之“乐”，即依仁达乐，是在道德与责任的圆满中完成人格与生命的升华，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与情感舒逸。

　　如果说儒家审美人格的精髓是仁乐，那么道家审美人格的精髓可以说是道游。“游”是庄子钟情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具有“戏”的无所待的自由性。“逍遥”是对这种自由状态的形象描摹。鲲鹏展翅，游无穷，无所待。“逍遥游”不是某种具体的飞翔，它象征着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精神的翱翔，因此它也是绝对意义上消解了一切物累的心灵自由之游，是一种物我两忘而与天地为一的达道体道的具体状态。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人与道契合无间，融入生命之中与万物并生而原天地之美，这种以无己无待适性自在为核心的人格理想，虽在复杂的现实景况下不免消极虚无的意味，但其中深蕴的感性生命解放和精神自由超越的想象，内在地契合了艺术与审美的精神。

　　孔子依仁达乐所主张的以美善相济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的理想，庄子达道逍遥所主张的以精神翱翔来实现生命本真自由的理想，在根本上都是要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形上的安顿。在生命的安顿处，中国的哲学、美学、艺术融通为一，而具有审美意味的诗性人格，正是在这种本非审美的泛文化建构中，得以孕生。

　　中国现代审美人格理想传承了古典审美人格传统，也吸纳了西方哲学美学的滋养。

　　梁启超以趣味为审美人格立基。他的趣味精神一方面直接来自儒道的传统。趣味是“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统一。前者出自孔子《论语》，后者出自老子《道德经》。梁启超主张将儒家的责任、健动和道家的兴味、超越相贯通。同时，他又吸纳了康德、柏格森等的情感理论和生命学说，将孔子意义上的悲壮和庄子意义上的适性改造为不有之为的纯粹悦乐，从而在中西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把趣味的范畴由纯艺术和纯审美的领域拓展到人生领域。趣味之乐乃生命实践对成败之忧和得失之执的超越。在本质上，这种趣味人格是一种崇高型的审美人格，其核心是美情的导引，追求的是在大化化小我中实现并体得生命的真美。趣味突出了以美情为核心的生命旨向和人格意向，在真善美的统一中强调了情对生命的枢纽地位。尊崇内心，活得纯粹，乃趣味的要旨。梁启超说自己一辈子都是兴味淋漓地生活，在劳作、在学习、在艺术、在游戏中享受悦乐。由此，生命实践的创造开拓和观照欣赏在梁启超这里可以直接合一，即出与入、有与无、感性与理性、个体和宇宙是可以相契无间的。

　　朱光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将“趣味”改造为“情趣”，并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为情趣定位。情趣也是讲出入有无的关系的。朱光潜提出人生有两种理想，一是看戏，一是演戏。两种人生各有各的好，有情趣的人，就是看戏的能懂演戏的好，演戏的能懂看戏的好，即在出入有无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化。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玩索。玩索是将创造转化为观照，在生命的实践中不浮躁不张皇，出而返观，动静自如。如果说梁启超的趣味是以扬弃小有达成大化来超越有无的矛盾，那么朱光潜的情趣则是通过将有转化为玩索来通向心灵的洞明。梁启超的趣味和朱光潜的情趣或重动入之美，或重静出之美，或突出创造本身之纯粹，或倾心省思观照之意味，各从不同的侧面将生命的实践命题转化为人生的美学命题。

　　让生命与生命过程由实践命题升华为美学命题，是人对自我的审美化，它不是仰仗神与上帝，而是依存于人对自我的涵育。宗白华以意境为中心，通过讨论艺术意境、生命情调、宇宙韵律的关系，诗意深沉地回答了审美人格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艺术意境由形到神到境，是由局部要素到完整生命到精神灵境，由象到气到格，是人类心灵、山川大地、宇宙诗心的影现。因此，意境既是艺术之象，也是独特的宇宙，是伟大人格的象征。伟大的艺术启示着生命与宇宙最深的奥秘，呈示着生命和宇宙的节奏、韵律、条理与和谐。艺术美境、宇宙真境、生命至境妙契于一，缠绵悱恻而超旷空灵，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最切近自然又最超越自然的审美人格之写照。

　　以趣味人格、情趣人格、艺术人格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审美人格，突出了情的本体意义、核心地位及其启蒙纬度，美情既是一种人格的内涵，也是一种人性的向往。

　　进入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以来，审美和美育的问题已特别突出地引起了人文学者的关注。现代文明既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繁荣，也孕生了种种欲望人、技术人、工具人等异化的人和单向度的人，由此，以情为内核的艺术和审美的出场必然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席勒说，人丧失了他的尊严，艺术把它拯救。尼采说，艺术的拯救，现代惟一充满希望的一线光明。确切地说，艺术并不能承担拯救世界的沉重使命，但艺术在生命生成为自己的风格和艺术品、在生命创造作为自由存在的自己、在生命飞翔于大地并诗意地安居中，确实是可以给予生命滋养、呵护、创化、澄明、提升的深层源泉和特殊力量的。

　　知情意在人性中被割裂，一直是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论题。西方现代美学孕生的原初使命就是对于长期被科学世界所忽视的人的感性之维的关注。康德构建了审美判断的情在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之间的通道。席勒进而认为，惟有美的自由观赏才能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并把和谐带入社会。在当代生活实践中，和谐生命的具体形态不应是单一的。在中国文字中，“和”的本义是歌唱的应答与乐器的和声，后引申为不同事物的相辅相成和多样统一。“和”不仅是相从相应相顺相合，也是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因此，“和”的审美境界不是简单趋同，而是在矛盾冲突和多样统一中达致和谐。美能够调解矛盾以超入和谐。它在生命实践中，否定简单单一性、片面无冲突性、绝对静止性、机械强制性等形而上学属性，倡导丰富差别性、多样矛盾性、动态统一性、情感诗意性等审美属性。审美化的和谐生命，犹如精彩的电影和舞台剧，活色生香，矛盾而动态平衡，冲突而升华超越，赋予了生命丰沛的内涵、多彩的面貌和美丽的诗情。就如凤凰之涅槃，毁灭的悲壮成就了新生的欢乐。在那个纯粹的至境中，生命的至美至善至真融通为一。

　　如果说在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中，审美是与人文主义思潮和工具理性批判相联系，那么引入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后，审美则同时承担了工具理性批判和情感生命启蒙的双重职责，它把反对生命欲望化和反对生命工具化同时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中国现代审美人格不仅以情为生命的本体张目，也倡导由启情而美情，最终把情感的涵育导向了人格的美化。审美人格不仅把感性与诗意带入了我们的生活，也把反思与批判带入了我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复杂交融，国人的生存方式和姿态、生命情趣与格调正在大幅度地被改造。在中国当代生活中，人对物质生活的高度热情及其伴生的欲望追逐，人对理性与技术的崇拜追求及其人性的片面发展，人的主体意识高涨所伴生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等倾向，以及后现代解构哲学所导致的意义消解游世主义等逻辑，使人的自身发展面临着复杂的不容回避的挑战。审美人格不仅以它远功利而入世的诗性超拔着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这种诗性本身已内蕴了与实存生活的张力纬度——超越的反思的批判的观审。

　　审美一方面启情而引领人具体真切细腻地感受乐享生活之曼妙，另一方面美情而提领人从一切实际实用的生活中升华起来俯瞰我们自身的生存。就如丰子恺所言，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不久就将朽烂，但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审美来瞥见无限的姿态，认识永劫的面目。审美人格以诗性赋予了有限生命以无尽、现实生命以深沉、物质生命以超越，使个体生命的鲜花绽放而涵纳人生和宇宙的全景，由此，那个最丰沛最充盈最自由最淋漓的自我，正如宗白华所言，在任何一种生活中，都可以给予它深沉永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