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魔人主题曲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

　　◆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

　　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把消灭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9月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对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月21日，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

　　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

　　：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

　　1932年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

　　处在包围中的中国和红军，积极倡导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着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中国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当年，九一八事变中的枪炮声，让那些善良的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就是来自辽宁盘山的王铁汉。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此时，出现了一首歌曲，它还没有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它不仅唱出3000万东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唱出了全国军民一触即发的抗战呼号。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

　　“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

　　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的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当日，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

　　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9月3日，胜利纪念日大阅兵，“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和抗联老兵代表分别在世界瞩目中缓缓行过广场，他们自豪地挺起胸膛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们也再一次无声地注脚着——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图为1931年9月19日，日军所抢掠的东北军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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