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孽鬼相公[摘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宏伟奋斗目标。以党的文献为中心，对“现代化”的用法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审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从纵向的历史维度看，在党的文献中，“现代化”大量使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主要用于国防领域，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现代化”扩展到各个领域。从横向的逻辑结构看，中共对“现代化”的使用，既有顶层设计层面的概念，又有国防、经济、社会、科学、政治等方面的概念。从语义上看，“现代化”在词性差异、逻辑层次、生成路径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当今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现代化”也再次成为高频词。本文分别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横向的逻辑结构以及具体的语义分析三个层面，梳理和研究党的文献中对“现代化”一词的使用，探求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在什么时候最早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之后又提出哪些与“现代化”有关的概念，以及党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的科学内涵、具体用法和使用范围等，从而全面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此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性发展的逻辑。千年未有之变动，带来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中体西用论”“西化论”“中西互补论”等思潮开始兴起。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争论中，中国思想界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并逐步取代“西化”这个偏狭的概念。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概念，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而且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的修正和突破。（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319页。）

　　中国作为当时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概念。1931年秋，瞿秋白在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提出，“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193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青年书中说，“英帝国主义使广东的反动军队更‘现代化’”。（《中共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这两处用法，“现代化”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带有进步、先进的意思。

　　党的文献中大量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是在1938年。在与装备先进的日军交战中，中国切身感受到中日差距，明确提出要实现军队、装备的现代化。1938年1月7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使用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说法。（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此后，党的文件和其他领导人开始较多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从当时“现代化”的用法看，主要是用于国防领域，强调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机械化的兵团。这一认识，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形势的反映。因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一开始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民族独立，在性质上属于防卫性现代化，早期的洋务运动就是从兴办军工企业入手。这一任务，在日本全面侵华后显得更为紧迫。在此形势下，中共提出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是应势而为的。

　　进入1949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问题，“现代化”的内涵逐渐扩展。1949年2月，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指出，“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页。）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强调，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页。）4月17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逐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这是党的文献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到1957年，“现代化”的使用主要涉及经济、国防领域。这期间的主要提法有“现代化大生产”“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等。这些提法中，现代化意指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行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1958年后，“左”的错误逐步蔓延，“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得到充分落实。1966至1974年，“现代化”被淹没在“”的“左”的思潮中，三届人大确定的“四个现代化”很少被提及。中共九大、十大的会议文献都没有出现“现代化”的相关提法。1974年11月6日，在会见外宾后听取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时，作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参见《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5页。）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宣布了中国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此，“四个现代化”又重新回到党的文献中。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决定。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成为新时期党的文献中的高频词。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中国认识到社会主义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不少不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局限于“四个现代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善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 于是，现代化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逐步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替代。相比“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于是，现代化在外延和内涵上得到扩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出现的有关现代化的提法主要有：“现代化道路”“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社会”“农村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等。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其含义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这属于政治现代化范畴，相比此前“现代化”的使用，是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