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少的天价宠儿谁能背负文学的责任是个有些寂寥的问题。承担文学责任的如果不是严肃作家和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单靠网络红人、人工智能和市场可以吗？有一群人在一个会议上把这问题提出来，试图讨论，这就存了一份希望。

　　今年的瑞典作协年会在5月底的一个周末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行。会议开始，主席请与会者全体起立，为去年辞世的会员默哀。紧接着，主席报出一个又一个名字，其中就有瑞典学院院士、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托格涅·林德格伦。我站在人群中，一边静听，一边惊叹，好长的一串名字，还没报完，还没有完——短短一年，竟走了这么多人。

　　虽说令人扼腕，定心想来也明白，这结果合乎自然规律。201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3021名瑞典作协会员中，年龄最大的是99岁，最小的是25岁，平均年龄62岁。写作真是人们口中的“夕阳”产业，夕阳产业可谓有以下特征：利润低、泡沫多、市场呈饱和假象、投身其中者日见其少、从业人士多和富裕无缘。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被瑞典政府就业部门指派免费的经济指导员，以帮助诗人开办一个靠文字自食其力的个体公司。指导员首先要了解诗人的劳动投入和产出，问：“你这本诗集写了多久？”答：“5年。” 指导员本想算出平均写一首诗花多少小时，以弄清一个月能得几首，对应几分稿费。诗人和指导员面对这本5年写就、不过数十页、印数300本的诗集都头疼起来。指导员觉得，这赔本的傻事有什么核算的必要呢！诗人以为，诗集就是他的命；指导员的算法太不文学了：“诗歌的产值和利润不好这样算，写出的诗也不是每首都能入诗集啊。”

　　这是个鸡同鸭讲的案例。然而，如今的问题是，即便同在文化圈，同在写作、图书和出版业，鸡同鸭讲恐怕也成了常态。倘非如此，瑞典作协在这过去的数年里不会多次以此为口号：“语词是自由的，但不是免费的。”这一口号其实是借一个多义词玩了一把文字游戏，就是说，语词必须“free”（自由），但不能“free”（免费）。

　　免费说不是空穴来风。这些年里，瑞典不少作协会员一面能得到来自学校、图书馆的讲座邀请，一面被告知不会有任何报酬，只可在现场签售书籍。“和读者见面，让你和你的作品被看见，不是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事吗？” 邀请方说。“当然，是有趣、有意义，可我们的工作是辛苦的，我们的经济状况是严峻的。不能只拿有趣和有意义打发我们。我们也要习惯于得到合理的报酬。” ——有人在作协内部的通讯中发出这样的声音。更有会员披露，自己被出版社盛情约稿的同时又被无情地压低稿费，几乎到了免费提供书稿的地步。

　　瑞典作协作为联合了作家和翻译家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些基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借此，作协能通过对图书质量兼及经济状况的综合评定，给部分会员颁发一年、两年、五年乃至终身工作基金；颁发采风和考察费；让有需要的作家在一些作协拥有产权和使用权的房子里短期度假和静心写作。但作协不能保障每个会员衣食无忧，更不能让他们借爬格子致富。这几年来，瑞典作协加强了对作家及翻译家权益的保护，聘有律师免费帮助会员审核出版合同，解答相关问题；也和图书馆合作，每有作协成员的书籍被借阅、都收取一定费用、反哺作家；还和出版社有多项合作，等等。

　　但也有作协无能为力的事，比如数码时代给作家及翻译家，给文学带来的挑战。如何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成了今年年会的一个议题。

　　传统的阅读渐行渐远，传统的书籍的写法，书籍和读者相遇的方式等都受到数码时代的强大冲击。

　　有一位知名的瑞典老作家走入书店，仰头见销售排行榜而怆然泪下。他看不懂，甚至带着个人偏见直言：那都是些什么书啊！

　　在纸书时代，读者要抓住的是作者内在的声音，这一切在读者内部发生。而在数码时代，原先那种读书是由读者走进作家内心的模式改变了。在市场营销和新技术手法的翻弄下，粉丝文学适逢互联网和自媒体，论坛和博客等平台促进着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得比文本和内涵更为人重视。

　　瑞典作协内就有两种声音。有作家坚决反对在社交媒体露面，认为和读者画一条明确界限的确会错过很多“时代的噪音”，但那只是被祝福的好事——作家只有在远离社交媒体后，才有更多精力面对真实，沉浸于创作；书籍和作者不是一回事，读者只需了解文本即可，没必要知道作家的脸孔和私人生活，作家可能完全不像其作品那样讨人喜欢。但也有一些作家，特别是侦探小说家及博客写手出身的作家十分喜爱和看重与读者在社交媒体及其他公众场合的直接交流，认为这样才能“被看见”，“被看见”直接促进书籍的销量。

　　在新时代里，出版界关注于挖掘投资有更大回报的文字；电子书和原来的纸质书并非毫无差别，有时差异颇大，电子书的发展还处于动态的变化中，虽未像先前人们担心的那样掀起强大风暴，但确实在图书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有作家不满于电子书的推广者努力以最低、甚至近乎免费的方式推广书籍。还有作家表示：数码时代，很多人可能以为写作是件简单的、人人可做的事， 自媒体更让人人都可在业余时间写出点什么，一旦触到正确的按钮，就可直抵大众、赢得声名——这种认识对文学没什么好处。创造文学需要精力、才华和奉献，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对做得好的工作，需要支付合理的报酬。不少人更以为，不管是谁写的，不管是哪种文本，文本都有同等的、被阅读的价值——这会让很多全职作家更穷困。数码时代书的世界里数量庞杂，有些也许永不会以被印刷的方式出现，便永远地被清除。但很可能庞杂的书籍中没有很多书真是值得一读。数量不等于质量。书籍的世界里不是卖得越多越好，而有些高质量的书，没有市场潜力，其实亟待扶持。

　　在本次年会上，有诗人抱怨自己的熟人和朋友对他出版的新书毫不知晓。他认为根源就在于新书没得到以往那种纸面宣传。出版社将一切公布于官网，而他的名字因姓氏笔画关系，列于一大堆姓名之后。

　　有儿童文学作家抱怨，出版社要求其作品句子简短，第一段甚至第一句就要点明内容。要直截了当，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不只是儿童文学面临这样的“订单”，也是，因为当代读者更习惯于网络式阅读的轻松、快速，他们受不了弯弯绕，不愿意烧脑子；他们在快速和疲惫的生活中求信息，求新奇，求实用，而不那么求哲思和文艺。

　　然而作家怎么办，被市场和数码时代的口味捆绑了手脚的作家如何继续敲打出字符呢？谁还能有文学的深远抱负？谁还能承担文学的责任？有人询问参会嘉宾、一家大型出版社的负责人，出版社为何就不能支持作家？嘉宾王顾左右，语焉不详。

　　但也有与会者以更积极的态度关注数码时代，认为文学并非从一开始即书于纸面。荷马这位盲人在欧洲文学史上被看作祖师爷，盲人在世界其他不同文明的口述文学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说书人角色。那是距造纸术和印刷术遥远的很久以前的时代。而今又是一个新时代，出现了网络，出现了有声书和电子书，甚至出现了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写作者，人工智能可以有不同设定，为不同受众量身定做不同的故事。作家应学习如何在网络上及网络外表露自己。新技术会让作者有新受众，作家应关注包括日益增长的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如何开启和关闭写作的条件。

　　关于写作如何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以及文学的责任由谁承担这样严峻的问题，不是一个年会可以找到答案的。不过，这些年来，在瑞典，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文学是作家、出版人、图书馆从业人员、媒体人、文学政策决定者和读者在共同的敏感作用下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恐怕就能引导出一个答案：文学的责任应由这个系统中的每一分子共同承担。

　　关于这个敏感作用着的生态系统，有作家举挪威人克瑙斯高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为例。认为这套书和希特勒的书同名，已是不敢恭维，翻看内容更乏善可陈。然而，这位作家和这部作品被媒体投入了与其内容不相称的巨大注意，被出版商追逐。严肃写作却无法得到同等的资源。有些人具有话题性，被炒作成名人，借话题效应，他们的书被输送到更多的地方，这是很不负责的行为，媒体和出版商不该助长这种歪风邪气。

　　一位知名的“70后”儿童文学作家认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还是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最大。从大家有目共睹的现状看，出版社在写作进程和市场中对高质量文本越来越不重视，不能仰仗出版社了。图书馆也会变化，纸质书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有声书和电子书会应运而生。更为棘手的是，当今，无论是图书馆员还是教师，他们对文学的知识和兴趣都远远不够。如果说他们还是有些知识的，那他们至少并不懂质量。对他们来说，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作家而已。至于媒体，则很少报道严肃文学和其他形式的文化。这其中当然还有一个文学政策的问题，政治家可以影响和决定钱到底往哪里走。到底是放任市场乱来，还是把文化看作更重要更深刻的东西？如今，文学作品的质量很少被讨论，“话题”和“主题”却被讨论得太多，比如瑞典的儿童文学领域，曾是勇敢和富于挑战性的，现在却缺少激情和责任感。时下，即便没有出版社，也能自己出版作品，长此以往，很难设想，谁能帮助读者区分劣质和高质量书籍。总之，最大的挑战是质量，数码时代让文学的局势更为复杂。

　　语词有价，道路曲折。虽然年会上的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但年会的好处在于，大家聚在一起，发现有相似的困扰：每日孤独地在自己的书桌前奋战；可假如透过天幕，能看到远处无数张孤独的书桌，就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这群敏感、孤单，并不富裕，拿体能奉献文学的人是容易受伤的少数派，但这群人数量可观。这群人中，有愿意、能够和必须背负文学的责任的人。

　　迫在眉睫的纠葛似乎是，不顺应时势，遵从数码和信息社会规律的作家，将越来越得不到报酬并被大众读者抛弃。文学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严肃作家和前述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单靠网络红人、人工智能和市场就可胜任吗？答案不得而知。

　　金钱举足轻重，价值耐人寻味。价值其实不只是报酬，传统意义上的严肃作家一面要在新时代继续挣脱金钱的枷锁，另一面还要努力背负文学的责任；只有背负了这份责任，作家的作品才能有真正的价值：成为无价之宝和精神食粮。

　　写这篇文稿时，我和国内的一位作家朋友提起这个话题。她说数码时代对传统写作的影响，就像工业制酒对固态发酵古法的影响；液态发酵利润高，出版社不关心酒的口味，反正他们只卖不喝。工业制酒或可与古法制酒并行，但替代不了古法制酒，因为有人只喝固态发酵酒。

　　我也听说当今的某些黄酒并非从糯米、粳米或小米采用古法酿出，因为米贵了、工资涨了、成本高了，做成的酒自然没了以前的那份香醇。人们对此也不那么在意，生活继续，没有纯正的黄酒，人们总有其他更时髦的玩意儿注入杯中。

　　以米为原料的精神食粮或许是既没有多少人愿意用心经营，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等待享用。谁能背负文学的责任是个有些寂寥的问题。但还有一群人在一个会议上把这问题提出来，试图讨论，就还存着一份希望。